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秋播种之后，便是农闲时节。

每当日头一落，便从村委大院里传出一阵热闹的锣鼓声来。这时候，那些好戏的老婆婆、贪玩的小孩子、爱热闹的小伙儿，都一拨儿一拨儿地飞跑到村委大院儿的戏台子下，闹嚷嚷着各抢各的位置，各占各的地盘儿……待到紧密的锣鼓声一停，人们也就跟着停下来，静下来，鸦雀无声，上千双眼睛紧地盯着戏台。但见戏台上：笛声悠扬，吹出一支小调儿；二胡婉转，拉出一段小曲儿。忽见得布帘儿一挑，从幕后款款走出一位端了一个大大脸盆的姑娘：脸上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胸前垂着两条乌油油的麻花辫。只见她将右手中的小手绢儿轻轻一扬，边走边唱：

“清凌凌的水来唉嗨唉

蓝莹莹的天，

小琴我

小琴我洗衣到河边。

二黑哥哥到县里

去开民兵会呀，

他说是呀

他说是今天转回还。

……”①

唱“小琴”的，即是我的母亲。

漫天星星的夜里，支书婆（老支书的小脚老太太）抱了我坐在戏台最前排，用手指着戏台上冲我道：“我的小淘气包，你看，那是谁在唱哩？”

“俺娘！”我肯定地说。

“对，你娘啊，唱得可好啦。她的嗓子就像那个什么来着？对，叫百灵鸟儿——就像

百灵鸟儿在唱歌儿哩！啧啧，”支书婆咂巴咂巴嘴，像是吃了什么好东西似的，“咱们这一片儿，方圆几十里，可难找你娘这样的金嗓子啦。她可是咱殿南戏班的顶梁柱哩！……”

我对支书婆没完没了的嘀咕不很感兴趣，只觉得自己的肚子有些饿，“俺找俺娘，”我把身子向上扭动了一下，“——俺要吃奶！”

“你说啥？——要吃奶？”支书婆将脸一扭，“嗤，这时候吃不得的，要叫人笑话死啦！”

戏台上，一个胸前带着大红花的小伙子——那脸却涂得很黑，高高兴兴地从幕台后走上来。

“就要吃！”我觉得自己饿得有些难受，倔犟地在她怀里拧了一转儿，一缩脑袋，从她身上跳了下来，向戏台子跑去。

“嘿、嘿！”我爬上了戏台的一个斜坡儿。

“俺的宝贝蛋，乖乖，过来，快过来——你可不能上啊，千万不能上啊！”支书婆踉踉跄跄地张开了双臂，“下来，乖乖，下来呀！”

我回头看了她一眼，不管它，决定还是继续朝上爬。

“姥姥给你买烧饼吃！”支书婆提高了嗓门儿。

于是，我停了下来。

支书婆从后面一下子将我拦腰抱住，“过来吧，你这个淘气包，天煞的，该揍的！”她气喘吁吁道。

“烧饼”自然吃上了——　一到散戏，便由生气的母亲在我的屁股蛋子上狠狠地“赏”了两个“带把儿”的烧饼！

虽如此，我仍恶习难改，每当支书婆抱着我看戏一大谈起我的母亲时，受她咂吧嘴儿的影响，我都会立即说：“俺要吃奶！”

那时的母亲除了唱戏就是排戏，很少关心我。可她却经常说我是她的小尾巴，走哪儿跟哪儿，成天价闹着吃奶——“真是个不值得大人疼爱的坏孩子！”

为了改掉我四岁还吃奶的坏习惯，母亲绞尽脑汁地想出了许多办法。有一次，在喂我吃烧饼时，她终于发现了一个可以实施的好办法：她发现我极爱吃烧饼，而且每次我都能狼吞虎咽地吃下一个大烧饼去！

