辇下山河一望收（四）——威严紫禁城（三）——走近古都（九）

威严紫禁城之三

【位居人臣不胜寒】明清两朝近500年无宰相的时日里，近万名六部和内阁大臣在紫禁城里的名利角逐中，能够位极人臣（特别是内阁首辅）而左右朝廷影响一代甚至数代帝王者，则屈指可数也。在这个庞大的政治群体中，忠奸相杂，莨莠参差。忠君者有专横跋扈之辈，奸佞者亦有善良仁义之时。披肝沥胆而辅政者，或善始善终，或晚节不保；而把持朝纲专权误国者，则无一善终者也。这是明清两朝位居人臣之宿命。　

（一）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而诏告天下：“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废丞相而罢中书省，“事皆朝廷总之”的高度集中的君权制度使朱元璋“自即位以来，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故而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首设“四辅官”以侍从皇帝左右。洪武十五年（1382年）废“四辅官”再设殿阁大学士若干人，以备皇帝顾问，此乃明朝“内阁”之前身。内阁大学士一般都在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以及文渊阁和东阁办事，因其均在内廷，所以明代大学士也就被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自明成祖朱棣始，重用解缙（大明王朝第一位内阁首辅）、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黄淮等七名年轻睿智者入阁参预机务，内阁正式形成且权力日重。

明朝内阁制的完善始自“三杨”辅政。从明洪熙、宣德始，内阁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辅政，至万历前期张居正之“票拟”成为皇帝“朱批”之蓝本，内阁权力达到极致。又因为明朝中期开始，内阁大学士开始由尚书担任（公元1491年，礼部尚书丘浚加封太子少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国家军机决策，为尚书入阁者之始），而这些尚书有的还担任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官阶为正一品，政治地位极高，于是六部尚书唯内阁大学士马首是瞻，实际成为内阁大学士的下属。内阁大学士以其地位高低分为首辅、次辅和群辅，首辅“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诸如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虽然没有丞相之名却有相权之实，有如胡惟庸之掌控朝廷左右朝政无异。因此，“内阁虽无相名，实有相职；虽有相职，实无相权；既无相权，却有相责。”（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

清代沿袭明制。顺治十五年，顺治帝把始于皇太极时期的内三院改名为内阁，内阁设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学士等。只不过清朝内阁俱复职而满汉分授，这是与明朝不同之处。清雍正七年，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另设“军机处”（之后，内阁权力逐渐削弱），成为处理军国要务的中枢机构。军机处仰承皇帝意旨办事，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达到极点。自朱元璋废丞相始至雍正时设“军机处”止，中国封建“皇权独尊”的专制制度最终形成。

设内阁而废丞相，使沿袭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至此销声匿迹，这也是“自秦始置丞相……汉、唐、宋因之”的相权制度的必然归宿。明清两朝自胡惟庸案后，由皇帝直接掌控六部和内阁辅臣。然而在明清两朝近500年无宰相的时日里，近万名六部和内阁大臣在紫禁城里的名利角逐中，能够位极人臣（特别是内阁首辅）而左右朝廷影响一代甚至数代帝王者，则屈指可数也。在这个庞大的政治群体中，忠奸相杂，莨莠参差。忠君者有专横跋扈之辈，奸佞者亦有善良仁义之时。披肝沥胆而辅政者，或善始善终，或晚节不保；而把持朝纲专权误国者，则无一善终者也。这是明清两朝位居人臣之宿命。　

（二）

纵观明清两朝内阁辅臣之命运，一言以蔽之：善始者众而善终者寡。我们不妨作个有心人，翻开明清两朝史册，在近500年六部内阁辅臣之中，择其叱咤风云影响国运者数十人圈而点之，一定会感慨颇多百味俱生矣。

善始善终者，大多以功臣论之，奸佞之辈（如张璁之流）只如河海一微小浪花实难寻觅。此类可细分为四种。一是忠君治国理财而爱民生者（凡忠臣功臣都属于这一类），佼佼者当为夏原吉、杨士奇、刘健、刘大夏（倡武举、藏安南图、毁郑和下西洋资料）、李东阳、丘浚、刘墉、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也。二是刚直清正廉明而喩为青天者，海瑞、于成龙也。三是从严治学编修国粹而大彻大悟者，姚广孝、丘浚、张廷玉、纪晓岚也。四是临危授命救国于危难者，杨嗣昌、曾国藩、左宗棠也。

