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从网上得知俄罗斯军队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来京做访问演出，带来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海港之夜》、《三套车》、《纺织姑娘》等曾经熟得不能再熟而且一想起那优美旋律便从心底泛起阵阵温馨涟漪的节目，可惜点遍了各电视频道也没找到直播或转播的演出场面。而一个面影，却从尘封已久的记忆里浮了出来。他叫谢廖沙。

谢廖沙！我亲爱的朋友，您还好吗？我想您了!《五个女儿五朵花》的欢快乐符还在耳边回响，可您在哪里呢？

每逢写回忆性的文章，开头总要交代时间，可我却真的不愿写出那个标示时间的数字，因为它太久远了，整整半个多世纪啊！

当时正上高二。由于受同年级并住同一街道一个好朋友的影响，唱歌缺半个音的我忽然喜欢上了小提琴。那简直是昼思夜想；于是倾尽给市《劳动报》投稿所得稿费积攒下来的钱，拉上好朋友，去琴行买了一只羽毛状木纹古铜色的漂亮小提琴。在好朋友的带动和指导下，经过一番苦练，终于能拉曲子了，于是就加入了好朋友所在的学校文娱团；周末和周日，常常虽算不得滥芋却地地道道是充数地跟着出去演出，东跑西颠，乐得其所。

有一次，文娱团接到市总工会的通知，要求到海员俱乐部去参加一个联欢晚会的演出，接待苏联一只商务船的海员。我们带去的有《采茶扑蝶》、《放风筝》等舞蹈和几只独唱、小合唱以及表演唱。这些独唱、合唱、表演唱多是些在中国学生中也很流行的苏联歌曲。听说是接待苏联海员，人人都期盼着能有语言交流的机会，便带上了俄语课本。海员俱乐部的礼堂不是很大，舞台也不十分宽敞；乐池在舞台的一侧，乐队全坐进去便有些拥挤；于是带队的老师便起意要精简一下。他的目光在我们几个新手的脸上转来转去，那意思是很明显的。要是在一般情况下，谁也不愿下去；可这一次，我从侧幕边沿的空隙分明看到，尽管整个礼堂座无虚席，但前面池座的几排连椅，却宽松得很——那里是客人坐的地方；不过，客人中也夹杂着几个“主人”，其中就有我们学生会的一个宣传部长，分管校报的，和我熟得不能再熟；于是便自报退出下去当观众。我合上琴盒，从舞台侧边的窄台阶溜了下去；举手向部长示了一下意，他也向我招招手，于是我便弯腰侧身挤到他身边坐了下去。我右边是一个一头金发的年青海员，碧蓝的眼睛，挺直的鼻梁，嘴巴周围一圈黄色绒毛似的短须，很英俊的一个小伙。互相递了一句“特拉斯维捷（您好）！”便坐下来一起看节目。幕开幕合，在换节目的间歇空档，我用拌拌磕磕的俄语和他交谈。小伙子很随和，也很开朗，对我的半吊子俄语毫不介意，有时还笑着给我纠正发音。我知道了他叫谢廖沙，比我大5岁，是个老大哥；已有两年海龄，是九年一贯制后的航校毕业的。

又一个节目开始了，节目名叫《五个女儿五朵花》，是我们学校的；这是一个很明快很风趣的小表演唱。幕拉开了，舞台上五个美丽的姑娘，簇拥着一个老妈妈，或坐或偎，一色的俄罗斯服饰与化妆。优美欢快的歌声响起，演员边唱边表演着看去很随意但却是精心设计的各样动作，俏皮而不失雅致：

集体农庄有个挤奶的老妈妈

她的名字叫瓦尔瓦拉

命名日大小女儿都来看她

大娘今年五十八

这个老妈妈真正福气大

生了五个女儿五朵花

老大叫莎霞

还有是娜塔莎

奥莲卡　布莲卡

阿廖卢什卡

最小的女儿娜佳

她今年才十八

反复咏唱的歌词中还有分别介绍五个女儿的职业以及在各普通劳动岗位所建功勋的韵句。就在唱到“还有是娜塔莎”的时候，我身旁的苏联小伙明显地激动起来，两手紧握在胸前，两眼放光；我几乎感到了他身子的轻微颤抖。节目一结束，他就站了起来，拼命地鼓掌，口中连连说：“赫阿拉少！奥辰赫阿拉少！（好！太好了！）”全场也掌声雷动，演员三次谢幕，观众才渐渐平静下来。谢廖沙笑着对我说：“五个女儿五朵花，集体农庄的五个女儿，里边有我的娜塔莎！”他告诉我，娜塔莎是他未婚妻的名字，比他少两岁，正在读护士学校，快毕业了。毕业后他就回去和她结婚。他非常非常爱她！说着，从衣领的前面掏出一只项坠，是用一条丝带系了挂在脖子上的。那项坠是一个小小的心形金属小盒子，他打开盒盖，递给我看：一个也是金发的姑娘正向着我笑！两条眉毛细细的，宛若伸展开的海鸥翅膀；杏核眼，眼角上挑，内眦处和眉根很近；挺直的鼻梁，鼻尖微微上翘，似乎有些调皮；腮上俩酒窝。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我对他鼓掌，然后挑了挑大拇指，他竟有些羞涩了。这以后，我们的交谈便没了任何拘谨；刚建的友谊，迅速升温。

