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不仅谋略过人，而且识人之术，更是独到无双。尤其是，他从“志、变、识、勇、性、廉、信”七个方面，总结出了一整套识人用人的精髓要义，可谓另辟蹊径，令人耳目一新。我们历来讲究继承和发展，纵观近年中国之官道，诸葛先生的宝贵财富，可谓运用得淋漓尽致，甚至登峰造极。下面，我们不妨反弹细察之：

“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那些在大是大非面前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人，往往是没有主见、缺少志向的人，也更容易在关键时刻放弃原则，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倍受社会瞩目的江西抚州市宜黄县“9?10”强拆事件告一段落后，该县政府的一名官员投书媒体，认为“搞城市建设需要进行大量的拆迁，如果迁就被拆迁户的利益诉求，大幅度提高拆迁补偿标准，政府肯定吃不消”，“地方政府为实施地方发展战略，强拆更在所难免，或者说不得已而为之，否则，一切发展免谈”。该官员还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崭新的中国”，“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这样的官员，可谓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集中反映了他的立场、观念和志趣。他的话，也反映了大多数一方霸主的心态和意志。所以，这样的官志向高远，不可不用，而且值得重用。

“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能言善辩者，必是头脑灵活、思维敏捷之辈，也是对该问题深有感悟、深得其道之人。2011年“7?23”d车事故发生26小时之后，官方新闻发布会终于在温州举行。当王勇平被问到“为何救援宣告结束后仍发现一名生还儿童”时，他称：“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之后，被问到为何要掩埋车头时，王勇平又说出了这样的话：“关于掩埋，后来他们（接机的同志）做这样的解释。因为当时在现场抢险的情况，环境非常复杂，下面是一个泥潭，施展开来很不方便，所以把那个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目前他的解释理由是这样，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在讲这段话的时候，王勇平用力一甩脑袋，很满意自己的应变之术。这样的人不可不用，因为他代表了上头的意思，其应变之辞，理所当然地成了更高级别官员的“挡箭牌”，或者说因为一句话，王勇平就成了“替罪羊”。尽管现在被免了职，另作他用，但谁敢说，来日他不能当铁道部长？

“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古往今来,计谋匮乏、遇事束手无策的官员,即使有心为上级解愁,为百姓排忧,也是力不从心。相反，深谙谋略、胸怀韬略之人，必是见识广博、视野宽阔的可塑之才。刘备三顾茅庐请孔明出山，诸葛亮三分天下之论，足见其谋略之深。所以考察“谋”的水平，是选拔干部的重要一环。前段时间，有一件事被炒得沸沸扬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投资约70万元，为日本“满洲开拓团”逝者立碑，以求吸引日商投资。县该常务副县长洪振国说：“方正县的‘中日友好园林’，每年都有日本人来参观扫墓。政府通过立碑，一方面是让来参观的日本人可以找到养父母的名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中日后人了解真实的历史，感受中华民族‘以德报怨’的胸怀，我们是带着反省历史、祈愿和平的想法立碑的。”这样的官员谋略之深远，不可不敬，将来必成大器，一定能成为栋梁之材。不信你就看吧，哪一天他走上高位，一定会建个靖国神社！

“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大难将至，是冷静勇敢，还是畏惧退缩？这是识人用人不可或缺的条件。2011年8月24日22时许，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手术室突发火灾。正在手术的6名医护人员离开手术台，而躺在手术台上被全身麻醉的病人不幸身亡。医生在危急时刻留下正处于全麻状态中的病人自行离开，导致病人最终窒息死亡，公众就此对如今医生的职业操守等提出质疑，有的甚至认为当事医生“或许该负刑事责任”。该院方院长说，当时手术室区域确有六名医护人员，包括两名手术医生、两名麻醉医生、两名护士。方院长还解释说，他们唯一的错误在于对火灾程度估计不够，而手术台又不是几个人能搬动的，随意挪动正在手术的患者，会给患者带来生命危险。你看，人家真是临危不乱、处变不惊！这样的官员，指挥千军万马，定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理所当然要担当重任！

“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俗话说“酒后吐真言”，酒后经常误事或失德的人，必定是定力不足、修养不深之人，若不戒之，恐难当重任。比如，那个两斤白酒之后，出手“非礼”小女孩的某局党组书记林嘉祥，已是尽人皆知，而人们最“耳熟能详”的，是他酒后的那一连串狂言——“我是什么人？我和你们市长一样大！”还有那个喝醉了跑进女子美容院，硬要漂亮女老板为之“服务”的镇纪委书记雷某人，不仅仅是揪住了“不从”的女老板的头发，更在于他的口出狂言——“我是书记，敢不给面子！”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人们在交流中都存在某种心理防御，而酒却可以通过麻痹人的生理功能，达到降低心理防御的效果，此时真情真言将自然流露。以上二位，就足以说明这个事理。可是人家敢作敢为，即使胡作非为，也勇于表明自己的身份。这样的干部，如果不委以重任，真是可惜了！

“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人性本有贪欲，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重小利还是大利，重私利还是公利，重近利还是远利，这是对一个人利益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考证。　2011年1月3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宋勇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2000年至2009年，宋勇担任中共辽宁省盘锦市市委副书记、辽宁省朝阳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朝阳市市委书记、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盘锦立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宋久林等23个单位或个人在承揽工程、解决贷款、职务晋升等事项上牟取利益，多次收受相关人员钱款折合人民币1022万余元。宋勇可谓生财有道，什么渠道都能弄来钱，你说这样的官员由一个市的副书记，提升到另一个市的市长，然后再到书记，直至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不是理所当然的嘛！

“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自古以来，诚信是对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诚信之所以成为考察干部的一项重要指标，就在于时时、事事、处处做到诚信是很不容易的。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在任职期间大肆卖官，将绥化政坛改造成一个庞大复杂的“官市”——以官位为商品的市场。在这起号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卖官案”中，马德被检察机关指控在10年间，共收受17人的贿赂603万余元。据报道，共有265名官员涉案，除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xi]韩桂芝等高官外，还包括绥化市下辖十个县市的半数以上处级以上干部，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余人。马德上边的人咱就不说了，咱就说说他下边的这些人。这些人给马德送完钱后，自己有什么想法、到什么职位，都顺其自然地实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德还是讲信用的，收人钱财，真的替人办事！这种讲诚信的官员，现在不多了，还需要我们下功夫培养。否则，国之大业，后继无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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