辇下山河一望收（四）——威严紫禁城（三）——走近古都（九）

威严紫禁城之三（续）

（九）

肃顺的脑袋被慈禧砍了，谭嗣同的脑袋亦被慈禧砍了。在封建皇权政治的年代，砍脑袋是一件极为容易的事。越是忠君爱国恤民者，其脑袋越是容易被砍下来，这好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至于脑袋掉下来之后，才不管你是否忠君爱国还是冤死屈死，只如微风拂面波浪不惊罢了，谁承其责哉？

解缙是大明王朝内阁首辅第一人，亦是北京大明内阁大臣屈死之第一人。当年为立太子事，朱棣征求解缙意见，解缙竟以“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称赞长子朱高炽，又以“好圣孙”称赞朱高炽之子朱瞻基，是以坚定朱棣立朱高炽为太子的决心，由是与汉王朱高煦（次子）交恶。朱高煦为报复解缙，一进谗言而贬广西参议，二进谗言以“私见太子”、“无人臣礼”罪下诏狱，于永乐十三年（1415）被锦衣卫都指挥佥事纪纲害死（用酒灌醉赤身祼体埋于雪中活活冻死）。若解缙之不早死，也许大明之开局会更好。当然历史是没有也许的，解缙即或不死，就解家一朝“三进士”又能奈何皇权哉？立一人而损一人，能不死乎？

解缙之死，只因一言故也。为国家民族长治久安事，出一言而身死魂散，值否？于谦之死同出一辙，亦只因“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一言故也。“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北宋黄山谷之缄言当慎记之。

于谦一言救了大明王朝的命，这是天功。徐有贞一言“意有之”而杀了于谦的头，天理难容。似乎这杀人头还真随意间事耳，难怪晚明提出“实内固外”、“以夷攻夷”之虎将熊廷弼因辽东失守被砍头，自然就更不需要什么理由了，谁叫当时政令出自“九千岁”之魏征贤呢？“木工皇帝”朱由校在皇宫后院里正为一座小巧玲珑的乾清宫模型和五间蹴圆堂模型而冥思苦想，哪里管得你熊廷弼是为了江山还是为了社稷？正如清朝乾隆皇帝所言：“观至此为之动心欲泪；而彼之君若不闻，明欲不亡得乎？”当熊廷弼被冤杀“传首九边”之时，河山为之泣泪，长城为之悲鸣。“惜乎廷弼以盖世之材，褊性取忌，功名显于辽，亦隳于辽。假使廷弼战死边城，义不反顾，岂不毅然节烈丈夫哉！”《明史》所评中肯也。后世大凡战败撤军，其首领最好自裁以谢国人，总比被奸人冤杀身死合算，取熊廷首级而示九边之民，以“唤醒”国人以死效忠之意志，廷弼不冤也。

况且，熊廷弼冤死晚明一朝，却赢得了乾隆大帝“晓畅军事，为明代巨擘”之称赞，虽死犹值了。于谦死后，明末董其昌于西湖少保祠挽联云：“赖社稷之灵，国已有君，自分一腔抛热血。竭股肱之力，继之以死，独留清白在人间。”世人虽痛虽憾而社稷铭之，《明史》则曰：“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于谦更值。

于谦忠肝义胆，“被刑之日，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行路嗟叹，天下冤之”。这是于谦在北京被害当天的真实记载，充分反映了北京市民对一代忠良的追念以及对残忍昏庸统治者的控诉。然而袁崇焕就没有于谦这样幸运。在于谦死后（公元1457年）的173年（公元1630年）的北京，袁崇焕“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张岱《石匮书后集》）。我读其言已肝胆俱裂，只不知张岱描述此情此景时，是否亦撕肝裂肺者耶？人世间之惨烈事有甚于是哉！于谦，柱国之栋梁，卫国之功臣也；袁崇焕，柱国之栋梁，亦卫国之功臣也。何乃前者荣而后者剐耶？袁崇焕岂止不值也哉！

袁崇焕进士出身，以文臣而挂将印，出生入死镇守蓟辽以卫京畿，却被京城市民“市而争食之”，天下之冤能有其二乎！难怪曾与袁崇焕有过交往的余大成在《剖肝录》中字字铿锵地控诉道：“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可也！”用“一亡命之徒”来高度概括袁崇焕镇守蓟辽的十年，这是良心尚未泯灭之人对袁崇焕屈死的呐喊，一字千斤血，一字沧海情啊！昔时商殃之五马分尸、李斯之腰斩于市、熊廷弼之“传首九边”示众之惨烈，当有如袁督师哉！