有始无终者，则忠奸交织，让人感叹悲鸣，暇思无限。此类亦可四而分之。一是忠而见疑、疑而遭谤甚至仍被秋后算帐而屈死者，杨廷和、杨一清、夏言、高拱、张居正、多尔滚、科隆多是也。二是忠直遭谤直接被冤杀者，解缙、于谦、熊廷弼、袁崇涣、肃顺、谭嗣同是也。三是劳苦功高为国之栋梁却晚节不保则堪为殷鉴者，徐阶、周延儒、鳌拜、明珠、索阿图、隆科多、李鸿章是也。四是祸国殃民为世人不齿者，徐有贞、张璁、严嵩、温体仁、年羹尧、何坤是也。

无论是善始善终者，还是有始无终者，只要我们点击其家谱，就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六部内阁大臣，除了大清王朝入关后那些皇亲国戚（如：明珠、鳌拜、索阿图、肃顺、奕等）凭借其战功和家族荫庇直接进入内阁和军机处等权力中心外，其他基本上为“学而优则仕”者也。这些致力于仕途之“秀才”“举人”，“衣带渐宽”、“伊人憔悴”之后终于金榜题名，或授翰林院编修，或“选馆”翰林院而“庶吉士”（相当于今天的在培研究生）也，最后伺机入阁而成为朝廷之重臣。这是明清两朝内阁重臣成长发迹之主流，亦是明清两朝科举取士的亮丽风景。即或是“直言敢谏之忠臣”海瑞（举人）和“天下廉吏第一”之于成龙（贡生：举人副榜），虽然没有进士出身，也算是举人之辈了。

然而科举取士并非明清唯一入仕之道。在这明清科举取士的宦途仕海中，却也有这么四个另类，千百年来世人耳熟能详家喻户晓而永垂不朽：他们是杨士奇、和坤、左宗棠和谭嗣同。

内阁首辅杨士奇，年幼丧父，家贫无资求学，然自己秉烛苦学，成为大明史上唯一一个直接被“举荐”入翰林授院编修、进侍讲、并入内阁典机务者。《明史》云：士奇“早孤……贫甚。力学，授徒自给……建文初，集诸儒修《太祖实录》，士奇已用荐征授教授当行，王叔英复以史才荐。遂召入翰林，充编纂官……”官至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历五朝辅佐四代帝王（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忠君爱民善始善终，因披星戴月而立君侧无暇教子，晚年导致为儿子杨稷犯罪受到牵连而被迫辞职，致士后活活被儿子气死，实为憾事。杨士奇在内阁为辅臣四十余年，首辅二十一年，当为大明第一重臣能臣贤臣，为历届进士状元所不及也。

以臭名昭著著称的天下第一佞臣大贪官和坤（其钱财为大清帝国12年的总收入），他虽非进士出身，却也自学成才，精通满、汉、蒙、藏四种文字，而且对汉族儒学甚至书法研究颇精，因而深得乾隆皇帝宠幸。被封为一等忠襄公，专权20年。历任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刑部、理藩院、户部三库，还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库全书》总裁官、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等等要职，其官阶之高管事之广兼职之多权势之大，实为明清两朝之仅有。可称之为文人之“怪杰”，奸佞之“奇葩”，一甲之“状元”岂可企及耶？

作为晚清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之左宗棠，年少时却屡试不第（公元1832年捐监生后参加乡试落选。因为道光皇帝要求再搜阅未被取中的“遗卷”，左宗棠有幸中式第18名举人），自学群书，苦钻兵法，一举成为晚清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洋务派首领。虽非进士出身，却为大清柱国之丰碑，一生平定洪党、倡导洋务、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天朝大事，一生系国家民族安危于一身，实乃镇国之栋梁，岂是状元进士而可企及哉。

一生无官无爵之谭嗣同，喜爱“经世格致”之学而蔑视“八股之文”，虽非举人进士，竟能联合进京赶考“公车上书”之举人而百日维新，仅作为“戊戌变法”一君子而试血菜市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其唤醒沉睡之国人的影响力岂是数百年数百名一甲登科状元之总份量堪比哉！

