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瞎白话点什么啦，一来最近的杂事比较多，自己经常被弄得焦头烂额的，没有心情；二来，最近看的东西也渐少了，大有蓬头垢面、渐成青面獠牙之感了。上星期六逛了趟书店，买了几本书，一口气将它们看完了，有那么些许感受，把它们白话出来，权当给自己洗澡啦。

一本是蔡澜的《吾爱梦工场》，买它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喜欢看电影，而蔡澜这本书结合自己当电影人的经历，讲了一些自己熟知、而我们无法知道的故事，有关于电影的、有关于影星的，也有关于影迷和电影爱好者的，都是一些篇幅不长、轻松愉快的随笔性的文章，是一本对于电影爱好者来说，趣味性很强、在茶余饭后相当不错的娱乐读物。

一套书是华文出版社出版的《蒋介石自述》，书分上下册、以大大的、醒目的“蒋介石”三个字为标题，再以稍稍小一号字体的“自述”两个字作为补充，再以更小的一号字体，介绍自述的内容，不外乎“革命、爱情、治国、修养”等内容。从书的内容可以看出，为什么出版者不敢直接以《蒋介石自述》为书名，一是因为蒋介石可能根本就没有出过一本自述的、全面阐述自己各方面理念的书；二来，书的内容中多以蒋介石各个阶段的讲话、书信、日记、训导之类的近似自述的原文或原文片段，来阐述蒋介石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再加上一点编者对蒋介石生平的一些介绍。所以，编者只好打着蒋介石自述的羊头，卖起了不知是羊肉还是狗肉来了。不过，还好，编者所搜集的一些资料和照片，对于我这种所谓的历史爱好者来说，还是不容易一次性看到的，更让我尽管觉得有些上当，但还不至于十分吃亏的是，里面的一些资料和图片，印证了我的某些不太清晰的想法，就容我慢慢道来：

一，“攘外必先安内”与消极抗日

蒋介石在“革命军”一书中所言、以及他一再在各种场合宣称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一直是##党攻击他对日本侵略采取的妥协、消极抵抗政策的把柄和口实。本书中这样评述的，“一统天下的蒋介石面对的仍只是一个名义上的中国。。。。。。。蒋所要面对的是地方割据势力，还有正在兴起的红色根据地。蒋之分析其所面对的国内之政治情势，大抵符合当日之判断，从日后的演变来看，##成为蒋的心腹大患自是由之。但当日能将##列为其首要除掉的目标，蒋之判断不得不说相当精准”。应该说编者敢于做这样的结论，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相当的历史公允心的。再有，书中在后文刊了一些蒋介石在“九一八”事件之后接见请愿学生的照片，并在照片下注明了蒋的一些言语和日记记录，表达了他对抗日的态和对请愿学生的看法。让我尤其感到吃惊的是，蒋介石在11月24日对到南京中央党部请愿的5000多名学生说出了“如三个月内不出兵，砍蒋某之头，以谢国人”的话语。学生们还不依不饶，次日在国民党政府的大门前悬挂一口大钟，不时敲打，以示警示。我不是一个历史学者，无法证实这样的话语和这样的行动是否属实，如果是真实的话，我真是太羡慕当时那个时代的学生啦！几千个请愿的学生游行示威，就可以让一个政府的最高长官出面接见、交流，还可以逼着这个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说出那样惊人的话，更敢于以近似侮辱的方式警示一个国家的统治机构！抛开所有的东西不提，你今天别说往北京新华门门口挂一口钟，就算你往你们村委会门口挂一口钟试试，肯定够你喝上几壶的！他们也太不把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当回事了，跟现在这个“别把村长不当干部”的社会相比，真是有着天壤之别啦！

二，重庆谈判

关于重庆谈判，书中引用蒋介石日记的记载说：“毛泽东今日来别，与之谈约一个小时，先问其国共两党合作办法及其意见如何？彼吞吐其词不作正面回答。余乃率直告他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党有害。余为##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及放弃军队与底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党今后唯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任。彼以为是。果能动其心于万一否？但余之诚意，或为彼所知乎？”再次声明，本人不是历史学家，无法确定日记的记载是否真实，但是我想，编者既然敢于以蒋介石日记原文引用，相信他们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自己动手编造蒋公之日记。如果日记是真实的，相信连自己于上海嫖妓、放浪形骸的事都不撒谎的蒋介石，这一番记载应该是比较真实的记录了他真实的想法。在我过往所受的历史教育中，曾经多次提到蒋介石打着谈判的幌子，行的是内战之事，根本毫无两党合作的意愿，只想独裁统治中国。可是稍稍仔细分析一下似乎也不尽然。内战爆发前，蒋介石通过抗战胜利达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顶峰，中国至少在表面上呈现出了统一的态势，而国民党此时的实力以及对中国的控制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单以两党的军事力量对比就可以看到：当时国民党所辖陆军约200万人，非正规部队约74万人，特种兵36万，空军16万，海军3万、军事机关和院校约100万，总兵力约430万，其中美式装备的陆军精锐部队39个师；而###党部队总人数约120多万，其中野战军约60万，地方部队约60多万。在这样的一个力量悬殊对比之下的双方，能坐在同一个谈判桌上共谈国是，不论对方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起码人家表现出得是一种姿态，这种姿态就是希望双方能够和平、而不是通过武力解决纷争。反观当国共两党经激战之后，双方的实力发生了转换的时刻，国民党和一些国际势力要求两党再次坐在谈判桌上的时候，###党对于双方谈判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严惩战犯，蒋介石当仁不让的成为了第一号战犯，###党和谈的真实意图和态度显而易见了！当然，我也并不敢妄自猜测蒋介石确实希望中国走向他日记中所说的希望两党在政治和经济上竞争，实行所谓的两党执政制度；更不敢妄自揣度如果当时真的两党合作成功，中国的历史是否会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但至少书后文中所记载毛泽东对秘书胡乔木说“（蒋）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的一番话，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信的。倒是毛对蒋介石的评价“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我们的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不仅精准而且真实的反映出了国民党与###党对重庆谈判的理解和态度啦！