清初无锡人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书中云：“自辽事者，所用人鲜有胜任者。当时所望成功者，惟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而崇焕先置于极刑，妻子流数千里，刑浮于罪，冤哉！”袁崇焕十年征战辽远，疏远妻孥兄弟朋友，为国家安危而作一“亡命之徒”，于国有幸，于家悲情。然受刑惨死，终将这一家庭悲剧演变成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千秋万世不可泯灭之悲剧，实乃民族之不幸也。国殇如此，即或梁启超再怎样用“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之誉词赞而颂之，能抚平国破家亡之历史悲情所造成的伤痛么？

当年程本直愿与袁督师同死：“惟是臣，于崇焕门生也……崇焕冤死，义不独生。伏乞皇上骈收臣于狱，俾与崇焕骈斩于市……万万从国家生灵起见，非从崇焕起见也……”崇祯朱由检皇帝难道就听不见一字半语之意乎？崇焕当剐，皇帝朱由检不该千刀乎？请听听大清帝国高宗的肺腑之言吧：“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清高宗实录》）。

此时此刻我似乎听见袁崇焕在行刑前那豪迈铿锵的遗言：“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十）

为人臣者，“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古今有之，其所作所为，或有一二事件震天撼地，则慰平生足矣。

明初之夏原吉，作为户部尚书，反对朱棣频繁用兵漠北而劳命伤财而获罪下狱，当朱棣因缺粮少草被迫撤军，归途临死之际而感言曰：“夏原吉爱我也。”仅一语，历史就已经把夏原吉的名字永久地镌刻在大明的功臣簿上。刘大夏为兵部尚书，首倡明朝武举科考而录用天下武才、偷藏安南图而反对用兵越南、销毁郑和下西洋资料平息再下西洋而糜资国库，有此三件事，于国于民一生无憾矣。杨一清以内阁尚书之身份相边，开大明人臣戍边之先河（“故相行边，自一清始”），同时巧用计谋铲除奸臣刘瑾，口碑不绝。

守成之时，难有捐躯报国之机；内忧外患之际，尽显忠肝义胆之勇。中华民族之魂，是在血与火的锤炼中而“涅磐”的。晚明杨嗣昌内剿李自成、张献忠等“暴乱”，外御满清辽远之“入侵”，主“安内方可攘外”之国策而身先士卒抛尸沙场，崇祯帝赞其“尽瘁殒身，勤劳难泯”，堪为“救国于危难”之“人臣”。大清之林则徐，一生只需以一“虎门销烟”事即可万世圈点而光芒万丈，何须世人赘言哉。为人臣者，因一事而定春秋，足矣。

有人说，慈禧垂帘50年之不死，内倚曾国藩、外恃李鸿章是也。纵观晚清一朝，此说并不乖谬，倒也实在。二人虽有瑕疵，但功过昭然，任由世人评说。

被世人誉之为“修身齐家治国之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于大清帝国而言，仅以建湘军而灭洪党事，就已经苟延晚清半个世纪之生命，其功已高日月。倘若当年曾国藩金陵一炬而挥师北上，能有同治光绪二帝之世乎？观其一生，修身律己、以德荐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之人生治家治国理念，给满清王朝晚期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睁眼看世界”，仁义补苍天，自筹湘军，另立纲纪，以“承往古衰朽之续”，继“开近代风气之先”，使他实现了从理学家到洋务派的转变。作为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他既是治理乱世“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又是重礼慎法“匡救时弊”而传承封建道德文化的楷模。但是纵然作为“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人，近代史上之第一人”之“断代”人物，其文人弑血而纵掠金陵，天津教案而“不问情罪”，焉能不留下千古骂名？正因如此，曾国藩“内咎神明，外咎清议”而常有四面楚歌之虑，最终忧虑而终。人有瑕疵，虽不能以一眚而掩大德，然其道德君子背后的血腥与屈从，终不能以“中华千古第一完人”而附之。左宗棠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左公知曾文正也。

本欲为善，却终为作恶之事，一心救国，常为卖国求荣者论，是谓李鸿章也。李鸿章一生与晚清相始终，一生与列强签约（大小条约30多个）为己任。因此晚清中国之命运与李鸿章政治轨迹密切相关，因而被世人戏称为“坐镇北洋，遥执朝政”。观其一生，满清朝廷倚作畿疆门户、恃若万里长城之股肱重臣。作为汉臣，仅居张廷玉之下而不能入太庙，但亦是汉人中为一等候爵唯一在京城立祠者。一生所作三件大事，善恶均沾。建淮军而平“捻乱”；办洋务而组建北洋海军；主持外交而丧权辱国。荣辱一生功过不定，在生之时，隐忍退让，作古之后，诘难不止，只有慈禧太后的几滴眼泪才让他入土为安瞑目九泉矣。

