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中国共[chan*]党的成立誉为“开天辟地”，有人称中国共[chan*]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上海为“红色摇篮”，在各自的理解上，都有不可驳斥的道理。中国共[chan*]党如今已经壮大为世界第一大政党，而它的出生地，为它接生的城市-上海，恐怕早就料到，在九十年前的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名义聚集在两幢上海典型民居-石库门建筑中的十几个人，会在此决定未来中国的命运，并影响世界的局势。

这个石库门建筑如今的门牌是上海市黄陂南路374号，挂有中国共[chan*]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和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两块牌子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廉政教育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三项国家级荣誉；当年则是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106号，那时一栋是一大代表李汉俊与其兄李书城的家宅，另一栋是私立文博女校，一大代表在上海的住所。

参观纪念馆要领取免费参观券，进行安检，同当今的许多藏有重要文物的博物馆一样，过一道机场那样的板式金属探测安检门。一楼为多功能学术报告厅和贵宾厅，墙上有一面鲜红的中国共[chan*]党党旗，二楼为《中国共[chan*]党创建历史文物陈列》展览厅。这栋虽然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典型的石库门民居风格建筑，却是新建筑，是1999　年　5　月　27　日竣工的纪念馆扩建工程，新建筑占地面积　715　平方米，建筑面积　2316　平方米。有重要文物的博物馆照例是不允许拍照的，纪念馆共有藏品　10　万余件，珍贵文物　2　万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118　套416　件，当然是重地中的重地。

第一部分“中国共[chan*]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展品或是在墙上的展框中，或是在墙下的展柜里，上海英租界界石（mcr），上海公共租界万国商团团徽，德国德华银行在上海发行的纸币，逸园跑狗场的徽章，在显示昔日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西方文化在上海留下的深刻烙印。其实，一大会址建筑本身就有西方文化的影响，石库门建筑虽然大量吸收了江南民居的式样，以石头做门框，以乌漆实心厚木做门扇，但在总体上采用的联排式布局却来源于欧洲，外墙细部有西洋建筑的雕花图案，门上的三角形或圆弧形门头装饰也多为西式图案。我们一般把围束的圈叫做“箍”，这种用石条围束门的建筑被叫做“石箍门”，宁波人发“箍”字音发的是“库”，所以上海的“石箍门”就讹作“石库门”了。

西方人并不是带着传播西方文明的使命来的，上海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发财梦想，所以展品中有上海国棉二厂职工杨凤庭夫妻解放前上工时轮流穿的破棉裤，这是相对于灯红酒绿洋楼洋装背后上海人民真实的一面，正是这样贫富悬殊的上海，产生了阶级斗争的土壤，在五四时期的1919年，中国工人就发展到260万，使工人阶级能够做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文物还有邹容以“革命军中马前卒”写成《革命军》的初版书，在书中提出了“中华共和国”二十五政纲，系统地阐发了孙中山“建立民国”的设想。并有邹容的签名照片。

第二部分“中国共[chan*]党的成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展示了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文学作品的翻译是《青年杂志》的一项主要内容。有《劳动》第二号，其中正面介绍了俄国的十月革命。

第三部分“中国共[chan*]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一部分，出席党的一大代表的照片悉数在墙，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在上排，这八人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以及共产国际的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在下排，这里有后来的汉奸和叛徒、以及脱党者。

但在党内最有影响的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会议，难道还有比共[chan*]党的成立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们去做而不来吗？倒也不尽然，毕竟当时只有五十多名党员，在全国四万万人口中的比例太微不足道了，尽管有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但对于中国共[chan*]党的未来，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甚至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没有太十足的把握，没有太成型的规划，所以没参加会议的不一定信仰就不坚定，而参加会议的信仰不一定就都坚定，但如果没有这次会议确立中国共[chan*]党的成立，中国的未来肯定会是另一种局面。

有参加会议代表的塑像，有转移南湖开会的船模，虽不是文物，但更为直观。展出的《中国共[chan*]党党纲》是译自共产国际俄文版档案，《关于中国共[chan*]党任务的第一个决议》，主要内容是开展工运工作及其他工作的原则、方针。李汉俊、董必武起草的《中国共[chan*]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对于会议的情况记录较细致：