美国人费正清的一段话似乎可以让我们隐约看到些历史的真相：“在历史的演变中，很难证实某一件事业会发生。中国的国共两党互不信任，而且谁也不愿放弃最后控制全国的希望。他们各有敌对的军队和组织，以及二十年互相残杀的苦痛回忆”

三，蒋介石的失败

关于毛泽东的胜利和蒋介石的失败，已经有无数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做过了连篇累牍的分析与研究。而作为一个爱好者和未曾有过系统研究的我，在这里只想谈谈我读这本书时一点点感受。

我个人觉得蒋的失败首先是他性格上的失败，有句话“性格决定命运”，确实不假。早在1915年蒋于东京学习之际“锐志于学，每日朝夕静坐看书学习，皆有常课，尤喜读王阳明、曾文正、胡文忠三集，手未曾暂释。。。。。。军事学即以巴尔克战术书为基础，而政治书则以王阳明与曾文正二集为根底也，至检身之法专从悔字上着力”。而《蒋介石秘录》中更记载曾文正与王阳明的精神是“为其以后终生的精神粮食“。他对自身修炼和信仰上更多的是强调“克己”、强调“知行合一”，强调“追随、服从、忠诚”，甚至在其临终遗言里亦有“吾为总理之信徒”等语。这些特点，从蒋的众多文字记录中可以清楚的看出，亦可以从他的一些生活习惯中看出来，例如他几十年不变的坚持记日记，例如他的书法中规中矩、注重规则和法度。反观老毛则完全相反，尽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他的革命所高举的大旗，但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强烈反对把某种主义、某种思想当做偶像来追随，在他的世界里，他没有崇拜者、没有追随的对象，一切知识、一切思想存在的原因和意义，只是为他所用；而历史中的英雄、国际上的权威在他眼里不是“稍逊风骚、略输文采、只识弯弓射大雕”，就是“土豆烧牛肉、纸老虎”，他们的存在也只是为了印证他“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也就是说，从骨子里看，蒋终其一生不过是一个“追随者”、“执行者”的角色，而毛则是一个“破坏者”、“创造者”的身份。而自1840年以来风雨飘摇、动荡不安、激流涌动的中国社会，到了蒋、毛的时代更是酝酿着剧烈的变革、充斥着更为激烈尖锐的矛盾，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一个破坏者、一个创造者与一个追随者和执行者相比，显然更适合生存、更容易在竞争之中取得胜利。所以说毛的胜利应该说是历史选择了他！

蒋失败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个人认为他看不到、也可能是他看到了，但以他所处的社会地位（执政党的角色），他无法（也可能是不愿）面对、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从他执政的历史、从他众多关于治国的文章和训导讲话中，我可以看到一个挥舞着“礼义廉耻、知信忠勇严”等儒家传统思想武器，对那个已经饱经外忧内患、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的国家，进行着声嘶力竭、却又徒劳无益的缝缝补补工作的执政者的企图和无奈。而老毛，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奠定了他思想体系的基础，表现出了他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也展现出了他作为一个破坏者、一个创造者的远见卓识。一个是怀着害怕自身既有利益受损的忌惮，对现有已经运转不灵的国家机器，进行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修补工作；一个是发动大量根本毫无利益可言的无产者阶层，对旧有国家机器，进行彻底的、毁坏性的破坏工作，哪一种更容易取得成效，相信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不言而明了。

另一个原因，其实也可以说包涵在第一个原因之中，只不过，有时候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外部因素确实起到了不可或缺、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日本侵华事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了，这对国共两党的发展和斗争形势的变化以及整个中国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有大量的学者论述和研究了，无需我赘言。

四，国共两党之争

关于这一点牵涉到我最近在看的第三本书，就是王蒙的《庄子的奔腾》。这本书是王蒙继《庄子的享受》、《庄子的快活》之后的又一本有关他读庄子感受的书。他在读《庄子。杂编。庚桑楚》一文中，这样引申着他的感受：

“名相反而实相顺”，这是一句迄今没有被国人发现、理应大放光芒的格言。多少年的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对立，从名上、言辞上、说法上看，他们真称得上泾渭分明、邪正殊途、善恶二元、毫无调和的余地。而当一切成为历史以后，人们会发现，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人和事，在一些时候也许他们是半斤八两，也许是五十步笑百步，也许是互相转化，弈棋转烛罢了，也许是不了了之，白白地误了多少性命！

。。。。。。

人一旦争起来，最方便的便是将各种罪名（帽子）扣向对手，以各种美名装扮自己，这样才能争取更多的追随者，同时为自己壮胆。结果呢？换汤不换药，转了一圈又走到一起来了。尤其是跟着拼命的百姓们，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外甥打灯笼---照旧（舅），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作为一名老党员，作为一名前文化部部长，王蒙很多话不可能说的太透彻，但是，只要稍微有一些历史常识，我们都可以清楚知道他对“名相反而实相顺”的理解，指的究竟是哪一段历史和哪一段纷争。自己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自然这种感受、这种领悟来的不如王蒙老先生那般透彻、那般刻骨，只能用辛弃疾的一句感叹“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作为结尾。是啊，中国这几千年来兴亡起伏，可其中“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不争事实，这期间的是非成败、沧桑变化，如滚滚不尽的长江水一样，奔流向东永不回头，而你我却只能在这里空自发着“逝者如斯夫”的慨叹而已！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