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还辛亥革命以真实

辛亥革命是一场推翻帝制的“国民革命”，是一次因“护路运动“而起，新军士兵揭竿而起，打了满清王朝一个冷不防，而不是少数人、更不是个别人的个人行动。可是如今纪念辛亥革命，言必谈孙中山。对其他有功的一批先烈，特别是曾和他平起平坐，凡遇大事、每与之联电、联函、曾经亲临前线、被时人并称孙黄的黄兴却压得过低，以致到了后来的年轻人甚至不知其为何人的地步。就在孙中山逝世的1925年，曾留学日本、亲身参与并目击辛亥革命和往后政坛、史坛风云变幻的鲁迅先生不无疑惑地说：“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只有十四年。”

造成上述局面，有多方面因素。最重要的是社会、历史、特别是现实政治原因。加上一些开国元勋，或和黄兴那样英年早逝，或像宋教仁那样惨遭毒手。还有后来者打扮历史。或像蒋介石那样以衣钵真传自命，虔诚门徒自诩，搞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大造舆论；或因为扭曲的政治氛围使一些历史学家不敢秉笔直书，有的看风使舵，趋炎附势；有的思想僵化，以讹传讹，这就是一种历史悲剧。

孙中山与黄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则是因为孙中山勾结日本侵华所引起的。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自愿以中国为日本的印度，说什么：“（英国）以得印度大陆为母国之大市场而世界列强莫与争。日本地力发展已尽……支那则地大物博而未有以发展之。今使日本无如英于印度设兵置守之劳与费，而得大市场于支那，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他以此来引诱日本政府帮助他颠覆中国的合法政府：“助一国之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

黄兴看到此信，很不以为然，曾将该函抄示他人，特地注明自己没有列名。该函内容败露后，舆论哗然。1915年初，同盟会元老刘师培发表《告旧中国同盟会诸同志书》，说：“然据最近传闻，则诸君之中，其有怀愤激之谋者，不惜为虎作伥，引外力以覆祖国”。

1914年9月，日本趁一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出兵山东，占领了潍县、青州、青岛等地。詹大悲、白逾桓等人决议：“决不利用外患剧烈之时机为革命活动”、“暂时力持镇静，使政府得以全力对外”。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代表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全国出现救国热潮，革命党人纷纷呼吁放弃内争，一致对外。1915年2月，当时的一些主要反对党李根源等11人发表通电，表明自己在此大是大非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政苟有成，何分于党？故吾人反对政府，非有恶于其人，而有不足于其政；虽欲大革其政，而决不敢有危于国。矢心如此，自信可告国人。此次外交受侮，举国惊惧，虽由国之积弱，而亦中央失政所招，能发能收，责在当局。吾徒屏居海外，修学待时，无力使之加良，亦何忍使之加恶？……政府苟能推诚修政，举国倾心，即吾人客死异乡，亦所甚愿。”　

国内和留学界舆论沸腾，孙中山却始终“默不一言”，引起许多革命党人怀疑。纷纷致函中华革命党本部质问，要他表态。孙中山表示，各同志可自行通电反对，他自己“另有对策”。2月25日，黄兴与他人联名通电，严正申明了自己的民族立场，并以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历史教训警告效颦者：“窃览世界诸邦，莫不以民族立国，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堇理之。倚赖他族，国必不保。殷鉴不远，即在平西。”此后黄兴等人进一步声称：“吾人痛思前失，自安放逐。现政府果以何道能得民心，作民政，吾人正目视而手指之。吾人之神圣目的，在使吾最爱之国家庄严而灿烂，最爱之同胞鼓舞而欢欣，至何人掌握政权有以致此，吾人不问。”　

这是何等光明磊落、临大节而不污的丈夫心胸！

那么，孙中山在干什么？1915年2月5日，即在黄兴通电之前20天，在日本强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之前三个月，孙中山、陈其美就与满铁株式会社的两个重要人物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签订了《中日盟约》，条约规定：“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日本须助中华之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国家之事业”等。　

1915年3月14日，即黄兴等人通电发表17天后，孙中山更写信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乃以日中亲善及东亚和平为谈判之目的者。此点与不肖所倡导之主张相一致，虽欣喜不已，至于贯彻此目的之手段方法，则不能不使人失望灰心，诚所不堪焦虑者也。且如欲求东亚之和平，则舍实行真正之日中提携以外，决无其他途径。”　

这也就是说，日本的二十一条与他和满铁签订的盟约不谋而合，所以他既欣喜又焦虑。为什么焦虑呢？因为袁世凯缺乏诚意，因此，日本还是应该扔掉袁世凯，跟他签约的好：“欲得巩固之同盟，尝起草如左之盟约草案，秘密就教于贵国之有司焉。以今日之形势，欲实现如此理想，虽属不易，然今日世界大势动乱、欧洲战局变化极大之秋，更是需要日中提携不可一日或缓之际”，日方应“尽一切方法以挽回局面”。

3月13日，《大阪每日新闻》以《归顺革命党的宣言书》为题，摘要发表黄兴的通电，同日发表了孙中山对记者的谈话：：“此次归顺袁氏的革命党人主要为军人派，彼等疏于世界大势，不能明察将来的必然结果，过分夸大日本对华要求，视为不利于中国，基于此种误解，遂敢于轻举，与我等分手。参加二次革命的流亡军人固然卑怯，以致失败，真正之军人，即意志坚强之无名之士尚充满国中，吾人于将来达到目的方面不必有任何担心。就彼等变节一派之私情而言，有可同情之处，但相信此等薄志弱行之辈与我等同志分手，乃他日实现伟大目的之好机会。日中两国立国于亚细亚，倘不能相互提携，则难以与列强共存于竞争场里。中国与日本分离则国亡，日本与中国分离则陷于孤立境地。今日世界大势，当促进日中提携，以期保障东洋永久之和平。彼等一派之离散何足置意！”　

至此，孙中山总算打破沉默，对“二十一条”作出了公开表态。他认为，黄兴等人针对二十一条的强烈反应乃是“过分夸大日本对华要求，视为不利于中国”，这是“疏于世界大势，不能明察将来的必然结果”，看不到中国离开日本就要亡国，日本离开中国就会陷于孤立。所以，中国的唯一希望，当然只能是靠日本来救亡图存，而世界的大势就是要促进日中提携，确保东洋之永久和平！　

所以，早在抗战爆发前22年，这个被吹得一塌糊涂的孙中山便在日本为其主子画出了“日中提携，共存共荣，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蓝图，而这宏伟壮丽的构想，乃是他在中国遇到生死攸关的民族危机时，向民族大敌“欣喜而又焦虑”地反复献上的，看到这里，那些一直是孙中山粉丝的人是不是冷汗淋漓、张口结舌呢？是不是才刚刚看清这个家伙真实的嘴脸呢？什么叫国家底线？黄兴所表现的胸怀就是！就是后来共[chan*]党在抗战中提出的口号：“枪口对外，一致抗日！”也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所以，无论从革命精神还是个人品德而论，孙中山远非黄兴光明磊落，甚至还有一些叛国投敌的嫌疑，要知道那还都是这个小个子在野的时候的所作所为，要是一旦大权在手，他会怎么做？不敢想象。只能说汪精卫后来当汉奸，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却始终声称自己是总理遗志的继承人是一句真话！

唐太宗在魏征去世后，说过这样的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就是想这么做，所以才会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前的这个国庆假日里读了些书，看了些资料，写了些真实的东西，以纪念百年前的那段历史，但愿是真实的、公正的、客观的。（2011-10-1）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