辇下山河一望收（四）——威严紫禁城（三）——走近古都（九）

威严紫禁城之三(续）

（四）

有如杨廷和张居正多尔滚鳌拜之立新君辅幼主之得失，非其真不知隐退故也，概因皇权政治之诱惑力和残酷性使然。古往今来位极人臣能做到激流勇退名则保身者能有几人？一人之下如履薄冰之“人臣”，荣辱得失有如巫山云雨，朝夕瞬变也。即使你能在灯火阑姍之后乐极而知悲，未悲而知返者，有如山重水复之际柳暗花明之后而能大彻大悟，似乎已有高人之虑。然而想要进退自如而“空山新雨后”、“王孙自可留”，实在难矣。皇权有如冰山，越是险峻之巅越是风光无限越是诱人痴迷，自然之理也。倘若身居巅峰之险而览众山之小，处风云万变居高临危而不惊者，高人也。明清两朝数百内阁辅臣之中，能惮道如此者，不过丘浚刘健李东阳等数人而已。惮悟而能践行养身者，500年仅姚广孝、张廷玉、刘墉、纪晓岚是也。

大明一朝能与海瑞合称为“海南双壁”之丘浚，一生“学不阿世”、力矫世弊，多为“治世之文”，著述之富（代表著作：《大学衍义补》160卷），为开国以来第一。亦为大明一朝作为尚书而入内阁者之第一人。一生历官经侍讲学士、翰林学士、国子临祭酒、礼部尚书、纂修《宪宗实录》总裁官、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等职，可谓位高权重了。但最为难能可贵之处，则是一生四次上疏请求致仕（退休）以养天年，均被皇帝婉言谢绝，于弘治八年（1495）以77岁高龄卒于任上。可想这庙堂之上，进退之事实在身不由己。然观其一生历英宗宪宗孝宗三代，刚直忠勇，治学严谨，以经世济国为己任。一生小有波澜而不惊怵，堪为大明一朝以进士身份入阁而善始善终者之高人也。

高人未必出于险峻幽深之处。丘浚于一低矮潮湿之陋室得养天年，兰馨扑鼻，流芳万世。于庙堂之上，于寺院之中，出一二高人亦不为奇。有人说北京庆寿寺之“道衍”（朱棣直乎其为“少师”）和尚，堪为一高人，我看未必也。

僧人仕国，自元朝刘秉忠后，明清500年仅一“道衍”（姓姚名广孝，“道衍”是其法号）和尚而已。他虽为释家弟子,　却精于道家阴阳术数之学；他虽是明初朱棣时代之政治家，却又是一个地道的集儒释道于一身的“世外”高僧，更是一个500年难得一见之另类，何哉？为寺僧却不忘建功立业之道，为人臣又上朝穿官袍而不近女色，下朝着袈裟而居寺庙，已然不伦不类。虽然助燕王朱棣功成名就之后，不再眷恋功名利禄，一生与世无争，以84岁高龄辞世于庆寿寺。但是，若为高僧，开杀戒谋夺位居高官食奉禄，非高僧之德也；若为人臣，庙宇袈裟以佛为心，不近女色以绝人脉，失人臣之责也。观其一生尤以两件大事而盖棺定论：一是运筹帷幄助燕王夺位,虽手不执刃,　南北两军数十万人之生死却系其一人之手。其二是呕心沥血主持《明太祖实录》、《永乐大典》等典籍的修纂，并参与北京皇城之设计，则又在元朝初年刘秉忠之上，实乃社稷之功臣。观其所为，终其所止，当为开国之谋臣之功臣乎？当为世外之高人乎？以谋臣功臣论之，则非超凡脱俗之僧人也，若以“高人”论之，则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古往今来儒释道与官本位实为一体故也，何曾绝然分得开来？

与姚广孝之入世出世皆依其缘不同，刘健和李东阳则勇于直面惨淡之人生，更得知难而退之禅悟。《明史》这样写刘健道：“其事业光明俊伟，明世辅臣鲜有比者。”《明史》写李东阳则曰：“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李东阳而已。”赞誉之高应该恰如其分也。此两人前后作为明朝武宗朱厚照时期内阁首辅，在对待明武宗时期太监刘瑾及“八党”作乱问题上，态度方式异中有同。刘健在主动弹劾铲除刘瑾及“八党”问题上失败，因而对武宗失去了信心，力辞致仕；李东阳却曲意迎合刘瑾而寻机灭之，刘瑾及其“八党”虽灭，但作为首辅的李东阳最终亦因无法说服武宗纵情声色之道（镇日迷恋“豹房”：淫窝）而心灰意懒，主动致仕。此二人皆有鸿鹄之志，退隐山林则是在自己政治抱负无法实现而“福祉万民”之理想完全破灭后的无奈之举罢了。不然，则有可能祸起萧墙身首异处难养天年了。其实刘健虽赋闲在家，却依然关注国事，时常为武宗皇帝在剪灭宦官刘瑾后却仍宠幸宦官张永等人，继续骚民误国荒淫无道而痛心疾首，常语人曰“吾有负先帝之托矣”！人虽退隐却凡心不死，“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实乃刘健之谓也。

