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网站呆久了，本人便有了心得。我发现一般杂文题材逃不了三弊：坐菜市口骂娘、引经据典谈社会不公、另类哲学笔记。这似乎形成了套路，有了这三种套路，一路“拳”打下来，不说让人闻风丧胆，至少也是叫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作畏惧状。

谁坐在菜市口骂娘？物价涨了吧。于是，便有人站出来直接对物价部门、当地政府提出响当当的批评。色拉油涨价了，蔬菜涨价了，难道不能为老百姓说一句话吗？从任何视角来看都是对的。

引经据典可是写杂文的要领，这样至少表现出有文化，况学鲁迅必是如此。我读鲁迅的杂文，极少看见引经据典的。该不该引经据典？肯定是应该的，但如果每篇杂文如此，必给人充门面、作摆设之嫌。类似于鲁迅的杂文，针对时事，往往笔调尖刻，痛快淋漓，即便是引经据典也是一笔带过。

再就是另类哲学笔记。这样笔记看似思想性强，学术词汇多，搬上墨格尔、康德、叔本华，读起来让人似懂非懂的，大有高山流水之妙，就像是黑格尔婚礼上的玫瑰花，给人的浪漫和想象，而实质上的失落与怨叹，却逃不过人们的眼睛，这种遁入空门的主张与改良，纯属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在华美的的语言背后，往往让人看出某种不切实际的企图。你悲情哲学思想，不一定我也是悲情哲学思想，而作者的教化作用是有限的，有时过于强调经典往往令人反感。

尖酸的语言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好像鲁迅如此。在我眼里的鲁迅，并非如此，他在世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当旗手，被人捧为杂文之父，他只想当一名有良知的文人。新中国之后的杂文，在写法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如邓拓的《燕山夜话》，其作品更多的涵盖知识性、趣味性，其中包括劝导和引导，当然也不乏辛辣的讽刺，对时弊的针贬。但善意的语言，足以让人体会得到。

杂文除了尖酸与刻薄，能否留给读者一些的教益，耐人寻味？

如果总一种套路，早晚会露出破绽来的。这样写下去，不如不写。不写是因为，作者人微言轻，表面上图个嘴巴痛快，实则一点自我的见地也没有，那就更没有作品的质地了。新闻时事天天有，写法各有不同。

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位怪人专爱张贴大纸报。一年春节，他在人群聚集的地方贴出一张大纸报。他开篇以毛笔写道：“今年春节早晨，我一口气吃下二十个汤圆。……”接下来的语言大多如此。这当然会引起别人的联想，是否另有所指，另有所图，不知是鲁迅笔法，还是春秋笔法，但终因猜不透作罢了。这样的人，便理所当然的成为了群众的代言人，每届地区人大代表非他莫属。作为人大代表，他像从前一样照样呼吁，照样喊“改革”，但地区的变化始终不大。人们这才恍然大悟：这样的人，并不是理想的代言人。接替他的那位地区人大代表很不客气的对他直言：“你没有知识！”一语中的。

骂娘好，骂娘该。殊不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所以是招隐诗，在于把道理说透，至于圣上，那就靠圣上参悟了。先秦文学中的散文大都如此。

以菜价论，可能涨价是趋势。我参加工作时，工资才一百多元。老师说：“今后的肉价定会涨到十元一斤。”我在想，我是否每月的工资背十斤肉回家就算了，饭也别吃了。想起来令人恐惧。不过，从经济理论上看，农副产品上涨是必然的趋势，至少要保持和工业品相当的价位，否则消除城乡二元化的差别，就是一句空话。当然，没人骂农民，这个得罪不起的。这也是文人的狡猾，矛头指向一小撮，重拳打在棉花上，搞点花拳绣腿，比如骂官是一种时尚。于是把矛盾指当地政府的调控手段上。这又有失偏颇了，难道一斤白菜，海南二十元一斤，重庆只卖一元一斤？如果真是这样，可能不少人会义无反顾的加入流通行业，商人绝不会买椟还珠的。舍本逐末是孟尝君做的生意，且最后显示这样的生意是本小利大。

虽说时下杂文有三弊，但写总比不写要好。但如果长期不出巧，那可能就有问题了。新闻天天有，杂文后天出，吃新闻吐出来的馍馍渣好吃吗？这样的杂文还不如不写，像新闻的跟屁虫似的。现在，我们来写写李双江之子李天一劳教后的近况，没有了；因为没有这样的新闻，于是杂文作者齐刷刷的偃旗息鼓，墨迹踪无，既无纵论，也无猜想了。

秦牧是散文作家，一生没骂过什么人，并不见得他在中国文坛上不引人瞩目。他的一本《艺海拾贝》，不仅有知识性、趣味性，更有生活意义。

靳力是杂文编辑，他写的关于语文教学方面的杂文，就有另辟蹊径之说。写自己熟悉的事物，何乐而不为呢？像江凤鸣的杂文《江南古镇说秦氏》，令读者从侧面了解了秦桧，了解了秦桧善于钻营的成因，这比《岳飞必死》的写作手法要高明得多。

人性、人格，谁谈得清楚？连最后成为大汉奸的汪精卫在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后，也吟出了“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颈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样豪迈的诗句。至于他后来蜕变，也是他目中无人的结果。

杂文是散文派生出来的一种文体形式，有战斗性与愉悦性、辩论性与形象性相结合的特征。“人贵直，文贵曲。”如果一位杂文作者突破不了骂娘的框框和条条，那只能给一个评语：与时代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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