从此，我就经常吃上了烧饼。

但吃的时间长了，我的烧饼也就吃出了个三六九来：先是热烧饼不爱吃，于是吃干烧饼。再不久，连干烧饼也引不起我的兴趣了。于是就改做烤烧饼。这要归功于我的父亲的“发明”：将干烧饼放在煤火炉的火口边上慢慢烤，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地翻来翻去，后来，就“制作”成了那种焦黄黄而石头一般硬的烧饼。每当看见我举着那种石头硬的烧饼在“嘎嘣、嘎嘣”时，母亲脸上的肌肉就会跟着抽搐一下，再抽搐一下，“难听死了，就像小老鼠在偷吃粮食！”她转过头，厌恶地说。

于是，我吃烤烧饼的事便在殿南戏班中传了开去。从此，我就源源不断地吃到了从四面八方送来的烤烧饼。

那时，常给我烤烧饼吃的除了村会计——那个经常拿了算盘哗啦过来又哗啦过去的大胡子外，再就是那个演小丑的刘飞。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刘飞，喜欢他那成天涂了三块儿小白饼的胖胖的脸。他经常涎着三块小白饼的胖胖的脸，跟在我母亲的身边跑来跑去。“嫂子，让我演‘二黑’吧！”母亲则常常摇头，“不行，二兄弟，还差一截子呢！”于是，小丑刘飞就经常失望，无论做什么事，整天都一副没了魂儿的样子，很是有趣儿。我就经常盯着他看。有一次，或许是我盯得他太久了，用手支着腮帮子伏在桌子上正瞌睡的刘飞，突然将眼睛一瞪，将那张小白饼脸猛地仰起，径直撞到了我的眼皮子上，“——鬼，鬼来啦！”我惊叫着跑向了母亲。

“哪儿有鬼？——是你飞叔逗你玩儿哩。二小，还有空儿玩儿呢。过来，我给你说说‘坐山雕’的戏文，”母亲飞快地说着，又指了指我，“你，一边儿玩去！”

这时候是母亲最忙碌的季节。到年关了，为赶排出几场好戏，我常常见到母亲在戏台上一会儿同斜斜地顶着帽子，穿着“反动派”军装的人逗嘴儿，一会儿又怒睁着一双大眼睛而大声地骂到：“——大刀向反动派们的头上砍去！”

每当我看到母亲气得胸脯一起一伏的样子，我都忍不住想要冲上去，去找惹母亲生气的那些坏蛋们拼命。

有一次，趁支书婆不备，我终于忍不住地冲上去了。

我从后台冲上去，“驾驾”地骑着一匹“大红马”，横冲直撞“敌营”。

我沿着戏台跑了一圈儿，却并没有发现欺负母亲的敌人。正在纳闷儿，突然台下冒出一个虎头虎脑的脑袋，“喂，小孩儿，你干啥呀？”他翁声翁气道。

“我要杀死敌人！”我勒住“大红马”，用手一拍胸脯，“谁欺负俺娘，俺就和他战斗！”

“哄”，台下一片笑声。

“噢——”虎头虎脑的家伙拉长了声音，“就你那小不点儿的样，也能杀敌人？”

“咋不能！”我被他的话激怒了。

“噢，那你敢杀俺不？——俺就是一个国民党！”那个胖胖的家伙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大声道。

“是敌人，就要战争到底！”我一阵恼怒，立即举起手中的“大红马”，“刷”，朝那个可恶的脑袋就是重重地一下。

我的屁股又无端地吃了母亲一顿火辣辣的“烧饼”。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的故乡，很是流行着一种革命新戏，即“样板戏”的。在样板戏的激昂的锣鼓声里，母亲她们演过《朝阳沟》、《小二黑结婚》这些农村题材的喜剧，也演过《沙家浜》、《红灯照》与《智取威虎山》等这样的革命大戏。就这么几个戏目吧。母亲她们排了又排、演了又演，时间久了，我便从心底感到了乏味。