诚然，天子脚下，百官附焉。位极人臣之际，亦是“前程万里”、“浊浪排空”之时。然则历朝历代欣然入世者，大多只为秀才进士状元，只为天子座前侧立，只为角逐内阁辅臣而有“票拟”“朱批”之蓝本、“行走”上书房和军机处之颜面，哪怕寒窗面壁哪怕形影憔悴甚至尔虞我诈机关算尽，也要披荆斩棘乘风破浪而达到追求目标之巅峰。一旦位极人臣“替君行道”俯首请命之时，虽不忘谨小慎微而恐朝不保夕，然则万人之上的荣耀与与达到极致的权力乐趣吸引并陶醉着每一个胜利者的灵魂，纵使命若悬丝履薄临深之感伴随终身也乐乎其中而无怨无悔。无论你忠臣佞臣，今日内阁首辅如日中天，明日枷锁囹圄坐连九族，尽在天子喜怒之间事耳，那些伴君侧承龙颜之严嵩、海瑞、张居正、多尔滚、明珠、肃顺之内阁辅臣们能不知道？也许正是“庙堂忧民，江湖忧君”的人生理念激励着后世的内阁辅臣们死心踏地而为之，明知锦绣前程之处亦即刀山火海万丈深渊而不辞。这虽然是紫禁城的魔力使然，也更是对紫禁城中王候将相人格品德操行的大检阅。

（三）

北宋神宗时，苏轼任祠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求外职，即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因而其诗其赋，总会流露出“江河消长”“岁月盈亏”之感。其实封建皇权政治如此，各朝相袭，明清亦然。入世之艰，有如人生三境，出世之难，亦如人生三境，进则人力尚可为之，而其退隐之难，其人力岂可为之耶？这进退之间，如鹰击长空，如惊涛拍岸，荣辱悲喜尽在其中矣。

记得蒋捷曾以“少年听雨歌楼上”、“壮年听雨客舟中”和“而今（指老年）听雨僧庐下”来比喻人生老中青三个不同阶段的奋斗历程。其实蒋捷按年龄分段品评人生，只知其人生有春风得意、漂泊浮沉之二境界，却止步于夕阳暮色而“僧庐听雨”、“点滴到天明”而已矣，这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现实生活中，“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者大有人在，岂不闻王勃之叹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而有“老当益壮，宁称白首之心”之境界乎？其实，于历朝历代帝王将相而言，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更为确切。因为这荣华富贵功名利禄实在太具诱惑力，致使凡夫俗子趋而搏之，不位极人臣死不瞑目。无论忠臣佞臣，即得其位则愿伴君终身，以遂凌云之志，皆失志不渝。至于这期间有多少艰辛有多少磨难哪怕历经九九八十一个轮回也心甘情愿。

明孝宗朱祐樘时期的“纸糊阁老”万安（内阁首辅），以巴结太监和万贵妃而飞黄腾达，一生无大作为亦偶尔有所小为。但他把主要心思全用在取悦皇上事上，70多岁尚不思自洁，居然以“房中术”惑帝以求恩宠，被孝宗帝逐出紫禁城。他在回家路上一步一回头，一心只指望皇帝回心转意收回成命，做着那重返昔日位高权重的首辅美梦。留恋高位是人之本性，决非僧庐禅雨那么简单，当年以“青词”惑主而登首辅之位的87岁之奸臣严嵩，不也曾异想天开指望嘉靖皇帝开恩免罪重返紫禁城么？眷念内阁首辅之尊位岂独万安一人哉？一代奸臣温体仁，在明末家国存亡之际，不思安内攘外，一生唯以算计陷害别人取悦崇宗皇帝从而达到进入内阁之阶梯。其发难钱兼益（户部侍郎）、逼退周延儒（内阁首辅）、陷害文震孟（内阁大臣）、围剿复社东林党、栽脏并逼迫崇宗帝残杀柱国功臣袁崇焕等等，作恶多端无以言表。一旦崇祯帝不再信任温体仁之时，进退维谷之温体仁真的不甘心这样退出高位，于崇祯十年（1637年）以上表称病来试探崇祯帝对自己去留之态度，当其得知皇帝准奏致仕时，正在吃饭的温体仁惊得连手中的筷子都掉了下来，回家不久便在绝望中死去。雍正王朝之年羹尧，一时间只记得雍正帝称其“能宣朕言”并令其“传达旨意，书写上谕”而得势，却忘记了“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之圣谕。当其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日，便是雍正帝解除其川陕总督职、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而调任杭州将军之时。在被革川陕总督赴杭州将军任之途中，年羹尧始终幻想雍正皇帝会改变决定使其官复原职，因而逗留江苏仪征而观望不前。最后结果竟然是雍正帝令其自裁而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你看这人臣之位岂是你有“愿为吾君王奋斗终身”之铮铮誓言而“意念之”即可失而复得耶？