世事难卜，欲有所为则实难有所为，欲无为却又必须有所为，非人的主观意愿可以左右得了的。皇宫深院之事如此，这高墙城门之外事亦然。你丘浚无论怎样请辞退隐之事，皇帝就是不准，非让你死在任上再立“忠”节牌坊。你姚广孝无论怎样有功于江山社稷，即或衣锦还乡，姐拒绝见弟，友（王宾）闭门谢客，谁叫你出家人官袍加身满身血腥耶？刘健欲除刘瑾不成而退隐，史学家却称其“光明俊伟”，李东阳“曲线救国”得让杨一清有机会一举铲除刘瑾及其“八党”而遭世人遣责（责其与刘瑾同流合污，德行不检），甚至其学生（南京太常少卿罗玘）寄书李东阳言：“痛割旧志，勇而从之”，否则，“请先削生门墙之籍，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连他自己每每忆及此事，常有“痛不能已”之感。李东阳走过了由“神童—学士—首辅—文坛领袖”极其独特的人生之路，今之世人又能有几人可以说清楚道明白其“隐忍之痛”乎？

说不清楚道不明白之事也许才真算是这皇宫深院之事。清朝有一人还真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矣，他就是雍正时期曾任《明史》总裁和《会典》总裁的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张廷玉。张廷玉虽然一生勤勉事君但知日短，然而作为一汉族大臣，在雍正去世时居然遗命其死后“配享太庙”，乾隆二年又赐其三等伯爵，这在汉族大臣中可谓空前绝后之荣耀了。试想大清一朝，曾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李鸿章，作为“一等肃毅侯”，死后都只能在京城立祠以祭之而无缘进太庙。84岁在任上去世的张廷玉，何缘“配享太庙”哉？真不知张廷玉祖宗哪辈子脸面使其入太庙而受大清祖祭之誉。我曾细心地在大清太庙人谱中寻找，发现在“清室太庙西殿”的众多公候贝子功臣中，汉人仅张廷玉一人而已矣。我心想，明清500年，大明朝仅一和尚姚广孝死后，朱棣为其在北京房山区常乐寺村北建造一座通高33米的墓塔以彰其功德，这是我目前见到的最高的僧人墓塔。而大清朝汉族大臣不可胜数，仅张廷玉一人“配享太庙”，为人臣者一身荣耀莫过如此也。这是86岁死于任上处世圆滑功德圆满无疾而终之刘墉不可比拟的，亦为看破红尘超然世外能够在官场之中左右逢源的纪晓岚所不及也。尽管当年乾隆皇帝赐纪晓岚紫禁城骑马上朝，嘉庆帝在其死后亲作碑文，极尽一时之荣哀，较之姚广孝张廷玉，自在其下也。

（五）

张廷玉“配享太庙”，为封建士大夫立世而树碑焉。正如辛稼轩所言：“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辛弃疾《破阵子》）。忠君爱国建功立业，这是身为人臣者最大心愿，其最大悲哀者莫过于“壮志未酬”也。入仕者有入仕者的悲辛和曲折，忠君者有忠君的苦楚和隐忍。为“了却君王天下事”，是非曲直任由评说，荣辱生死置之度外，甚至不惜屈辱名节机关算尽而为人臣，方可“有缘”辅君治世而成就一代功名。这种微妙的朝廷哲学和官场逻辑还真由不得你不信。

19岁中进士的杨廷和为人刚直，可是为了赢得辅佐君王造福社稷之机，居然还要向掌印太监“立皇帝”刘瑾送大礼，先求太监刘总管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官位，再去效忠皇帝福祉万民，你说冤否？“高才不负重望，曲阿以得高官”的“宰相之杰”张居正为了爬上内阁首辅之位，不得已以巨额钱财（史书中有一个清单，总计约有十多万银两之巨）行贿太监冯保而击败高拱，历尽卑鄙小人之事才赢得了大展宏图实行“一条鞭法”之改革良机，也为大明王朝赢得了十年中兴之机，你说这历史掌故竟然滑稽如此，能不令人匪夷所思？难怪当年报国无门的辛稼轩有“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之感慨而“可怜白发生”了。想想南宋辛稼轩在国家分裂中原蒙难之时，自己却终其一身竟然寻找不到建功立业之机遇而痛彻心扉，再看杨廷和张居正等辈之曲阿卑微之举，迷惘之心豁然开朗。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最不可恕者，乃“一江春水向东流”也。