多亏那时还有一种戏，让我至今还能对戏曲由衷地感起兴趣来。

那是母亲她们唱的另一种戏。不是在戏台子上唱，而是在地窑子里唱的。

我想，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在地窑子里看戏更让我感兴趣的事了。

经常是在午饭后，母亲抱了我悄悄地走进村委大院儿，来到一个朝天敞开的地窑子门口，咳嗽一声，里面便伸出一双手将我轻轻接过去。母亲也沿着一架小木梯下来。窑子里光线很暗，只有一簇小小的火焰在一晃一晃地跳动——那是正中间悬着的一盏煤油灯。空气里弥散着一股很难闻的味道。我使劲抽了抽鼻子——嗅到了发霉的红萝卜味儿，呛人的旱烟味儿，还有谁的臭脚丫子味儿。

两张长条凳上已经坐满了人：有吹笛子的曹三江，有打梆子的王大虎，还有膝盖上放着二胡正“吱吱嗡嗡”地调着琴弦的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还是戏班里挑大梁的琴师呢）。还有小丑刘飞和一帮经常追着母亲要学戏的年轻人——他们正嘀嘀咕咕地坐在后面。刘飞他们一见母亲来了，便一齐响亮地拍起巴掌，并涌过来，“嫂子，你先来一段！”

还没等母亲表态，她便被涌上来的人们推到了地窖子的中央。

母亲站在地窑子中央犹豫了一下，便抬起头，轻轻清了清嗓子，慢慢地将手一甩——好像那手臂上拖着一条长长的东西似的。于是曹三江开始呜呜地吹起了笛子，我的父亲则扬起手臂，开始将二胡轻轻地拉响。不久，二胡“吱吱嗡嗡”的弦声便与那“呜呜”的笛声渐渐地汇成了一曲动听的小调儿。

但见母亲突然闭上眼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接着，便慢悠悠地唱道：

“狐狸深山被人欺，

蛟龙失死沙滩困，

好汉眼下把头低。

我的娘啊娘啊，

下落不明生与死；

老爹爹卧床不能起，

旧病复发好昏迷。

无有钱把病治，

饥饿难忍好惨凄！

无奈何我大街以上来要饭，

从上午一直要到日偏西。

这真是穷到街头无人理，

残茶剩饭无半滴。

……”

地窖里一片寂静，只有挂在窖顶的那盏罩着玻璃的煤油灯的火焰偶尔发出轻脆的噼啪声。

唱完一段，母亲刚要到人群中坐下，有人却再次冲着母亲喊道：“三嫂，再唱一段儿！”

“对，就唱白金庚遇见王爷那一段！”有很多人马上附和道。

于是，母亲便再次被人们推到了地窖子中央。

于是母亲便再次清了清嗓子，轻轻地叹了口气“唉，老爷呀——”，接着便拖了很长的声调，幽幽地唱起来：

“（俺）家住山西洪桐县，

我的父进京来投亲。

投亲不幸遭贫困，

爹爹店房病缠身。

房钱饭账逼得紧，

求医吃药无分文。

因此插草标将身卖，

换银钱搭救老父亲。

……”②

我听到后面开始有人抽抽咽咽地哭起来……

母亲对唱戏的投入，使得二夹弦《少国公》一度成了地窑子里的殿角戏。

不过母亲她们在地窑里更多的是唱小旦，如《红娘》里的小红娘、《刘秀讨饭》中的小村姑等等。

母亲是殿南戏班里的顶梁柱。支书婆的话一点儿也没错。

不过，关于母亲是怎样开始唱戏并走进殿南戏班的，至今，我仍不甚了了。这里，只将我偶尔听到支书婆的一次同刘飞等人的闲话，权作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吧：

“……军哥儿他娘那时可倔着哩。那时兴唱大戏，她就常往戏班里扎——连学儿也不上！扎了一个月，回到家里非闹着到戏班子里拜师学艺不可。这下，可把军哥的姥爷给惹火了。你姥爷是对里饲养牛的，”支书婆冲着我笑了笑，“他便跳起脚来发了一通牛脾气：‘自古唱戏的是下三赖儿，我看你敢去！’军哥儿他娘不听，就是哭着闹着要学戏去，一个心思要学！最后竟闹起了‘绝食’——　一连两天都不吃饭哩！只吓得军哥他姥姥就差点给老头子下跪了哩。军哥他姥爷这才一跺脚，叹了一声，将旱烟袋一挥——军哥儿他娘就进戏班了……——你问俺咋知道恁详细？嘿，我的傻二小，俺娘家同军哥儿姥娘家是一个村儿的呀！要论起来，俺还是军哥儿他娘和他爹的‘红娘’哩！