与蒋捷人生观不同，清末王国维是封建统治者最忠实的卫道士，他不以年龄分段，而以仕途划界。他认为封建士大夫不应该听雨悟禅，而应该积极入世以达到建功立业之境界。故而他断言“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第一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为第二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为第三境也。王国维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封建君主集权制度下士人入仕所必经的三个过程：登楼远眺目标明确，殊死拼搏勇往直前而最终达到成功的彼岸。然而王国维也只局限在“灯火阑珊”处的成功喜悦之中，却忽视了“高处不胜寒”的悲乐情怀。因为这些春秋数载历经磨难之后方才迎来了“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之日，本应春风得意耀祖光宗之时。须不知其“走马御街前”之日，亦正是步入凶险难卜之仕途、饱尝宦海沉浮荣辱的漫漫人生之始。大明一朝，不论是19岁考中进士的国之栋梁（内阁首辅）杨廷和，还是47岁考中进士的奸佞专家（内阁首辅）张璁，还是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的“救时宰相”张居正，其仕途风光与风光背后之人生险恶皆在入阁之后也。

公元1521年大明武宗朱厚照皇帝（一生无子嗣、无嫡兄弟）突然驾崩后，太监作乱企图谋国，杨廷和持《皇明祖训》挺身而出示之百官曰：“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明史》）。在他力主下终于策立武宗堂弟朱厚熜继位以稳朝廷。但使他绝对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以国家利益为重而让根本无望做皇帝的朱厚熜继承帝位，竟因“大礼仪”之争而被奸臣张璁以“继统不继嗣”之论击败而获罪削职为民，最后被不知报恩的嘉靖帝赶出皇宫而死不瞑目，皇宫大院之险恶由此可见一斑也。被誉为“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张居正，更没有想到自己忧国忧民辅佐幼帝（万历帝朱翊钧）十载，大明国泰民安复兴在望，竟然“祸发身后”而身败名裂，尤其累及子孙，这是他致仕前无论怎样做梦也不可能料到的结果。再看机关算尽的张璁，违背祖制迎合嘉靖而尊其父为“皇考”以博取皇帝欢心，并乘机击退内阁首辅杨廷和而得到晋升之机，之后又施诡计赶走内阁首辅杨一清，独揽帝国首辅大权。如此枉费心机者，不也是三进三出，沉浮不定屡遭贬谪么？如此忠奸三人，只知位高权重而不知山高路险以悟进退之禅机，实在让后世人感叹连连。

是故，王国维但知“灯火阑珊”之境，却不知“高处不胜寒”之境，因为这皇权政治即在“灯火阑珊”之处更在“灯火阑珊”之外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此等人生感悟之意境非涉险者如何体味得来？正如大明嘉靖朝曾被张居正逐出朝门的原兵部侍郎汪道昆所言：“张公（居正）之祸在所难免。个中缘由,　乃因为张公欲有所作为,　必揽大权在手。而这大权非是别人,　乃当今天子之权!　张公当权便是天子的失位,　功高震主,　权重遭忌,　此即张公无法摆脱之困境。”一语中的也。严嵩专权20载作恶多端而不知退让，嘉靖收权之日，则是严嵩晚景凄凉而以荒冢祭食果腹之时也。清初之多尔滚与大明张居正同出一辙，他不以张公为鉴而大权独揽，虽有统一河山开创大清帝国基业之功，却“权重遭忌”之病已入膏肓矣，英年早逝之后，当年受其排挤遭打击甚至被陷害之辈能无怨乎？当幼帝（顺治帝福临）加冠之日，则是多尔滚被掘墓鞭尸之时也。

更有甚者，康熙大帝之辅臣鳌拜，之前已有多尔滚之覆辙，竟然不知鉴而避之，反而蔑视幼主（康熙帝炫烨）而目中无人，恃其开国功臣之资历而肆无忌惮。虽然鳌拜一生战功赫赫荣宠一时，历事三朝忠心耿耿，晚年他本可善终，却因擅权而被革职抄家身死禁所，实在可叹可惜。如此三人殊道同归，岂独张居正一人“事发身后”而冤也哉？

辅幼主立新君，辅臣切忌恃功倚能而有大作为之欲也。和风细雨养胃，狂风暴雨伤身，杨廷和张居正多尔滚鳌拜之为人镜，后世人当慎之。（待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