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三老太，跟我家还有辗转了几折的亲戚关系。她原是我外婆父亲的妾，年纪比我外婆大不了几岁。解放后，这种非正常的婚姻关系被解除后，她改嫁给了我爷爷的一个已出五服的远房伯父。我父母的结合，正是他们夫妻俩做的媒。

三老太出身很苦，据说原是人家的童养媳，不知什么原因又嫁给了我曾外祖父。改嫁给三老太爷后，又一生无子无女。他们曾抱养个一个女儿，但这女儿从我记事起，便从未见回来过。听说，她嫁出去的头两年，一年还回来的一次两次。后来，三老太夫妻年纪渐大，眼看需要人照顾时，她女婿说，三老太夫妻当初抱养原无合法的手续，所以没有照顾赡养的义务，因此，便基本不再回来了。其实是，三老太和三老太爷家徒四壁，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可继承，唯一的宅基地又有个亲侄儿觊觎着，他们忖度着绝对抢不过自动放弃而已。这个原因，三老太老俩口心知肚明，但并不说破，他们来也罢，不来也罢，照旧平淡地过着日子，只是再没见他们提到过这个曾经养育了二十多年的“女儿”。

因为曾经跟我曾外祖父的这点关系，所以母亲每次回娘家，外婆都要嘱咐“要多照顾照顾小舅奶（当地方言，小外婆的意思），年纪大了，没儿没女的不容易”。我母亲自然是照办，逢着他们有什么重活，都跟我父亲过去帮忙。

三老太爷是个天生乐观且促狭的人，虽然日子清贫得很，但还是整天乐呵呵的，遇见村里的小孩子都要逗弄一番，直到把人家弄得哭了鼻子，才哈哈大笑而去，被小孩父母半真半假地责骂亦不以为意；偶尔，多收了两捧花生、一捆蔬菜什么的，他便要三老太炒好，一个人有滋有味地边喝酒边唱。而三老太亦整天笑眯眯的，青白的脸色，高高的身材，一双裹了又放的半大的脚，总是裹着裤脚，怕绊到了脚底跌跤；遇到小孩子时，口袋里不管有什么好吃的，总要掏出来塞到孩子手里；有孩子偷她地里的瓜时，她便抓起一根棍子一边骂“小要主打的！”一边作势要追打，但从未见她真正地追过，更没真正地打过。知道他们老俩口困难，村里其他的小孩子常被父母约束着不许再干这种事，惟独三老太爷亲兄弟家的孙子，因为摸着了三老太的这脾气，在父母的默许下，便更加经常地去三老太门前那唯一的一块蔬菜田里摘上三瓜两枣。三老太见了，去与小孩子的父母理论，他们便没好气地说：“小孩子能拿你多少！亏你还是老长辈，跟小孩子也计较。”三老太只好叹着气回来，依然在三老太爷便喝边唱时，一边吃着饭，一边笑眯眯地听，并不将这些事告诉他。

十二大的春风刚吹过大地不久的某一天，三老太爷病了。重病的三老太爷当然去不起医院，所以在家里的床上并没有躺多久。弥留之际，他嘱咐三老太说，把这宅基地让一半给小牛吧，你一个人，将来他们也能照顾照顾你。小牛便是三老太爷的亲侄儿，家有俩儿子，打三老太爷的这块宅基地的主意已经很久了。三老太眼泪涟涟地答应了。

送走三老太爷的当天晚上，母亲说怕三老太一个人睡，会难过哭泣，让我去陪陪她。我虽然不愿意，但为了做“好事”，还是硬着头答应了。母亲把我送过去后，劝慰了三老太一番便走了。三老太开始笑眯眯地招呼我上床睡觉。我坐在门槛上，打量着这巴掌大的茅草房子——房子北首贴墙铺了一张芦柴床，床前的空地被一个破旧的柜子和一些农具占满了；房子正中，其实就是床头，是一张破旧的饭桌和几张凳子，土坯墙上贴着一张胖娃娃抱着鲤鱼的年画；南首，便是简陋的灶台；屋梁上吊着一个又一个的篮子。在煤油灯微弱不定的亮光中，我一边扫视着这黑乎乎的屋子，一边想着要跟这鸡皮鹤发的老太太一起睡觉，不禁又委屈又恐惧地哭起来。

三老太慌了，忙拿出一分钱塞到我手里说：“给你买冰棒吃。”我捏着钱，眼泪却并没用停止。末了，我还是拿着三老太的三分钱和两个槐树花合子回家了，留下三老太一个人在那黑暗而凄冷的小屋里度过漫漫长夜。

不久，小牛果然拆了她原来的房子，重新盖了三间瓦房，为娶儿媳做准备。厚道的是，在边上又帮三老太盖了一个更小的土坯茅草屋，总算让三老太有了容身之地。但也仅此而以，此后再没有什么“照顾”的行动。

看三老太一个人在家抹眼泪，母亲跟父亲商量了一下，便去安慰说：“你不用愁，你的地由我们帮你种，有我们吃的总有你的一口。”其实，我父母虽然不惮于做这些好事，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虽然已经分田到户，那田地却贫瘠得很，整整伺弄一季所生产的粮食也未必能够吃到下一季的，何况还要交“公粮”和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税收费用。所以，大家也只是将就着熬日子而已。

幸运的是，日子终于有了熬出头的时候，渐渐地，大家不再为填饱肚子而发愁了。我每次见到三老太时，她仍是笑眯眯地，更加积极地要把她所珍藏的“好东西”拿给我吃。九三年，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的一天傍晚，我和母亲还有几个邻居正在院子里闲聊，三老太进来了。在边上讷讷地坐下后，她只倾着身子听我们说话，不发一言。我们以为她只是来串门的，并不在意。直到邻居们都走了以后，母亲招呼她就在这吃晚饭，她才一边从衣服底下掏出一件揉成一团的粉红色t恤衫来，一边满脸堆笑地说道：“丫头上大学了，我也没啥好东西，不要嫌弃啊。”母亲一边责怪她乱花钱，一边要拉她吃晚饭，她却高兴地挪着那双半大的脚飞快地走了。

此后，我便很少再见她。参加工作后不久，有一次回老家，母亲让我把包好的饺子给她送一碗去。她正在逼仄的小屋里做饭，满头乱蓬蓬的白发，青黑色的面庞上沾满尘土，显得越发的苍老了。见到我，她显得分外高兴，一边道谢，一边竭力要留我吃中饭。我从身上掏了五十块钱塞到她手里，乘她眼泪花花愣神的功夫，匆匆地走了。

后来，不知哪一次回家，我说怎么很久都不见三老太，母亲才告诉我她“早去了”。那次，竟然是我最后一次见她。

如今，十余年过去了，我却忽然又想起她来。三老太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农民一样，一生艰难而辛苦，幸运的是，她熬过了战火纷飞的解放前，熬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熬过了缺吃少穿的日子；不幸的是，她熬过这许多年，却没有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亦没有领略过“幸福”的滋味。她像是田野上的一棵不起眼的草，风雨之中挣扎着，挣扎着，转眼间，几十年的光阴就嗖嗖地远去了；转眼间，人生，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走完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