“军哥儿他娘进了大戏班子，跟一个外号‘四花脸’的学戏。那师傅的心可黑着哩，每天让她不是压腰就是抬腿。哪一处稍不如他的意，就拿戒尺打人。打哪儿？打手心呀。‘啪’的下去，就是一条黑紫黑紫的血印儿！可军哥儿他娘就是不哭一声，连泪也不曾淌下一滴儿来。唉，真是个倔丫头！

“风里雨里跟‘四花脸’学了三年，还真学出了个三六九来。她一登台，一亮嗓，哟，还真镇倒了一大片哩！那个扮相真是俊俏。更难得的是那副好嗓子，唱李铁梅，唱得多少小伙子都心里直痒痒呢……”

支书婆刮了一下我的鼻头儿，朝我诡秘地笑了笑，又继续说下去：

“后来，军哥儿他娘就跟着大戏班子四处去唱戏。坐着三套大马车——咱们这儿谁家娶媳妇儿，队里才破例用一回哩！那个神气，都让俺们给眼馋死了。她们去过公社里，也去过大县城。听她们说顿顿都有肉吃，那糖块儿都用脸盆儿盛，瓜子都用簸萁端哩！”

——我听见支书婆的喉咙“骨碌”了一下，像是吞下了一块什么好吃的东西似的。

“这帮子年轻人啊，”支书婆咂巴咂巴嘴薄薄的干瘪的嘴唇，“她们可真是跌到蜜罐儿里去喽！”

“后来，便发生了一件事儿。”支书婆继续说。

这件事我早就听支书婆说过。

那是我的母亲在一次去邻村串戏时，认识了我的拉二胡的父亲，并且不顾我的外公和外婆的坚决反对，而毅然地同父亲走在了一起。

——我想象不出我的憨厚的父亲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把母亲吸引了过来。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嘿，我的傻小子，这还不容易，”支书婆扬起快秃了的眉毛，“还不是靠你爹那把二胡呗！”

“二胡？他有那么大的力气，能把俺娘吸过来吗？”我张大了嘴巴。

支书婆和刘飞他们一片哄笑。

说归说，猜测归猜测，但戏还是照常看。一岁一季冬，一年一场戏。如是循环着，不觉又是一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正当中国的政治浪潮大起大落之际，我的故乡，这个深“躲”在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小村庄，却仍沉浸在豫剧、二夹弦之类河南地方戏的咿咿呀呀中与喧腾的锣鼓间。

下大雪了。鹅毛似的雪花在灰沉沉的天空中飘扬着，翻卷着，然后又棉絮似地簇成一团又一团，在呼呼叫的北风里，成群地翻了筋头落下来。挂在树枝上，躺在房顶上，铺在大街上……听，寂静的黄昏，到处是“扑扑”的声响。那声音轻轻的、脆脆的，给严寒的冬季格外增添了一份神秘感。

“咯吱，咯吱……”我家的院子里突然响起了脚步声，乱杂杂的。乱杂杂的脚步声中，直听到有人在直了嗓子唱：

“小包拯

小包拯我脱去官袍访一访。

……”③

是刘飞的声音。

“三哥，吃的什么呀？是肉吧，这么香！”刘飞冲正端了碗蹲在门口吃饭的父亲道。

“能吃肉倒好啦！”父亲冷了脸回了一句。

刘飞扮了一鬼脸，没有吱声。

母亲忙打圆场地招呼刘飞他们到煤火前坐下，“冰天雪地的，都来干啥？”

“师傅在上，请再教小徒一段，”刘飞冲母亲抱起拳，学着戏台上的声音，一板一眼地大声道。

于是煤火就继续燃下去。人们都四散着坐下。有坐长条凳子的，有坐床上的，还有搬了小杌子直接坐在煤火台上的。我像一只大足球似的被人们递来传去，三岁的弟弟则吮着奶头儿，在母亲的怀里皱着胖嘟嘟的脸蛋子轻轻地打着鼾声。

