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大教授、孔夫子第73代直系传人孔庆东教授大骂记者一事被媒体炒的沸沸扬扬，当然媒体的声音一般都倒向贬孔挺记一方。当然，媒体是记者的媒体嘛，别人家痛骂一顿后再去大家赞美别人，也只有贱人能干得出来，像记者这种被无数光环覆盖的正义职业者又有着那么高的自尊，被人骂了，理应利用好自己天然的平台——媒体来教训一下孔大嘴，如新华社就评论道：頂著教授的光環，孔慶東借罵人挑起輿論事件，已經不只一次。他多次出口成髒，用『雷人』話語挑動公眾的神經。北大即便能夠包容『罵人教授』，也決不應縱容無視公德的『教授罵人』現象。」经济观察网也赐予孔教授以“无良教授”的称号，甚至有些媒体不惜用人身攻击，把孔教授批的狗屁不是，甚至号召让北大封杀孔庆东，让人民不买他作品，逼他做“老实人”。

我奇怪了，教授难道不是人了么？既然教授是人，为何不能骂人，何况人家骂的是该骂之人。孔庆东骂人何止一次了，比这次骂的更狠的也不止这一次，为什么偏偏骂了记者后才会成为媒体的“众矢之的”，甚至被媒体翻旧账。这难道不说明因为孔大侠伤到了记者们的自尊才得以这样的报复吗？

小时候家长、老师就教育我们：不能骂人。但骂人作为人对某些事情或某些人表达不满的重要发泄方式在人类发展史上又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要知道凡是必有因，我很奇怪，在孔和尚骂人后为什么记者们偏偏一口咬定他的“素质”有问题，而不去挖掘他骂记者的原因呢？

那些自以为高素质的记者们就不会骂人了？作为社会的监督者，你们可以评论某种现象或某个人，而作为媒体监督者的大众就不可以评论你们了。当然你们要说：这分明是谩骂，而不是评论。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当对于某些不要脸的现象或个人恨之入骨时“讲理”就没得必要了，比如我们气不过美国人欺负我们，但我们又干不过人家，更无法给他们讲理，这时我们用骂来发泄一下不行吗？这时你们肯定要问了：我们又不是美国，你们可以和我们讲理啊。如果你们讲理能不寻求别人骂你们的原因而直接全盘否定一个人吗？如果你们讲理会讲孔庆东骂《南方周末》记者夸张到孔庆东骂所有的记者吗？如果你们讲理会将当年郭德纲说“有些记者连妓女都不如”等同于“记者不如妓女”吗？

你么太会夸大，你们太擅长于以点盖面，你们太善于拿着你们所谓的道德和正义去打压别人，而你们到底都做了什么？新华社、央视算是有威望的媒体，他们做了什么，除了极力赞美党的“丰功伟绩”和替党辩解外，又做过多少让人民称道的事情？那些小媒体就更不用说了，嫣然变成假新闻、庸俗新闻的制造工厂，真相不敢公布，关于老百姓和政府单位有冲突的新闻要不不敢报道，要不就倾向于政府，而老百姓和商家出现冲突，则要看商家的表现，如果商家在其媒体上做个广告便“饶你不死”，如果和其没有半点来往便要让你“遗臭万年”。

我说这些可不是诽谤，想当年中文系毕业的我怀揣着做一个“名记”的伟大的梦想进入一家报社，可进入后被这个行业的“潜规则”唏嘘不已，首先进入单位的第一个星期，我就看到我们报社连续两天曝光一种叫“水宜生”的杯子是虚假广告，等到第三天后我发现这个曝光新闻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个杯子在我们报纸上做的一个整版的广告。找来同城其他两家报社的报纸后发现人家报纸这几天全都刊登了这则广告，于是我明白了。全运会期间，这座城市的一座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这本该是一次大新闻，可因为与全运会精神不符，于是全市的媒体对这则新闻都哑言了，于是我又明白了。又一次，因为一家连锁超市欠我们报社一笔报纸费用没有及时给，于是我们部门所有的记者奉命到它的各个连锁超市挑毛病，准备写一遍报告稿，多亏人家及时把所欠费用还上才换得一次平安无事，于是我再一次明白了……

就这样，我在报社明白了很多，也知道了媒体不可能是代表普通大众，即便普通大众是这个社会的主体。对媒体的失望让我快速的逃离了这片肮脏的领域，从此走在了与媒体对立的一面。

我承认媒体在当今社会起到的重大作用，也承认有很多正义的媒体人在矜矜业业的为老百姓而奔波着，但我依旧希望，媒体能对全国人民负责，能对得起老百姓赋予的信任去严于律己，而不能因为北大教授骂了你们就要置人于死地。

还是那句话，骂你怎么啦，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别人骂自己，骂你是因为你没有做好，做好了别人骂你全国老百姓都不答应，自不必你们再多言，但如果因你们没有做好而遭别人谩骂，你们更应该仔细听着，想想别人为什么要骂你，是不是自己真的做错什么事情了。如果因为挨了骂，不想别人为什么骂自己，就直接受不了了，就要求北大开出人家，就号召封杀人家，这和流氓挨骂后将骂他的人弄死又有什么区别。

凡事问心无愧就好，劝搬出道德大旗来打压孔和尚的人能做回宰相，大度一次，这个社会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即便这个声音很不和谐也是社会声音的组成部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