演出过程中，除了主人一方组织的节目，也穿插了客人的几个即兴节目。有几个水手上台跳了一曲水兵的踢踏舞，当然赢得了一片热烈的掌声；谢廖沙和另外两个小伙子还被邀上台和中国演员一起演唱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海港之夜》，还有《三套车》；中国演员用中文，他们用俄文，把演出推向了高[chao]。没想到我的朋友男高音那么好！

晚会终于要结束了，我们有些难分难舍了，便交换了通讯地址。我给他的，是写在他一个钱包式带拉锁的记事本上；他给我的，就写在我带的俄语课本上。我的地址当然是学校和班级，中文写了一遍，又用俄文拼写了一遍；他的却是他们的商船名称以及航线将要经过的一个港口，由海事单位转，是俄文。

一个星期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给他写信。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别看平时已经可以用简单的俄语句子写日记，但那只是用一些常用语拼凑今天天气如何上了甚么课跟谁说了甚么话以及哪个同学怎么样等等，现在要表达比较复杂的意思，还真不成。课本是翻遍了，词典也用上了，草稿纸不知用了多少张，几乎一个星期，才勉强完成了要表达的意思。好在有老师帮忙，终于把信写成了。信中除了抒发友情，也写了学校的环境、课程、课外活动、同学老师以及自己的理想，却也洋洋洒洒两页信笺。抄写了两遍，选自己满意的一份，又请老师帮助写了信封，检查无误，寄出去了。此后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我也知道，他不会那样快就收到的，因为他们毕竟是在海上；回信就更没有时候了。等啊等，最初的心渐渐淡了下来。就在我已不抱甚么希望了的时候，传达室门前的小黑板上出现了我的名字（那时学生的信件全由传达室收发，挂号等重要信件便写出名字由收信者本人盖章领取）。去一看，是谢廖沙的来信！这真是喜出望外。

信中他告诉我，我的信他收到了。工整却不失流利的俄文手写体，回顾了晚会上他的激动以及结交了中国青年朋友时的高兴心情，用大篇幅描写了茫茫的大海，初升的太阳以及拥有大海的自豪；还告诉我他的娜塔莎快要毕业了，他准备航行结束就休假，和他的娜塔莎结婚。随信附来的新地址是他的家乡，伏尔加河畔一个集体农庄。这封信在同学中引起了轰动，被几个好友传来传去地读；要不是我紧追，差一点就传没了。追回来以后，我把它粘贴在日记本里。

我当然立即便给他写回信。当时，马雅科夫斯基的詩正在同学中受到热捧，我在回信中除了汇报学习情况以外，还套用马雅可夫斯基梯式分行格式寄去了一首诗《青春颂》。詩是先用中文写成，然后翻成俄文。几个月后，我收到了他的第二封来信。这封信中，他告诉我他的娜塔莎已经工作，在农庄的小医院里；他们已经结婚，等假期结束后（那假期好像很长）他还要去出航；航海，将是他终生的事业，他热爱这一事业。。

这时，我已上了高三。中国大地上，已经遍插红旗，大跃进了，大炼钢铁了，口号声激荡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学校。我给谢廖沙又回了封信，流行的豪言壮语和口号替代了前两封信中热烈却温情的纯真及书生意气；……没有回信。再以后，我高中毕业，进了另一所学校；而在这所新的学校里，经常想的是如何能吃上顿饱饭，因为“生产救灾”了。与谢廖沙的联系彻底中断了。　

但谢廖沙的那两封信和高中生活的日记却还在。有时我便从随身带的小箱里翻出来，借以重温那段美好的日子。两年后，我工作了；箱子寄放在老家，谢廖沙的影子淡去了。

社会在前进，中国的政治形势总是在发展，无产阶级容不下封、资、修的存在，要革文化的命了！那风，是先从有形的文字开始的。最初的红卫兵（官办），挨家挨户搜寻“牛鬼蛇神“，鹤唳伴随着风声。一向安分得树叶落下也怕打破头的的老父亲，退休前亲历过诸多“反“字当头的政治运动，他这时想到了我那只书箱；除了留下旧课本和他认为无妨的几本课外书，连同我的一些习作手稿，还有全部高中的日记，当然也包括谢廖沙的信，一起填进了锅灶，作了打稀饭和烀地瓜的燃料。得知此事后，我那份懊恼啊！

但是，不久之后，这懊恼就变成了心底深处暗暗的庆幸。这不仅仅是因为父亲来信说，红卫兵已经光顾过我家，我的书箱也被查过，最后只拿走母亲针线笸箩里的一本作样册（妇女用来夹放鞋样绣花谱之类的书册）的不知是哪年月的黄历；更是由于我给学生改作文时划去了我认为用得不当的毛主[xi]语录，于是被戴上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招来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当然是和另外的教师一起），而且宿舍也被翻了个底朝天，却只翻去了几部翻译小说。这时我才想到，假如我那些日记和谢廖沙的信带在身边或者在家中被抄去，还真说不定会在现有的帽子上再加个“里通外国”或“苏修特务”的桂冠，那可就真的万劫不复了！

自然界的风云可测，世事却难料。在中国的大地上，文革的飓风停了，文化复苏了，改革开放了，思想言论的禁锢消失了，而西北利亚以西的大片欧亚土地上，苏联这个国家的名字已不复存在。照照镜子，当年那个和苏联年青海员有过交往的书生，已是白雪覆顶，垂垂老矣。就在这时，从北京某豪华演出厅里，又传出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海港之夜》以及《三套车》的歌声。我想，《五个女儿五朵花》大概也还有人在演唱吧？可那个一听到这歌声就激动得不能自持的年青海员又在哪里呢？

谢廖沙，我的朋友，我想您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