“三哥，先拉一段《社会主义好》吧，助助兴！”刘飞冲我父亲道。

父亲摇了摇头，说天气冷，没兴致。

“好三哥，拉一段吧！”众人一齐道。

父亲犹豫了一下，终于站起来，从墙上取下了他的那把二胡，揭去上面的灰布罩儿，坐在椅子上，先在左手上一指指戴上白亮亮的铁指甲，用套了铁指甲的手拧一拧二胡顶端的小木锤儿，又拨几下弦丝，右手“吱吱嗡嗡”地拉两下……这样过了一会儿，父亲的二胡“助兴”便开始了。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二胡始终笼罩着一层极其神秘的色彩。我喜欢看坐在椅子上的父亲那种喝醉了酒的样子——父亲只有喝醉时才这样：微闭了眼睛，头随着右手的摆动摇过来，又晃过去，摇过来，又晃过去……

从那把小小的二胡里流淌出的，简直是小溪流水一样的声音：淙淙的、潺潺的。而悠扬起伏的声调，则又像一只在羊妈妈身边蹦来跳去的小羊羔儿。我喜欢父亲，更喜欢父亲的二胡。

父亲的一段独奏后，人们纷纷赞叹：

“真好听哩！”

“三哥、三嫂，您俩儿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哩！”

“你说得不恰当，”夹在人们中间的小丑刘飞说：“应该叫做‘知音’才对！”

“‘知音’是啥呀？——是知了发出的叫声不？”一个扎了两根乌油油大辫子的姑娘，瞪着一双大眼睛，不解地问他。

“嗤，”刘飞撇了撇嘴，“告诉你你也不知道！知音嘛——”他搔了搔自己乱糟糟得像鸡窝一样的头发，突然一拍脑门，“对，有本书就叫‘知音’哩！前几天我还看过哩……”

刘飞下面的“解释”被人们叽叽喳喳的说笑声淹没了。

“嫂子，你看俺能唱小琴不？”

那个扎了粗辫子的姑娘红了脸走到了母亲的面前。

“能，王秋芬儿，”母亲放下弟弟，从床上披衣下来，“你呀，首先要练好嗓子，不要太捏嗓儿。要这样：‘绿盈盈的水来唉～嗨～唉～’”

“绿盈盈的水来唉～嗨～唉～……”那个叫王秋芬的姑娘就跟着母亲咿咿呀呀地学唱起来。

此后，王秋芬就经常趁午饭后到我家里来唱她的“小琴”。

她有一张粉仆仆的鸭蛋脸，眼睛也清的像一汪井水。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她那一对油亮亮的大辫子——长长的，能一直垂到腿弯儿去！“俺也要留王秋芬那样的辫子！”有一次，我对母亲说。“男娃不兴梳辫子！”母亲板起了脸，严厉地冲我道：“男人要靠脊梁顶天立地，要那么长的辫子干啥！”

这一段时间，经常来我家的除了大辫子王秋芬，再就是那个小丑刘飞。每次来我家里，刘飞的手里不是拎着一本书，就是拿着一个语录本儿。他经常趴在我家的煤火台边儿上写啊写啊，一副要做大学问的架势。有一次，我问他：“飞叔，你这是干啥呀？”“学戏啊！”他抬起头来，忽闪了一下眼睛，“等我学好了，要考到县剧团去——到大地方去唱哩！”

“咱两个在学校

整整三年，

相处之中……”

刘飞尖着嗓子唱道。

“不行，二兄弟，”一旁的母亲大声到：“你的嗓子还得加劲儿练习！”

