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八月，三哥孙才堂去世整整十三年了。

十三年弹指一挥间。可三哥的音容笑貌依还那么鲜活，他被太阳晒成紫铜色的脸上还是充满憨厚和慈祥。

春节前的一天夜里，我梦见三哥。三哥赤着脚，手中拿着一根扁担，腿上的裤管破得筋筋缕缕。他神情木讷，眉宇间透着焦急。他看着我说，人家田里的秧子都栽完了，惟有他家田里还没有秧苗。我看着三哥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也找不到该用什么话去安慰他。

正在我束手无策时，突然一阵风刮来，三哥云一般地飘走了，我面前顿成一片虚幻。

醒了。我躺在床上，望着漆黑的夜空久久不眠。三哥，你过得好吗？在另一个世界里，你还像过去那样缺衣少穿？十年的生离死别里你是否想起过我们？屋里仍然漆黑，窗外的寒气一阵阵地破窗而入，我忽然感到一阵心酸涌上心头，泪水哗地涌了满脸。

三哥出生于1958年农历7月10日。那是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饥饿的年代。母亲生下他还不到三天，就赤着脚到雨天的菜地里去寻能吃的蔬菜瓜果了，但人民公社的丧钟把每户人家的炊食用品都没收充公了，伙食团里限量供应着能照出人影的稀粥来。母亲一边照料着刚刚出生的三哥，一边还得参加大跃进的疯狂。陀螺般地折磨，母亲心中所有的希望都彻底灭了。有一天晚上，母亲和隔壁三婶去另一个大队干活，箩筐里挑着三哥和另一个差不多大小的堂兄。在走到一个悬崖边时，母亲和三婶再也支撑不下去了，两人看着漆黑黑的悬崖，无奈地准备将熟睡中的三哥和堂兄扔下去。

那是一种怎样揪心的痛啊！两个年轻的母亲在面对亲手扔掉自己的孩子时刻，她们的心情谁也无法描述。然而，就在母亲把已经饿得骨瘦如柴地三哥抱起准备往崖下扔时，三哥突然哭了起来。

凄荒的夜里，三哥尖细的哭声让母亲的神经颤栗着。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刚才的举动是多么幼稚和愚蠢！她紧紧地把三哥抱在怀里，将她早已饿得干瘪的*房塞进三哥的嘴里……

三哥死里逃生。

在我记事的时候，三哥已经没有读书了，他成了家里一个挣工分的放牛娃。不论春夏秋冬，还是严冬酷暑，三哥总是光着脚吆着家里的黄牛水牛一蹦一跳地来来去去。

1975年，17岁的三哥不再放牛了，跟着大哥去当了一名石匠。那时三哥很瘦弱，但他依然和别人一样，努力着把自己的嗓音吼得很宏亮，然后把重达三十斤的大锤抡得雷鸣电闪。

1980年，在苦难中熬过了整整二十二年的三哥用自己在外打石头挣的钱买了一只表。从外形上看，那表很粗陋，但却是我们整个家族惟一的奢侈品。三哥不分白天黑夜地戴在手上，时不时把表放在耳边听一听表针走动的钢响。这时候，三哥的脸上全是幸福，仿佛人世间所有的苦难都与他远去。我常常守在三哥身边，有时死乞白赖地要和他一起睡觉，目的就是能在他睡着的时候偷偷摸一下他的手表。

1982年，二十四岁的三哥好不容易结婚了。说好不容易，是因为我们家太穷，而三哥又只是一个让人瞧不起的石匠。新嫂子有点智障，但是个好人。

婚后的日子虽然依旧紧迫，但三哥却有说不出的幸福。也许，他对幸福的定义就那么简单。几年后，三哥有了可爱的女儿，而我那时已经没再上学，一个人一边偷偷写着小说，一边有心无肠地做着木匠手艺。

我在穷困的日子里渴望着我的作家梦，而家里已经穷得连买本子的钱都没有。三哥知道我的窘境，时不时背着嫂子把他打石头挣着的钱给我三元五元，让我不至黯然神伤。

1987年，父亲不幸去世，母亲成了我惟一共同生活的亲人。我沉浸在当作家的疯狂中，田地里的庄稼几乎不再过问，年过六旬的母亲吃力地在田地里晃动着她佝偻的影子。

这时候，三哥总是默默地来到我的田地里，帮着母亲干活。干完活后，有饭就吃一口，没饭就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了。

1996年，我终于离开农村去《绵阳日报》当了一名记者，三哥对此是高兴的，他不知道能帮我做什么，只是拼命地把他的汗水洒在我的土地上。1998年春节，我生平第一次有钱将三哥一家和大嫂一家（大哥已于1997年服毒自杀）请到家里吃了顿团圆饭。那天三哥喝了很多酒，连说话都有些木讷了。

饭后，我把自己已经穿了几年的一件拉链衫给三哥，三哥二话没说就穿在身上，所有的细节里全是荣光和自豪。穿着这件衣服，我给三哥照相。没想到，这竟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照相！

1998年7月13日，我离开绵阳来了成都，在《四川质量报》作首席记者。有一天，我的传呼突然响了，我一看是家乡的电话，我回过电话，是母亲的声音。她说，三哥病了，在我们镇医院住着。

母亲说不出三哥的病情，但我能从她的语气里判断出三哥的病情应该不轻。我立即向单位请了假，风尘仆仆地赶到医院。三哥躺在一张病床上，昔日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已成蜡黄。三哥有气无力地对我说，他前一段时间只感到浑身无力，本想着拖一阵就能好的，没想到却越发沉重了，后来去医院一检查，医生告知他已经是结核病晚期了。

我的心直往下沉。我从包里拿出一叠钱交给三哥，让他安心治病，钱的问题由我来想办法。三哥轻描淡写地笑了笑，然后问我在成都工作怎么样，我一一作了答。

下午，我回到了成都，心里依然牵挂着三哥的病情。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个传呼，一看是家乡的电话号码，我猜想肯定和三哥有关。我慌慌张张地回过去，一个惊雷炸得我呆若木鸡——三哥去世了！

那天，成都的天空下着瓢泼大雨，窗外轰轰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我不知道心里有没有悲伤，只感到瀑布一般的泪水在脸上倾泻而下。

我疯了般地赶回家，看到的却似一个黑色的骨灰盒。

母亲坐在街沿上，她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泪水，只有一个饱经磨难的母亲才会流露出的深深自责和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

三哥走了！刚刚四十岁的他带着对人世的深深眷恋和遗憾离开了他的妻子，离开了他的女儿，离开了他年过六旬的母亲和深爱着他的弟弟！

埋葬三哥那天夜里，我喝醉了，一次次地念着三哥的名字潸然泪下……

十年过去了，我已经从一个痴狂的文学追梦者成了一名职业作家，而三哥的女儿也已经成了妈妈。但三哥，却像黑夜里的星辰再也没有闪耀过他生命的光彩。不论在梦里还是翻开他唯一的旧照，他依然那样憨笑着，一脸幸福……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