忽然想起乾隆时期的吏部尚书、上书房行走的刘墉来。他任地方官时，精明果敢政绩斐然而有“海青天”之誉，而任朝官时，却显得十分“糊涂”和“平庸”甚至经常办错事而受到乾隆帝的责怪，何哉？地方为官，独当一面为民作主承责天下；朝中为官，喜怒皆不是，对错两茫然。何况更有聪明过人之乾隆和总揽朝纲之何坤，如何还能容得下文武百官才华出众鹤立鸡群？委蛇其间、滑稽悦容而求生存者，确实情非得已也。原来这天子脚下居然还有这么多道道坎坎，难怪纪晓岚晚年作《八仙图》诗以述心迹：“局中局外两沉吟，犹是人间胜负心。那似顽仙痴不省，春风蝴蝶睡乡深。”看来士大夫要想“赢得身前身后名”，还真的不容易。由此我不得不佩服南宋稼轩来，他在《千年调》一词中，居然把数百年后的刘墉纪晓岚的脸谱钩勒得栩栩如生：“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　

（六）

善始善终，功德圆满，我想这是每个位及人臣的美好愿望。然而在这树高遭风功高见谤的冰山上，不是所有六部内阁重臣都能像张廷玉刘墉纪晓岚一样幸运。位居人臣固然一时显赫，然终乃皇帝一棋子耳。当用之时，身价百倍而荣华富贵；时过境迁，能鸟尽弓藏解甲而归田退隐山林者，当是最好之结局，刘健李东阳可为榜样。倘若痴顽不化贪恋权位搜刮钱财而忘情者，则徐阶、周延儒、鳌拜、索额图、明珠、隆科多之辈堪为殷鉴，世人当思之。

从“名相”发展到“权奸”的一代内阁首辅徐阶，为大明重臣中晚节不保之典范。在位期间曾以革除严嵩弊政、举荐人才（高拱、张居正、）等辉煌政迹而为世人称颂，致仕后却因贪婪纵恶和干预朝政颇受世人责难（占地24万多亩，纵子弟家奴横行乡里，重贿朝官戴凤祥并求张居正罢免秉公办案的应天府海瑞和蔡国熙），世人讽其“家居之罢相，能逐朝廷之风宪”，自然之理也。我就是弄不明白，徐阶已然致仕，在家颐性养寿该是多么幸福的晚年，偏要摆显昔日威风而不安分守己，何哉？徐大人但知名利权势之乐而不知山水怡人之乐也。

周延儒是明清两朝状元出身入内阁首辅之第一人。他因解决“宁远士兵因拖欠军饷发生哗变”事而有缘入阁，亦因“清兵入关、逼京师”而被迫亲征拒敌却谎报战功事东窗事发而被崇宗帝赐其自尽。从当年崇宗帝亲自揖拜周延儒“朕以天下听先生”，到刑部判周延儒流放戍边而不准，非致其于死地不可，何哉？“奸贪诈伪，大负朕躬”故也。时年51岁的周延儒真的不想死啊，可是崇宗帝“以天下听先生”，先生何以谎报战功并纵其党羽贪婪专权以“报答”“圣恩”耶？

与徐阶、周延儒不同，大清朝之鳌拜、明珠、索额图、隆科多等人均非科举入仕，他们全部是皇亲国戚贵族重臣，且有天功于社稷。然最终多因专权贪婪结党营私而被处罚，四人无一善终，给后世人留下太多太沉重的思考，当为铜镜。

曾名噪一时权倾朝野，人称“相国”的康熙王朝之重臣明珠，他内阁13　年，“掌仪天下之政”，在铲除鳌拜、平定“三藩”、抗击沙俄、收复台湾、平定噶尔丹、治理黄河、建立以儒道治国的大清政治经济制度等国家大事上，为巩固清朝统治，维护祖国统一，发展国家经济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功高日月。然而他毕竟是封建权臣，自然会在位高权重之日逐渐滋生独揽朝政、贪财纳贿、卖官鬻爵、结党营私等不法之症。其实，明珠之贪渎和跋扈，这既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必然产物，也是康熙大帝作为一颗棋子以权衡掌控索额图（明珠索额图二人“权势相侔，互相仇轧”）所纵容的结果。故而康熙帝并未公布郭琇弹劾明珠的41条罪状，曲全之意昭然。用康熙的话说乃“不忍遽行加罪大臣，且用兵之时，有效劳绩者”。这比索额图幸运多了（一生功过基本上与明珠类似。所不同者，乃“太子与索额图密谋篡位”事，康熙于四十二年（1703年）五月以“清朝第一罪人”将索额图拘禁而猝死狱中）。

