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和齐国名相。曾辅佐齐桓公改革国政，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他也因此而名垂青史，历来被视为旷世奇才。历代史家与史论作者，无不称道管仲的才能与政绩。几乎一致认为，齐国之治，功在管仲；齐国之败，罪在竖刁等人。而且管仲临死前与齐桓公论及竖刁、易牙、开方三人违背人之常情、不可亲近一事，历来都被人们作为称赞他有先见之明的美谈。历史上许多胸怀大志者，也都以自比管仲为荣。其中自视甚高的诸葛亮，出山之前就曾以管仲自比。

苏洵，宋代著名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与两个儿子一起，对北宋“古文运动”作出过重大贡献，世称“三苏”，他被称为“老苏”。苏洵的文学创作以散文著称，且以议论见长。他的史论和政论，深受《孟子》《战国策》以及韩愈文章的影响，形成自己雄健的风格。其文章大都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犀利，笔力雄健，颇有战国时期纵横家们的风采。往往翻前人之陈言，道常人所未道，语出惊人。他写的《管仲论》与《六国论》一样，都是他政论文的代表作，是评论历史人物的名篇。而《管仲论》一改前人对管仲的一致肯定和赞扬，反弹琵琶、别开一境，着重论述管仲在政治上的失误，批评他在位时没有安排好接班人，导致“威公之薨也，一乱涂地”。（威公即齐桓公）。从而论证“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从而说明国之重臣在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道的重要性，由此得出一种不同于前人的见解。

苏洵《管仲论》的文章一开始，就首先概述了管仲生前死后齐国之功和齐乱之祸的史实，而后紧接着推出一个经过高度概括的一般常理：“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认为，任何成功和灾祸都有一个累积的过程，成功不会一蹴而就，灾难也并不是猝然降之。所以“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苏洵指出。齐国的强大，功劳并不全在管仲一人身上，而首先应归功于鲍叔，因为正是鲍叔推荐了管仲，管仲才获得用武之地。但是，导致齐国内乱和衰弱的原因，却又应当算到管仲的头上，因为他没有推荐贤人接替自己，没有尽到作为一个大臣的责任。因为管仲临终没能“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才致使齐桓公重用了竖刁等3位小人，从而导致齐国之乱，因此，管仲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更好、更有力地论证管仲没能临终荐贤是导致“齐无宁岁”的根本原因，文章后半部分以晋国与齐国作了对比论证：“文公之才，不过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灵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宽厚。”苏洵列举晋国在许多方面都不及齐国，可晋文公死后，其“余威”竟然还得以延续百余年，就因为晋国有老成贤能、德高望重的大臣在。齐国原本具有许多优于晋国的地方，本应该做得更好，可因为它“独恃一管仲”，没能广泛起用贤能之士，而且管仲又没能临终荐贤，导致齐国后继无人，从而造成“威公之薨也，一乱涂地。”文章由此证明，齐国败乱，管仲无可逃其责。

用国与国进行对比之后，作者又进一步举史鳅、萧何两个历史人物为例，与管仲构成鲜明的对比。同为国之大臣，史鳅、萧何在临终前乃至去世之后，都能如此用心良苦地为国家举贤荐能，就因为他们做到了“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你管仲，生前也曾那么风光强硬，怎么就那样悄无声息地独自死去了，而根本不考虑国家未来的前途命运呢？最后这一看似平和的设问，实际上是一种尖锐的批评和指责，以及对后世后人的有力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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