“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

这样就很明确了，会议原定六月二十日召开，却因为人没到齐推迟到了七月二十三日开幕。包惠僧不属于正式代表，只是做为陈独秀的个人代表参会。八个共产主义小组中只有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没有派代表参加党的一大会议，没被统计在内。

陈列有一些早期党员的照片，如李大钊的签名照，汪寿华的照片，罗亦农、柯庆施、周伯棣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时的合影，周恩来、邓颖超、张申府、赵光宸在德国柏林万赛湖合影。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挂钟，李大钊使用过的coron牌英文打字机。只出了一期的《觉悟》杂志、《天问》周刊，汪寿华日记，《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期刊。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上海革命党人起义的陆军旗和吴凇光复军旗。

决定历史重要性大小的是最终结果，决定历史进程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所以纪念馆以事件为串联，以人为本，围绕事件和人来陈列展品。

如果没有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站在北京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那么一九二一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chan*]党就没有这么重要的历史意义，所以毛泽东对于中国共[chan*]党的重要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都是独一无二的。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看他在历史进程中起到推动作用的大小，而不只是看是否最早参与。毛泽东既属于最早参与建党，又是国家和军队的缔造者，所以他是中国共[chan*]党历史上最伟大最辉煌的人物，没有进入党的一大选举出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不意味着可以弱化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从二楼下来到另一栋的一楼，沿中共“一大”会址路标，才进入真正当年一大召开的会址，是一间普通中产阶级人家的客厅，房间不大，却古朴典雅，窗明几净，一张大餐桌就是唯一的会议桌了，看到纤尘不染，就觉得开会的人好像刚刚离开，这个狭小的房间便是党代会历史上用过的最小会议室了，但却是最重要的一个的会议室。虽然光线很好，却是不允许拍照，不能将场景收入相机带走。

厨房很小，很干净，长久不用，已没有了人间烟火气息。

留言处的桌子上一个笔记本一支笔是必须有的，而旁边还有一个透明的“募捐箱”，隔着玻璃，硬币、纸币和外币非常鲜明地展示给想留言的人，与各个旅游景点的寺院中“随缘捐助广种福田”募捐箱是一样熟悉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用金钱投票，也是游客表达敬慕的最隆重方式，景点中有的地方是掏钱买香上，有的地方是掏钱买花献，都没有拿钱募捐直接，但没有其他熟谙事故的游客示范，留言是否要先捐助，留言与募捐有没有规则和比例，我是不熟悉的，又不敢贸然尝试，自身不属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囊中羞涩，所以冷静地看看而已，更没敢舞动春蚓秋蛇去留言。

在文化底蕴上，上海应该是当时中国最新的一个城市，如一片肥沃而没开垦过的土地，一切新的尝试，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一般不容易被视为离经叛道；一切文明或不文明的种子，都可以播种，都可能生存，如建筑是中西结合的石库门，语言是以中国文法英国字音拼合而成的洋浜泾英语，社会是最由非政府非官方的黄金荣、杜月笙等大亨们左右其安宁或混乱。所以西方科学技术能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发达，所以中国形形色色的政治家能在这里畅所欲言地表达，中国共[chan*]党的成立不是上海首要反对和取缔的组织，没有被当成洪水猛兽，因此三十日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也只是一个插曲而不是一场灾难。

一个崭新的政党，在这里被接生；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里被开启。但在这里，却不会终结一个旧时代，这里复杂的背景，适合种子萌芽却不适合茁壮成材，这里不容易被单一的思想所征服，这里也不会代表整个国家大多数民众的意志。所以曾建立在这里的中共中央，在建党十年之后的一九三一年，告别了接生它的上海，到能够代表中国大多数人民意志的农村，寻找更适合的土壤，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一九四九年摧毁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后，上海也就没有了坚守的可能，被诞生于这里的共[chan*]党彻底占领，与全国各地除台湾省和香港澳门外一同走进了新时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