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三十多年的发展，我们中国人留下了垃圾风俗丢掉了优良传统。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民族学习其他文化，多是学习人家先进的文明，可是我们这个号称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不但丢掉了自己的许多优良传统，许多世界上其他民族自己都丢掉的不良习俗，我们却当作经验如获至宝。

刚刚与几个国外回来朋友小酌，听他们讲旅居国外的经历。一些曾经模糊的想法，似乎清晰了一些。多年来，我不只一次地在文章中提到日本奥运会，数万人的会场，比赛结束后，整个会场一块垃圾都没有。从日本回来的朋友讲，在日本公路上堵车，都一个跟一个，没有警察管理，也没有人超越前面的车，多长时间都有秩序地等待。到富士山旅游，上山的游客几乎都自带垃圾袋，整个旅游区，很难看到垃圾。

从美国回来的朋友讲，在美国遇到有孩子过横道，所有过往的车，不论什么高官还是巨贾，都耐心地等待孩子们过去后再缓慢通过。一些小镇，人行横道的通行灯，是人工自行操作的。刚到美国的朋友不懂，常常在等候通行时看到，已行至横道上的车会抓紧时间通过，后面的车几乎没有跟着抢行的，基本都会停下来，甚至伸手示意等候过横道的人通过。一个网友介绍其在美国的旅游经历，当他们准备野外宿营时，发现只带了一根用来栓帐篷的绳，没有准备分割刀具，于是向一个已经装车准备回返的美国夫妇借刀，可是那位美国夫妇说没有带刀具。于是他们便先开始野餐。可是两个多小时后，那个美国丈夫往驱车返两个多小时给他们送来刀具，当他们割断绳，安装好帐篷后，他才带着自己的刀回家。这些本来对于我们中国人并不陌生的事，现在听起来却恍如神话！

其实这些善举，在我们中华大地原本并不罕见，只是的近年来几近绝迹了。新中国建立前，许多纯朴的乡村，过往行人可以行至任何有人居住的地方借宿。多数情况下主人都会提供方便，不会主动要报酬。有的乡民甚至还在交通要道附近建个简便的小屋，备置日常用具，供过往行人日暮时留宿。许多留宿过的行人，离开后会把这种简易屋收拾得干干净净，甚至会留下些生活用品，供后人使用。一场险些灭亡中国的日本侵华战争也未能将中国人善良品性灭失。新中国建立时这种古朴民风尚存。远的不说了，就说现在仍活的人还能见证的，当年许多乡民自己生活并不富裕，可是对于下乡的干部与远方的客人都能热情相待。干部下乡与远方来的客人，都由村里安排挨家轮流吃派饭，真乃“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美食。可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古朴民风几乎绝迹，听到这些原本是我们祖先的善良品行时，却令我们羡慕不已，似乎久别陌生。

崔君与车君刚刚从韩国归来，席间在中国成长的他们对于韩国际遇非常感慨。崔君在中国生活了半个世纪，改革开放让他这个中国籍的鲜族人有机会走出国门，去他的祖先栖息地领略一下被西化了的东方文明。曾几何时，朝鲜半岛与日本都是生活在华夏文明的光环中的。可是近代，被我们蔑称为番邦的日本与韩国，一个两次让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见证了文明的力量，险些成了殖民地；一个成了中华文明的活标本。许多日本人就认为，华夏文明在中国大陆已经死亡，只有日本才有资格延续华夏文明。许多韩国人也以中华文明的正宗自居。许多中国人听到这些，无不嘲笑他们“夜郎自大”，可是当今时代，各个民族在人类世界里的地位，已经不是靠人数多少国土多大来界定的了。近现代，推进人类文明飞跃性发展的不是中国、印度这样人口众多的曾经的文明古国，相反资本主义文明多数起源发展于那些“番邦”！至今中国与印度的身上还仍然留着“番邦”留给他们的“弹孔”。

