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玉友，是皖北一贫困县——六河县的一个普通的市民，自2008年我就开始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县里在城市建设的浪潮中，拆迁了我们家的房子，房屋的拆迁补偿款不能按照标准执行。

我居住在县城西面的大王庄。大王庄本身是属于城郊的农村，但随着县城的“繁荣昌盛”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县城的面积在不断地扩大。在2008年的春天，县委新一届领导班子为了凸显自己的政绩，决定在城西建成一个皖北一流的“娱乐城”。娱乐城建成后，里面有洗浴中心、ktv歌舞厅、棋牌室、餐饮、棒球、网球等各种娱乐设施场所，用上面的话说，要形成吃、喝、玩乐一条龙的服务，档次不亚于清朝时期北京的“八大胡同”的娱乐服务。

在拆迁的前一个月，村委会的领导和镇里的拆迁办的人就在村里挨门挨户地做动员工作。拆迁的宣传车来回地在村里宣传，村里的高音喇叭也成天高声地喧嚣着。他们宣传说，拆迁是扩大城市建设的一种需要，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建设，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还一再表示，只要同意拆迁，政府会补足拆迁补偿款的，如果在规定的日期内搬迁、交出房屋的钥匙的还可以得到每平米10块钱的奖励。

当村里领导和拆迁办的人来我家测量房屋面积的时候，我没有提出过多的要求，只是要求拆迁款要按照国家的补偿标准进行赔偿，且补偿款到位后方可同意拆迁，同时要办理一个拆迁证。因为在我们这有了拆迁证就可以买到“安置房”，安置房的价格要比普通商品房的价格便宜上千块钱的一平方。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家一总共是六口人，父亲和母亲一辈子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所以他们是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另外我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父母都年时已高，身体的状况都不够好，特别是父亲去年还有过脑出血，做过一次手术，现在的人是瘫痪在床。儿子刘军在县第二中学上高一，女儿刘丽在县阳光小学读四年级。妻子吴晰几年前就从县麻纺厂下岗了，现在做点小生意。我是一名教师，在城郊的阳光小学上班。家里的经济情况不是很好，一家人只能勉强地填饱肚子。拆掉房子后，我们家将很难再买得起房子了。

拆迁办的人告诉我，拆迁补偿费只能根据县里制定的标准赔偿，拆迁补偿款也只能在拆迁完后支付，至于拆迁证县里已经取消了，只是每个平方多加200元的补偿款，已经不存在安置房了。这样一算，我们家的房子只能领到8万多元的拆迁补偿费，根本不够买一套房子的。现在在我们这个落后的小县城中商品房已经卖到3000—4000元一平方了，一套房子至少也得30万元。所以我没有同意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就是因为没有同意拆迁，我和我们全家便迎来了暗无天日的日子。随后，我被迫走上了漫漫的艰辛的上访之路。

首先有学校的领导找我谈话，说支持县里拆迁是每个市民应该做的事，何况我又是一名人民教师。另外他还警告我说，如果我不同意拆迁学校就会停我的课，停课就要待岗，待岗期间只能领到每个月300元的生活费，他强调这是上面的意思。当时我没有马上答应，说是回家和家里人商量一下。回到家里我仔细想了一番，他们这样做不是强抢民意吗？不是一种专横跋扈的表现吗？我们是共[chan*]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江总书记的“三个代表”也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不讲理，天下总有讲理的地方。于是我决定上访。那天晚上我用了一夜的时间写了一封上访信，信里我如实地反映了县里“强制拆迁”的事情。信是寄给省信访局的，因为我知道寄给县里是没用的。

在信寄出一个月后，结果没有一点的音信，这时我已被学校停课了。我于是决定亲自到省里一趟。临走之前，躺在病床上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劝我说，孩子还是认了吧，自古以来民告官是告不赢的。可是我心里就是不服气，也咽不下这口气。

在2008年的9月25日，也就是在国庆节七前夕，我坐400多里路的车来到了省会合肥。经过几番打听来到了省信访局。一开始信访局门口的警卫不准许我进去，于是我就在门口等里面的领导出来。可是等了一天也没有等到，看到里面出来几辆轿车，我就连忙招手，可是人家根本不理会我，轿车只是一溜烟地飞速离开。那天晚上我没有去住旅社，因为我身上的钱带的不多，我就睡在信访局门口的公交车的站台的凳子上。第二天门口的警卫也许看到我头天晚上睡在站台的辛苦，于是就问我是什么事，我就把家里拆迁的事和他说了，他听了以后很是同情我，就让我进去了，并告诉我应该找的办公室和领导。领导看到我的信访件后，说在二十天前已经责令六河县的县委县政府处理这件事啦。后来这位领导又给六河县政府打了一个电话，另外还写了一封信给我，叫我回家找县里的一号人物——王书记。

去合肥的第三天我便坐车回到了六河，人坐在车上，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手里有尚方宝剑了！到了县里车站我没有回家，而是直奔县政府。那天很巧，县里王书记正好在家。见到王书记后，王书记的态度出乎我的意料，对我是那么的和蔼可亲。说至于拆迁办的做法他并不知道，他会认真严肃处理这件事的。至于赔偿款的事他说让我放心，一定会按照国家规定的政策赔偿，一分钱也不会少的，并且他还说县里对拆迁的房屋会一赔一的。最后，他叫我安心地上班，临走时还亲自把我送到了门外。那天从县政府出来，我心里是暖暖的。谁说老百姓没讲理的地方！