在清朝，隆科多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究竟是不是隆科多与年羹尧内外合力帮助雍正继位，查无史证。然观其一生，较之鳌拜，有异曲同工之妙，却又大相径庭。鳌拜是辅幼主而居功自傲专权获罪而身世禁所；隆科多则是利用步军统领之权“拥立胤禛”继位而恃功专权“圈禁”而死。隆科多本为康熙心腹之臣，又助雍正继位大统，必为雍正继位故而获荣宠。问题就在于隆科多如果懂得受荣宠而知进退，则必长久成为雍正身边的“隆科多舅舅”而功高盖世，若因荣宠而恃功自傲口无遮拦（常与人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言外之意即是冒生命危险辅佐雍正帝继位），则必为雍正所大忌。一旦雍正皇位巩固后，“内有隆科多步军统领之坚，外恃年羹尧封疆大吏之固”之忧虑自然会让生性多疑的雍正皇帝寝食难安食不甘味。因此年羹尧自尽之日，亦为隆科多身陷囹圄之时。此乃历朝历代兔死狗烹之理，决非雍正皇帝之逻辑，隆科多何冤之有？

其实历史极具戏剧性：1722年冬，康熙皇帝病重于畅春园，隆科多奉命领军于御榻四周侍疾。偶然的历史机遇就这样无心地将这位步军统领隆科多推向了皇宫深院权力角逐之中心：他竟然是得知康熙临终遗言的唯一一个朝廷大臣。5年之后的1727年，雍正下诏曰：“隆科多免其正法，于畅春园外造屋三间，永远禁锢”。畅春园这风景秀丽世人神往的皇家公园，从此铭记：隆科多位极人臣自此始，身败名裂由此终。位极人臣眷念荣宠者之宿命若此者，岂独隆科多一人哉？

（七）

明珠隆科多之辈，前有功于社稷，后有罪于国民，表面上看皆因操守无恒故也。而深层原因却是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使然，他们都是皇权政治的牺牲品。当年西汉刘邦得天下后，丞相萧和廉洁奉公秉直监国，却因此遭人指责而获罪入狱。刘邦念其开国之功而“法”外开恩释其出狱。之后，萧和乃学时人圈地受贿而淡漠国事，时人又状告萧和渎职之罪，这次刘邦却一笑了之。可想这宰辅之人，想要善始善终都难。何况明珠隆科多等本身日日身处风尖浪口，镇日被权力圈子和趋炎附势者所包围，在这种早已经病入膏肓发霉发臭的河床边上行走，即便是小心翼翼，能不湿鞋乎？封建帝制下的皇宫深院是个大染缸，能出污泥而不染者鲜也。社稷功臣尚且晚节不保若是，专权奸佞者岂能为仁者哉？

有人说作坏人容易作好人难，其实不然。要想成为一个奸臣佞臣面祸国殃民，根本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比作公正廉明之好官更难。如大明皇帝朱祈镇时期的徐有贞（原名徐埕），土木堡之变后，因提议放弃坚守北京南迁金陵而被朱祁钰所不齿。但因此事使徐珵在朝廷名声大坏，致使多年不得晋升。于是他将于谦之“言南迁者，可当斩也”这句话耿耿于怀，发誓要报此仇。确定目标后，他煞费苦心做了五件事从而实现了自己罪恶的心愿。一是收买阁臣陈循和于谦门生祈求为国子监祭酒，代宗朱祁钰以“此人心术不正”而拒之；二是见收买贿赂不成，于是干脆卧薪尝胆改名徐有贞，一切从头再来；三是放职地方废寝忘食治理黄河，因立功而被擢升左副都御史。四是与石亨、曹吉祥精心策划英宗复辟事，作为一生最大赌注而一举获得成功，被英宗朱祁镇授兵部尚书，封武功伯兼华盖殿大学士（宰相）而掌文渊阁事。五是以“不杀于谦，此事无名”（指复辟师出无名）逼迫朱祁镇皇帝杀掉于谦以泄私愤。当年秦桧以“莫须有”而杀岳飞，而今徐有贞以“意有之”（徐诬于谦联合藩王谋反，查无实据，徐则曰：“虽无显迹，意有之”。后世人总结为“意欲”）而杀了国之栋梁一代忠臣，也成就了徐有贞的千古骂名而遗臭万年。于是在中国历史上，“莫须有”与“意欲”两朵璀灿的奇葩在今天杭州蓝天碧水的西子湖畔竞相开放。