刘飞搔了搔乱蓬蓬的头发，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咱两个在学校

整整三年，

相处之中

无话不谈。

我难忘

你叫我看董存瑞，

你记得

我叫你看刘胡兰。

……”④

从此，我就能经常听到刘飞那嘹亮得像大公鸡啼鸣一样，拖着长长调子的大嗓门儿了。

他不但在我家唱，而且在胡同里也唱。即使连挑着水桶时，也还在晃晃悠悠地唱呢。

学戏学痴了的刘飞。

呵，那场铺天盖地的雪啊，至今仍在我的脑海里飞舞。

然而，过了不久，村里的戏班突然解散了。解散的原因，我那时不明了，现在也糊涂。

戏班解散不久，母亲的师傅，那个绰号“四花脸”的民间艺人，即猝然去世了。

母亲从此好长一段时间不再唱戏。

只有父亲偶尔在晚饭后取出他的二胡，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慢慢地拉上一段儿。我蹲在门槛上托着腮帮子呆呆地看着父亲，心里总觉得他的二胡没有以前拉得那么欢快，那么动听。

殿南村是失去了铿锵的锣鼓声，自然也就失去了往日的喧起嚣与骚动。只是在某个晚饭后，王秋芬和刘飞仍会悄悄到我家来向母亲请教一些什么问题。但那声音，彼此都低低的。

这种沉闷的日子过了不久，村里即实行了大包干儿，家家都有了自己的责任田。人们从此成天在田间挥汗如雨地劳作，各种各的地，各收各的果。时间也不总是那么慢腾腾地过。

又一个冬天到了，地里的农活儿忙完了。一个北风呼啸的早晨，刘飞突然背起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匆匆地去了县城。“飞叔是进城里干活儿去哩不？”我问母亲。母亲笑了笑，没有吱声。

又一年腊月到了，爱唱戏的王秋芬要出嫁了。她的婆家来了两辆披着大红绸子的三套大马车。马车上的一班吹鼓手将朝天的唢呐吹得震天价响，引得几乎全村老少都来看热闹。可喜庆的唢呐吹了又吹，迎亲的队伍等了又等，就是不见新娘子来上“轿”！慌得送亲婆忙四处寻找。寻来找去，终于从我家扯出了要做新娘子的王秋芬，“哟，你个傻丫头，你在这儿干啥哩？”

王秋芬将乌油油的麻花辫子一甩，“俺要跟师傅学戏，学完了这段儿再走！……”

年关到了，好戏的支书婆来了。她盘腿儿坐在我家的大炕上，“唉，军哥儿他娘，咱朝也盼，宿也盼，这不，总算盼到好日头儿了：户户有大粮仓，家家能吃上又细又白的好面馍馍！……你大叔的意思，再唱它一场大戏，好好热闹一下子！……”

“哦，又要唱戏了！”我将手一拍，高兴地跳了起来。

听说村里要唱大戏，进婆家门儿还不到一个月的王秋芬，于大年三十就匆匆地跑了回来，“嫂子，真的吗？——实在太好啦！”

依然是老地方，依旧是老戏台。在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中，锣鼓声又铿锵地响了起来。

“咱开场戏唱什么呀？”王秋芬问母亲。

“还唱《小二黑结婚》，”母亲微笑着说：“我串小生，你来演小青！”

后来，母亲并未串演英雄“小二黑”，而是演起了“小琴娘”。

那原因，是刘飞突然回来了。

刘飞回来了。一年多未见，昔日哪个土头土脑的家伙已大变了摸样：梳着油亮亮的小分头，蓄着浓密的小黑胡，身上穿着笔挺挺的西服，脖子里还打着鲜红鲜红的领带……

大年初六，刚从县豫剧团参加演出回来的刘飞，一进村儿，即麻利地脱去西服，扯掉领带，甩掉皮鞋，三两下就换上了“小二黑”的衣服。

刘飞和王秋芬一登台、一亮嗓，立即就引起了一大片的叫好声。

还是曹三江那阵悠扬的笛声。

还是父亲那把婉转的二胡。

不同的是，这一次，母亲演起了配角儿。

注：

①本段唱词为河南豫剧《小二黑结婚》中的唱段。②本段唱词为当时流行本乡的二夹弦剧《少国公之白金庚讨饭》中的唱段。③本段唱词为河南四品调剧《小包公》中的唱段。④本段唱词为河南豫剧《朝阳沟》中的唱段。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