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文化故国，其文学流派五花八门。大的分有儒释道法等，小的分来則枚不胜举，众所熟悉的例如建安三曹七子、唐宋八大家；又有什么豪放派、婉约派、花间派、桐城派。且互有渊源，令人头晕目眩，茫然无所衷。因为有一个派别仿佛正与目下的人文情怀颇为相似，所以有感欲发。这个文学意义上的流派，就叫“性灵”派
我国自孔圣人立教以来，历代无不奉儒学为国典正学，虽偶失圭臬不久則又占了主导地位。文以载道，教化庶民，皆有其严肃严谨的一面。所以对人本性的所谓低级情趣的抒发且有碍正统的教义俱加以禁锢、强压乃至摧残。很长一段时间，人性的自由得不到宽松的表达。虽然有些古藉记载着对人性自由的肯定与赞许，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原道】中提到：人之所以是“有心之器”别于自然界“无识之物”所在于人“性灵所钟”。南北朝庾信亦曾云：“含吐性灵，抑扬词气”但终究一鳞半爪，凤毛麟角，仍屈于正统之下，奄奄*吟。
直到明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等而严酷压抑人性的自由，由李贽以“童心说”首先向正统教义发难，徐渭续之，但遭正学士子们堵截围攻。李贽剃发成秃，徐渭执斧破首，可见当时文坛交锋的惨烈，人性自由的抒发何等举步维艰。“性灵派”应运必生且形成气候得力于公安派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他们主张：不死气的审美观念，反对世袭，应以通变；对人生个体价值的思考，独抒性灵，不拘俗套；我行我素，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小说。而袁宏道可谓执牛臬者，嘲弄那些读死书的士子拟句摹字，食古不化，剽窃成风，众口一响；鄙视他们不在模拟，而在无识。曾说：“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又说：“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亦势也”。轰轰烈烈反对七子正统之说，天下响应，自成一派。但因过度人性张扬的个性化，虽亦有建树，仍失败于太过“俚俗”平民意识化而声色渐黯。随后而生的竟陵派者如钟惺、谭元春亦主张“性灵之说”又与后七子交锋，依旧主张人性个体的自由，但多了对自身加强素养的修为。却又以“幽深孤峭”和“在意一词一语的得失”以及“凄声寒魄；噍音促节”为所谓正学聚歼而退岀历史舞台。
想“性灵”派的崛起乃是崇尚人性本性发展的自由，挑衅正统之学的压迫，其间亦有真知灼见，必为许多后来之士之效仿。及清朝的袁枚、赵翼等又将“性炅派”推向一个文化的高峰，且逐日未衰。
至抗战爆发，国难当头，天下纷乱，正统之学遂雄起担当了历史使命，凡有爱国者无不书写尽义尽忠之文。但仍有一部分人因避战祸，窝于一处若与国事无关一般，崇尚个人的小自由，遣墨弄文，自我浸淫于才子佳人卿卿我我的性灵低趣中，自误误国。据说当时上海的报业机构十分发达，为充塞副刊讨民众之喜則聘有才学者撰文，于是出了近于“性灵派”的“鸳鸯蝴蝶派”。以徐枕亚，张恨水为代表。却被以鲁迅为首的左联猛烈攻击，而遭至惨败。非常之期必有非常之派系，正统之学终担当举起了道义大纛，而“性灵派”必定要唱尽哀音，遭国人耻。
烽火散去，我国如今太平昇和，国民安居乐业，百业俱兴，网络随之发达，于是人性自由的抒发铺天被地。凡下起七岁孩童，上至七旬老者俱可弄字写文，不用说少中青年龄之人了。网络上所提供的舞台，可尽情展现自己，真可谓人性的自由解放达到了极致，也可谓“性灵派”的主张得到空前的发扬光大。尽可各抒己见，才子佳人遍地开。窍闻国教本亦少了些爱国醒民的教学，充斥了些性灵自由的歌颂。那公安袁氏三兄弟千料万料也没料到他们的队伍会在几百年之后竟如此之兴盛、浩大吧？但国民们在自由的个性飞扬时是否已忘却日冦悬在中国人脖子后滴着血的殷红军刀？现在南海的局势不正再一次重重地警告我们呣？
周幽王的好色引来镐京的沦陷；卫懿公的好鹤招来亡国；宋徽宗的金石书画令他囫囵金国。唉…拥有“性灵派”的情结故然颇佳，而以正统的国学为主心骨岂不是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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