崔君走出国门前，是个虚荣心较强自命不凡的人。常常为自己的才华得不到施展报怨世道不公。可是他到韩国几个月，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认识到自己的渺小，能够理性地接受周围人对他的批评，最主要的是他改变了投机取巧的观念，接受了勤劳致富的理念。崔君讲其在韩国，乘坐电梯人们都主动靠一侧前后站成一队，另一侧留出来供有急事的人超越。公共交通上，老弱妇孺坐席，即便没有坐，年轻人也不会去坐，抢这种座位的多是中国人。他感觉到韩国人很勤劳，许多老年人，出门都自带个兜子，遇到路上并不多见的垃圾都要装到兜子里集至垃圾箱，没有想到过要报酬，也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么高尚。退休后即使有优厚的退休金，大多数退休的老人，也都找个力所能及的工作，不在乎工薪多少，只是为了体现自身的价值。大家一起劳动，他做得不够好，同事指责他。最初他非常不满意，可是后来他发现，这种指责与在中国不同，指责他的同事不是象中国人那样只指责别人自己不去做，而是耐心地指导他怎么做。韩国人接受不了消极的工作态度，认为那是对老板不尊重，也是对自己不尊重。

车君到韩国前是中国大陆一个高级自由职业者，“黑白两道”通吃。到韩国后，感受到文明的约束力量。要偷偷地躲到角落里去吸烟，在公共场合不敢大声喧哗。从来没有做过教师的车君，受聘于韩国一所学校，执教于到韩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让他最为感慨的是，韩国长幼有序的社会风气。就是在公共场合发生矛盾，年轻人也多礼让年长的人。一次一位长相年轻的老者在餐馆与一年轻人发生争执，当老者拿出身份证证明自己的年龄比对方年长时，那个年轻人立刻给老人道歉。

在学校里，学生对于师长的尊重，堪称东方楷模。从家长到学生，绝大多数对老师尊敬有嘉，信赖不已。很少有质疑老师的。如果少数哪个学生家长质疑老师，会受到全社会的谴责。而韩国的老师也是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与强烈的责任心赢得社会尊重的。韩国老师，每上一节课，几乎都要搜集大量的资料，输入自己专有的笔记本电脑。对于授课的时间与内容要做出详细的设计，制定具体的方案。而韩国对于所有任教的外籍教师，几乎都要给予配备专有的住宅与专用的汽车，办公设备先进齐全。大学里的教师，每个老师一个单独的办公室。普通教师的年薪大约多在350万韩元（20多万人民币左右）以上。而且所有从事过教育的人，就是干一天也有退休金。但是退休金与你从事教育的年限成正比，干得年头越多，退休金越丰厚。业务职称，都是基于年限逐年晋级，到哪一年你就晋升到哪一级，工薪随之上涨。老师根本不用象中国教师这样，花钱出什么没有人看的什么级别的书，搞什么假论文，弄什么交钱就能得到的教育科研成果证书，投什么从来不公开的选票……你只要认真从事教学就好。可是平日里对教师要求却很严格，如果你不认真教学，工作态度消极，随时可能会被淘汰。

车君的夫人就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教师。可他本人在国内时却很瞧不起教师，但到韩国他被韩国尊师重教的风气影响，投身到教育行业感受了一把作老师尊严。然而最终散漫惯了的车君最后还是离开学校去经商了。不过他的观念却有了本质的改变，从前在国内他的儿子要是在学校被老师打了，他会找到学校兴师问罪。可是在韩国他的儿子因为迟到被老师打了手板，因为他儿子往后躲，戒尺打到手指上，手指被打肿了，他儿子回家时把手指包得粗了毫几圈，并信誓旦旦要告学校，车君不但揭穿儿子的伎俩，还教训了儿子一顿。但并没有阻止儿子上告。可是他儿子一直把上告邮件发到韩国最高教育行政部门，也没有得到什么反应。孩子本想给学校造造舆论，可是刚一有这想法就遭到周围人强烈谴责。后来他发现，韩国媒体很少有缺乏道义感拿教育开涮的。最后只好接受现实。几年后，他的儿子也入乡随俗了。一犯错误就主动准备接受惩罚。