晚上回到家里，一家人很是高兴。可是夜里有一件意想不到的恐怖的事情发生了。大概是在半夜三点钟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在极速地敲门，问对方是谁也不吱声，于是我就打开了房门。门一打开，眼前就闯进了四个穿着迷彩服的彪形大汉，且都戴着头罩。他们见到我就把我架起来拖到外面的一辆警车上。我在惊恐和迷惑中被带到了一间黑乎乎的房子里。他们把我往房子里一扔，锁上房门就走了。事后一连三天也没有人来看我，也没人送东西给我吃。

10月份已经是秋天了，我在屋里是又饿又冷。一直到第四天的上午，才有人打开了房门。一阵走进来的三个人，这回他们也还都戴着头罩，其中一个是女的。那个女的温柔地问我，饿吗？我说，饿！女的又问，想吃东西吗？我说，想吃！旁边一个男的粗声粗气地说，想吃就不要再告状了！然后那个女的就泡了一碗大碗面给我吃。吃的时候，她又温柔地问我，好吃吗？我没有吱声，只是一个劲地吃面。在我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后，那个男的又问我，还去告状吗？也许是我吃完一碗面后有力气了，我就大声地说，怎么不告，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是地痞流氓所为，真是无法无天了！在听完我的讲话后，那两个男的对我是拳打脚踢，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后来他们还让我蹲马步，举水桶，一直折折磨我到下午四点钟他们才尽兴而归。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对六河县委县政府我彻底失望和绝望了。王书记本来讲的信誓旦旦的，可是一切都是假的，都是个骗局！于是我就想从房间里逃出去，马上到北京去告这帮无法无天的，为非作歹的“公仆”们。我在房间里到处找可以逃出去的地方，最后我发现房屋的顶部有个天窗是开着的。后来我搬来两张板凳摞在一起，再加上几块废旧的砖头，我好不容易从天窗里爬了出来。在从屋顶到地面上的时候，我的脚崴了。我也顾不得疼痛，没有敢回家，也没有敢到县汽车站去坐车，而是顺着245省道一直走到临县的一个汽车站坐车。

在我坐了一天的汽车和一天的火车后。我终于来到了祖国首都北京。这还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到北京。听说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很雄伟壮观，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xi]纪念堂，故宫博物院，都是我早已向往的地方。可这一切，我都没有机会去看，也没有心情去看。到了北京的第二天我就打的来到了国家信访局。全国各地到信访局告状的人真很多，得按顺序排队，队伍一直排到信访局的门外。于是我就规规矩矩地站到队伍的后边。在中午10点钟的时候，我终于走到信访局的大厅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再过半个多小时我就可以见到“国家领导”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我身旁过来了几个女的。一听她们讲话，就知道是老家六河的人。也不知道她们是怎么认出我来的，见到我就是大哥长大哥短地叫着，她们还告诉我说，县委昨天晚上为我的事专门召开了常委会，已经同意我的要求。我们家的房屋拆迁补偿费县里决定给25万元，另外在雨露小区还为我们家买了一套房子。怕我不相信，她们还拿出了银行的存款单和购房税收的票。看到这些优惠的条件，我已没有理由再去告状了。于是我就和她们回到了宾馆。在宾馆里，她们为我准备了一桌丰盛的中餐。酒桌上我见到了县信访局的李局长，还有县里分管文教卫的副县长肖县长。他们一个劲地向我敬酒。肖校长表示，回到县里就恢复我的公职，继续上班教书，以前停发的工资也一分不少地补发给我。那一晚，我第一次住在五星级的宾馆里。也许白天的酒喝多了，或许是心里高兴，多日来的辛苦和委屈一下子消失了。所以我睡得很踏实，一觉到天明。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就坐上了县里开来的奔驰车上。同车的还有李局长、肖县长。那三个女的没有回来，听说她们是县里安排长期住在北京的办事处，专门负责“接待”六河到京上访的群众的。

车到了滁州以后，我发现车不是向六河方向开的。我连忙问肖县长这是怎么回事，肖县长说，是带我到滁州医院帮我检查一下身体，怕我这些天奔波身体受到伤害。我就相信了，心里顿生感激之情。到了医院以后，李局长和肖县长先下了车，叫我在车里等一会儿。大概过了有半个多小时，他们就和一个医生、几个男护士来到了车子跟前。打开车门后，那几个男护士架起我就往后边的住院部走。我一下子懵了，稀里糊涂的不知是怎么事。等我经过一道大铁门后，我才明白，原来我住进了“精神病院”。

自住进了“精神病院”，从来没有人来看我，包括我的家人，也许家里人并不知道我在这里。其实我根本没有病，只是医院和六河县政府之间达成的交易。一是个图赚钱，一个是保“平安”。

在住院期间，医生从不替我打针挂水，也不给我药吃。每天我只是和其他病人一起吃饭。医院里像我这样的“特殊病人”也还有两三个，他们也是因为上访被送进来的。现在我每天面对的是那些穿着白大褂的板着面孔医生和所谓的白衣天使。在他们的心里精神病患者，都是属于不正常人，所以他们就以不正常的方式对待那些病人。病人整天被关在不见天日的病房里，没有了自由。吃饭、吃药都是在他们的监督之下进行的，往往是大声地喝叱，甚至是捆绑。病人之间是互相戒备与冷漠，都认为对方是精神病，自己是正常人。那些病情严重的，还会遭到他人的侮辱、嘲笑和捉弄。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彻底地灰心了，绝望了。我会连续几天不洗脸，不刷牙，不洗澡。在医院里我已经浑浑噩噩地度过了三个多月。

听说现在全国不少个地方都实行了网络问政，有人说“上访”不如“上网”。我就把我所有的遭遇写了出来。托一个出院的病友在网络上公布、发表。希望能引起广大网友的关注，让那些为非作歹、目无法纪的“公仆”们能够惊醒过来，早日把我从精神病院里解救出来。

不然，我真要得精神病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