今之世人，论其功德过失，责其建淮军而“剿捻”者甚少，朝廷当铭记功德。办洋务建海军，开中华强国之先，旷世之功臣也。问题是建军而不御敌，谀君而不刚直，举国之财力而结帝国列强之欢心，世人惑也。正如近代史学家唐德刚所言：“内悦昏君，外御列强。”从此，中华帝国的晚钟竟然被慈授意下的李中堂一次又一次地敲响。中法战争“不败而败”；甲午海战，避战保舰；八国作乱，“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慈禧电文）。于是1885年《中法新约》应运而生，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强势而出，1896年《中俄密约》悄然问世，1901年《辛丑条约》尘埃落定，“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的李鸿章外交路线，在慈禧太后的认可下最终把中华大清帝国一步一步送进了自掘之坟墓中。

平日无事，偶尔翻到这样几段无关要紧的描述，感慨系之。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弥留之际，俄国公使站在李中堂的床头逼迫他在条约上签完最后一道字后急走。身边侍从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俄国公使传话与侍从：“中堂走后，绝不与中国为难！两宫亦旋即抵京！”看来这位大清重臣在油尽灯枯之际又一次振救了大清帝国，再也用不着“东南互保了”。

日本倭寇对李鸿章的评价甚高：“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试想想，琉球群岛之失，台湾之辱，《中俄密约》之再失辽东半岛，不都是李中堂知大势识文明而“以夷制夷”自强救国的结果么？

《清史稿·李鸿章传》作者赵尔巽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今天我们无由责问清史作者，然则国土一日一日被列强瓜分，主权一日一日被丧失而殖民，只不知这“中兴”之名将如何说起？用李鸿章自己的话说，“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李鸿章奏折），那么多条约一口一口地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喂进贪婪的列强口中而求自保，能不“名满全球，中外震仰”乎？　

还是梁启超《李鸿章传》评价中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实乃肺腑之言也。李鸿章有才有识而无机遇故也，如此翻天覆地之人才，却授命于晚清大厦已倾之时，堂堂八尺男儿，效忠于一垂帘听政之妇，屈就其一品候爵之位，愧杀英雄立世之气概。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今之世人在煮酒茗茶时，亦应谅其太多的无奈太多的委屈而自省之。

然则有一点，李鸿章必当其责。即过分缺乏国人之自信而屈服于列强之淫威。其一生以软弱缠身屡屡不敢向帝国列强开战，用他自己的话说：“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因而中法战争以胜求败，甲午海战坐以待毙，甚至八国联军侵华京畿门户大开（1900年6月，天津陷落）之际，大清慈禧已然下诏与列强开战，电令全国勤王，时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竟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为由而倡“东南互保”，拒从圣命而回电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李鸿章一身以“裱糊匠”自居，以“不可衅自我开”、“不可轻言战事”、“外修和好，内图富强”为座佑铭，以铸成终身大错。试想当年李鸿章倘若在日本下关春帆楼遇刺时，态度强硬一点，能有今日之《马关条约》之奇耻大辱乎？为人臣者，因一事不举而不齿于万世，憾也。

今天当我们站在景山之巅，俯瞰皇城，远眺神州，仿佛看见夏原吉阻止朱棣北伐的虔诚，张居正力排众议改革强国的固执，杨一清铲除宦官刘瑾时那一缕从眉宇间绽放的笑容。

今天当我们穿过这皇宫大院里，寻找刘墉纪晓岚与和坤调侃时“和谐”而幽默的场景。更想看看纪晓岚赠送给和坤花园里的那块“竹苞”匾额而今安在？

今天当我们伫立永定门前，漫步永定河畔，眼前似乎又一次再现于谦魂归故里时京城市民送行的长队，也仿佛看到数千里之外的南京市民罢市、百姓入城为海瑞于成龙送葬的人群。

历史如斯，黄卷依旧，最不忍心者，切不可回放袁崇焕辟刑时那渗入地底下的血液黑白胶片，更不想听多尔滚被掘墓鞭时愚昧暴唳之后的狂吠，还有那小日本持枪射向李中堂面颊那一瞬间的枪声……

忽然，内阁首辅杨廷和怒斥昏庸无道的嘉靖皇帝的声音在我耳边激荡：

“臣等与举朝大臣言官，言之不听,顾二三邪佞之言是听,　陛下能独与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　

2011年9月18日夜草成于养心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