韩国的惩戒教育保留了东方教育的特点。学生犯错经教育不改的，要接受惩戒教育。高中的女学生，犯了错误还有被老师打屁股的。因为这种教育已经形成了社会风气，所以韩国的孩子也就司空见惯了。但是韩国的惩戒教育比较注重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中学生都是男女分校，避免了孩子在异性面前面子上挂不住而有过激反应。惩戒教育原本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教育里是存在的，可是后来随着人性化教育观念的产生，西方国家一度否定惩戒教育。但是后来发现，这种以牺牲孩子健康成长为代价的矫枉过正，是用暂时的虚伪的人性教育，替换了孩子终生的人性生活。所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多年规范化惩戒教育的探索了。然而，我们却把人家已经扔掉的绝对否定惩戒教育错误观念拣来，并发展到极致。在不良媒体的推波助澜下，绝对否定惩戒教育的弊端已经让我们的基础教育混乱不堪，并产生恶劣的社会后果了。没有经历过惩戒教育的孩子对于残酷现实生活中的挫折，几乎没有抵抗能力。轻生、丧失理智疯狂报复社会已经渐成常态。

二十多年前，世界上接受西方民主体制的国家只占百分六十多一点，仅仅二十多年，几乎世界上百分九十以上的国家都接受了西方民主理念，开始践行西式民主体制。而在我们国内“决不……决不……决不……”让得道多助都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禁忌词语了！

今天观念上的堕落，实质源于阶级斗争。当年为了争夺政权，我们把阶级分成好人阶级与坏人阶级。宣扬什么资产阶级没有好人，妖魔化资产阶级，彻底否定人性的普世价值观。实质上哪个阶级都有好人也都有坏人。就象哪个阶级都有贪官，都有正直的人一样。只不过有的体制压制人性的正直，纵容人性恶的一面。有的体制推崇人性正直，抵制人性恶的一面。所以阶级斗争并不是善恶之间的斗争，只是争夺政权的斗争。历史上因为掩盖自身劣迹，放大敌对阶级的恶行，才让国人有了“坏人阶级”的误解。最近我们一直挺的利比亚发现了一些“万人坑”，里面的人大多是因为反抗政府被杀的，挺这样的政府岂不是否定靠反抗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起家的现在政权的合法性？由此可见阶级斗争乃利益之争，为了利益只要是不同阶级的善恶都得消灭。

中国是个农业国，大多数国民是农民。而中国的农民真正勤劳的，多数都发家成了富人甚至地主。即便没有发家，生活也能过得殷实。只有那些懒惰的农民才受穷。尽管富人堆里不乏仗势欺人，甚至可能受体制纵容仗势欺人的比例暴增，但也绝不是富人堆里没有好人了。国人常常被为富不仁所迷惑，其实不仁的不是富有阶层，而是那个纵容富人不仁的体制。纵观人类世界的历史，为平民争取到利益的，常常还是那些背叛了本阶级（富人阶级）的富人，而穷人如果没有富人为他们争取一个保障他们利益的社会体制，穷人会在永无何止的争夺中彼此消耗。只是一个纵容人性恶的的体制下，这样的富人会越来越少，但绝对不会灭绝。因此仇富是不正确的，如此那些贫穷的人岂不要穷一辈子，不然以后岂不要也被人仇！世人不能因为谁富仇谁，而是应该仇那些为富不仁的。可是中国既得利益集团，却常常利用掌握的社会舆论工具，混淆这个概念，误导国人，只要是富人就一定“不仁”，最终达到逼迫所有富人都与他们一同来抵制穷人的反抗。这种不分是非的反抗，只能让穷人作出更多的牺牲。

中国民众被愚弄的时代应该结束了。保护一个善良的富人，就会有第二个善良的富人，保护第二个善良的富人，就会有第三个善良的富人。如此为富不仁的富人，就会逐渐减少。倘若不分是非地仇富，就会让不仁的富人队伍壮大，民众将作出更大的牺牲。给过去地主打过长工或者短工的老人现在仍有活着的，他们告诉世人，许多给地主干活的农民，地主比现在老板给的待遇好。亮剑的里的男主角李云龙不就说，他们农民给地主干活，一把一利索，从不拖欠。我们过去要求地主得善良的象天使，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极左的观念愚弄民众久矣。有私心不意为着他就不会有半点善良，试问哪个人没有私心。难道穷人就没有私心？如果富人因为有私心就否定富人的善良，那么天底下还有善良的人吗？其实善与恶，公与私常常存在于同一个灵魂里。我们应该努力建立一个荡涤人类丑恶灵魂激发人类善良的社会，那就是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主导的社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