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自负》是作者哈耶克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最重要和最具有代表性的着作之一。哈耶克作为西方国家中右派政治势力所极力推崇的理论家，扞卫自身认为介于本能与理性之间经验等思想而演变成的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是不言而喻的，但哈耶克反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霸权主义，更多地是从学术的角度来阐释他的思想主张，而且其中也不乏某些“亮点”。

哈耶克和各类社会主义争论了一辈子，认为不管是以科学、事实还是逻辑为根据，社会主义都是错误的，而且历来如此。为了证明社会主义的存在的“科学谬误”，他在本书中否定、批判、纠正了多数着名哲学家、思想家们的观点言论，例如达尔文、休谟、曼德维尔、卢梭、歌德、马克思、亚里士多德等等，自然，里面有着正确，也有着错误。在他“自发秩序”和“扩展秩序”理论中，回避了市场经济所产生、具有的弊端。

２０００年翻译版本中导言中说：哈耶克的“所谓‘极权社会主义’是指２０世纪上半叶出现在欧洲的那种‘社会主义’，它与２０世纪后半叶在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中崛起的‘第三世界社会主义’有本质的不同。后者的合法性建立在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压迫的民族利益自觉的基础上，前者的合法性则立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现状的‘彼岸’的向往。欧洲的社会主义，与它的对立物——欧洲资本主义一样，被韦伯定义为‘理性社会主义’，与‘理性资本主义’构成一对政治范畴。哈耶克的矛头所向实际上是指韦伯等代表人物鼓吹的西方国家中的多数“左派”政党所吹捧的那个“社会主义理想”。实际上，不用这样刻意解释，不管批判的国家是否包括我国，都是值得用心学习和客观对待的，好的国家性质和制度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每种国家性质都有着弊端和其优势，在谈论、批评中成长，逐渐摸索出适合自身国家的道路，是必然的趋势。

无论什么样的国家性质，都需要时间的证明与提炼，都是经过人类在不断探索思索，而后吸取教训总结出来的，而一切诸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名称都是人类以现实、历史和想象中未来给予的社会符号，就如作者哈耶克论证说“社会”一词本就为社会主义者模糊民众一个名词一样，具有着主观能动性，所以国家路线的不同，不等同于所有路线、制度、观念的不同，甚至相背。为了区别其存在的差别，以及其思维、文化及各自国情的不同，所以跟其不同的理论研究而做出的路线走向，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进步，去符合本国大多数人的愿望、理想和迎合其接受能力，没有逃离历史发展规律，值得其他不同体制国家的尊重。

选择不同的国家性质，并不是说用来反面进行讨论，甚至抨击的，更不是形成不同阵营的理由与条件，不值得其他国家的抵御、设防。不同的国家性质，也不代表其发展路线，或所采用的理论、步骤、法律、制度等的完全向佐，在各自的环境及框架下，可以学习借鉴相关的东西，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在探索中求得更好的生存，就如前辈所说的话一样：“摸着石头过河”。但作者哈耶克认为其遵循客观规律或理性的思想本来就是不符合发展规律的东西，这是错误的，他把计划经济思想等同于了理性思想，并且没有在他国具体国情下看待或对待计划经济路线，他还反对本能理想，这些都过于一刀切，只为了证明支持资本主义的经验、传统、主观等所得的成果，没有放眼客观公正的看待这个世界。

为了维护资本主义而回击社会主义，这种出发点本身就是错误的，至少要站在人类整体发展进步这个层面上看待社会主义的存在。当然，社会主义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赞同甚至欣赏其持有的异义，但同时也不能回避其市场经济，以及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弊端和缺陷，以及所具有的客观理性或本能观点的事实，这样不至于舍大取小。再者，作者把社会主义的计划积极做展露出来的唯理性弊端扩大化，以至于牵出反对理性思想的观点。实际上，经济经济缺少的正是理性的东西，而更多的展现为主观的发展路线，没有遵循客观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作者又说市场经济不是理性的发展模式，而是有人们以传统自发秩序而发展来的一种经济模式，而否定了理性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与地位，夸大了欧洲人们的自由意识和秩序的地位。

所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息息相关并且紧密相连的，都有着相互借鉴演变的内容和环节，都有着自身的不足与长处，均是在发展中求得进一步的认识和完善，不可说是哪一种性质或路线，就要做到全是新意，毫无雷同之处，那就太夸大国家性质的地位了，这个名称只是符号而已，就如一个人想要独自生活，并且毫无人类共性一样，是毫无可能和可行性的。假如说社会主义国家因借鉴学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就定调说社会主义国家在逐渐变质的话，人类是不可能发展的，因为当今整个人类都是在传承延续历史中走到今天的，只不过一个是纵向，一个是横向而已，更何况“纵和横”的问题在人类演变史上就以不好定调。可显然，资本主义尤其不可克服的弊端，也在选择的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东西，验证着一句不太恰当的话“存在的，即是合理的”。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是一种时代（或历史）和前辈们选择的结果，它是一种信仰的坚守，一种我中华民族的前进符号，有着各种文化理论底蕴的制度，制度的好坏在于人们的态度与造就，发展与否在于国民意识、在于国民的努力，在于国民的客观对待。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发展，民族才能复兴，一切才得以延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