看来这作恶者，亦须瞄准目标不言放弃，而且还必须苦其心志抓住契机绞尽脑汁而达到权力巅峰，才能有可能终成“恶果”。当年徐有贞若因南迁事而一蹶不振消极人生，不劳筋伤骨整治黄河，日夜苦思而成南宫之变，何来华盖殿大学士之位而置于谦于死地以报“一箭之仇”哉？即或日后阴谋败露被英宗流放金齿（今云南保山）削职为民而终其卑鄙一生，亦无怨无悔也。

严嵩作恶，与徐有贞不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忍耐”和投机。要会忍耐就须静心修养，等待时机。要投机取巧就得有雄厚的资本和技巧方可达到自己不可告人之目的。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的严嵩（江西新余市分宜县人），授翰林院编修，旋丁优归里。这看似十分正常，然而实受宦官刘瑾以“毋得滥用江西人”之影响，严嵩辞官养病，等待时机，在其家乡钤山之麓建“钤山堂”隐居读书10载，静心研修以备他日之用。直至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刘瑾被铲除后旋即还朝复官。这是一个历时10年的苦苦等待，也是一个磨砺心志的10年“忍耐”，也因此而等到了他“乘机”入仕的良机，完成了他“大有作为”的第一步。第二，武宗崩驾后，因明世宗嘉靖崇道而抑宦官，于是，他又投嘉靖帝朱厚熜之所好，诚心研究誊写“青词”而大为嘉靖赞誉。从此青云直上。我们不妨来看看严嵩给嘉靖帝写的一首“青词”，就知其他善伺帝意、醮祀青词以获荣宠之一二了：

“　洛水玄龟初献瑞,　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　数通于道。道合元始天尊,　一诚有感。

岐山丹凤两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　天生嘉靖皇帝,　万寿无疆！”

这首青词既是严嵩进入内阁的敲门砖，也是其顺利录入《明朝奸臣传》之首的举世绝唱。自然为他日后专国20年把大明王朝送进一团漆黑之万丈深渊之最高境界而树立起一块遗臭万年之丰碑。

（八）

仔细想想严嵩年羹尧何坤作恶之时，上有皇帝护着，谁敢太岁头上动土？下则党羽林立，谁敢直面而惨遭横祸哉？装聋卖哑出自无奈，纵犯小错事出有因。这就是朝纲败坏的自然显现，更是明哲保身的斗争哲学。人在屋檐下的谦卑恭维，磨砺着每一个曲意逢迎的君子小人，任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腐败漫延也罢、亡国灭种也罢、殖民奴役也罢，只求贪得一时之平安快乐富有之舒畅，才不去管他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还是中国人的奴性！倘若于群山捞针海底捞月，纵使把这眼眶子睁裂了，又能找得出几个海瑞肃顺谭嗣同等真不怕死之人来？

如果我们剥开皇宫大院里的那种名则保身之虚伪和文雅，直面智慧与刚直的融合，有两个血性男儿应该镶嵌在历史的人格品德丰碑上万世流芳。

一个是大明嘉靖朝的海瑞，上书直指时弊，这是提着脑袋给皇帝脸脖子上“抹黑”而为民请命，他一身兼有于成龙的清廉正直，更有于成龙不曾拥有的忠君胆量，历史上还能找出第二个备好棺材骂皇帝之人来么？纵使于成龙再多几个“卓异”来（于成龙作为地方官，连续三次评为全国“卓异”），能比得上海瑞这“千古一骂”乎？

另一个是大清皇族子孙之肃顺，虽然他是他是闭关锁国政策的忠实拥护者，也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扩大化。但在国家利益和维护王权至上的问题上，他胆敢纠正清王朝统治者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排斥汉族官员的错误，重用并全力保护汉族官员，使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汉族官员脱颖而出；第二是胆敢纠正咸丰皇帝临终时的错误遗诏，大胆提出“幼主立而壮母死”的主张。尽管他没有实现砍掉幼主同治帝母亲脑袋的良好愿望，使其脑袋反而被幼主之母亲慈禧太后在北京南门菜市场砍了，但流出的却中华民族铁性男儿的鲜血。据说他临刑前还借用杜牧之“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作为绝笔，暗示东西二太后将为后患。如此忠君理念岂是严嵩张璁何坤之媚主求荣之流可以体味得来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