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载沣与盛宣怀

——1911年，主张激进国有化的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出于财政压力、也出于借机谋取买办私利的考虑，盛宣怀向摄政王载沣提出，当务之急是将铁路收归国有，再由政府出面与列强协商，争取好的借款、管理条件，避免主权过分流失，争取铁路早日投入使用。这个说辞非常合乎载沣的脾胃。1911年5月9日，清廷发布《铁路干路国有定策》，引起全国一片哗然，“保路运动”风起云涌的在南方各省展开，成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爱新觉罗?载沣：清朝摄政王，末代皇帝溥仪生父，醇贤亲王奕譞的第五子，1908年任军机大臣。同年11月其子溥仪入承大统，载沣担任监国摄政王。次年代理陆海军大元帅。在清朝的最后三年中（1909—1911），他是中国实际的统治者。载沣性格懦弱，才疏识短，难当大任。他组成的皇族内阁中多为骄奢淫逸不知世务者。时人论道：“察其器识，无一足当军国之重者”。内阁总理大臣奕助“贪污不堪，与其子载振日以招权纳贿为事，时人比之为严嵩父子”。而主管海军的载洵、主管总参和禁卫军的载涛则是摄政王载沣的亲兄弟，让他们掌握军事大权，这种做法“不仅为当时汉宫所反对，即属满人，亦多侧目”。所以清朝的灭亡从此就埋下了伏笔。

这个在末代皇帝登基大典上对自己儿子说“快完了”的载沣面对鼎沸的局势，束手无策，全由他人摆布，又屡屡举措失当，自然加速了清朝的灭亡。宣统三年八月（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载沣被迫辞去摄政王职，闭门家居，次年他被迫同意溥仪退位。1928年，迁往天津幽居，后又去东北，之后返回关内居住。1951年初，因多年老病感受风寒病故。

盛宣怀：清末官员，官办商人。1911年5月9日，哄骗摄政王载沣发布《铁路干路国有定策》，宣布“干路商办”，并规定责成邮传部和度支部制订国有化细则。11天后，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签订条约，规定清廷借款1000万英镑，年息5厘，以四省厘金520万两为抵押，修建粤汉铁路，规定“铁路3年完成，贷款40年还清”。

盛宣怀就任半年功夫便强推国有化，且以近乎强买强卖的手段给人以国家与民争利、经办人假公济私的强烈印象（尤其盛宣怀本人还是个买办）。盛宣怀依附载沣，露骨地对张之洞、袁世凯等汉族官僚的开刀，在铁路发展战略上处处反其道而行之，而且只谈“国有化”，却不谈是否继续“田亩加赋”，以及已经收取的“田亩加赋”是否偿还，这等于是赤luo裸侵夺最基层农民的利益，从而最终引发四川保路运动，导致辛亥革命爆发。拉开清朝葬礼序幕后，盛宣怀又捧出袁世凯，为清廷的棺材钉上最后一根钉子。由于千夫所指，他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清史稿》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1911年12月前往日本，踏上了流亡之路。

1912年秋，中华民国建立后，盛宣怀受到孙中山之邀回到上海。为了取回在辛亥革命中被没收的资产，据说他向民国国库缴纳了500万两的贡献，在经过晚清和民国的两轮清算以后，仍有2000万两白银的遗产留给其后人，由此可见这个贪官多么有钱，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病逝于上海。他的葬礼极其盛大，耗资30万两白银，送葬队伍从吴江路一直排到外滩。为此租界当局还专门安排了交通管制。这就是当年被国人唾弃、声名狼藉的盛宣怀的最后的风光。不料百年过去，居然随着改革开放，盛宣怀却被描写成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和李鸿章一样摇身都变成了“开放的先驱”。

可惜盛宣怀的家人却不争气，几乎全是败家子，在那个红顶商人死去的时候，家财无数，据说当时半个上海都是盛家的。只是盛宣怀的儿女个个挥霍无度，在这个红顶商人死后十二年，一切繁华荡然无存、都不复存在，盛家的儿子穷得无处容身，只好栖身于坟场小屋，不知这算不算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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