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多了不鲜，胶多了不粘。有时候一句话就能让你成名人，例如那个说“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的逯军，还有这个说“党员也有好人”的女大学生。其实这两句话本是地道的大实话，他们本人也没想靠一句实话出名。只是一不小心，逯局长碰上了一个记者，女大学生的话恰巧被市委书记引用了。

想来按党的原则，党的话就是百姓的话，只是逯局长将二者割裂了，所以才得罪了记者和百姓，也让自己不得不休了一段假。而女大学生则巧妙的多，她的回答至少表明了她自己作为党员还想当好人的决心。尽管面对面试官有点刁难的询问，她也担心因自己是党员而不被聘用，且“紧张了起来”，还“激动地”声辩“党员也有好人啊”，但也是不得已。但愿她这句话能让面试官满意，至少不会因她的党员身份而被拒。

关于党员和好人，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战争年代里只有战友和敌人，毛泽东理论里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户口本里只有贫农那和地主，在那个年代，就是老妈决定是否给讨饭人一个窝头也要问他的阶级成分。那时候没有好人坏人的区别，如果你一定要找好人，只能到被砸烂的孔家店的废墟里，或被烧毁的观音寺的垃圾里去寻觅。

回顾那个年代，留下的心得体会是：慈善和爱心不是教育得来的，革命和打倒是可以被培养的。不过，现在进步多了。一些寺庙恢复了，不管是想上西天还是为求心安，你尽可以捐款以努力做个好人。一些慈善盛行了，不管是红虱子会还是宋庆龄基金会，只要你掏钱，都可以让你的大名列在好人的目录。而沿街乞讨的乞丐们也不再被遣返了，虽然公共场所也张贴着禁止给乞丐施舍的标语，但还是相信乞丐们活着的比饿死的多，也就是说还是有不少人不听政府的劝阻而宁愿独自行善。

至于这些人是不是党员，恐怕还真没人想过。就跟至今不知道彭宇是否是党员，或者他以后是不是还会做好人一样。再如，每年一次的十大感动中国人物，赚取了不少好人感动的眼泪。但似乎并没强调他们的政治面貌，那就宁愿相信其中有党员也有群众，相信他们做好事与他们的政治身份关系不大，而只是出于一种善心。

但是有些事还是比较明确的。例如你可以很肯定的说，在那些目睹栏杆夹死老太太现场的观众里，一定也有不少是党员。在那些手术室着火留下病人肚子跑掉的医生护士们里，一定也有党员的身影。而更正统的说，那群“中华羊蝎子们”一定有更多人的兜里都揣着党票。再举目统计一下那些贪官和腐败分子队伍的名单，你也可以得出更科学的结论，就是其中党的先进代表的比例更大。至于那些在台上慷慨激昂让别人做好人行善事，到了台下自己却养二奶包情人的公仆和富豪们，有一点更是确凿无疑，那就是他们更多是党的优秀分子。

有人说这辈子决不入党，也有人说不入党哪有机会腐败！这些话说的都太绝对。科学的说法应该是：党员并非全是坏人，烂桃筐里总该有些许好桃。坏的党员也许会变好，烂了的桃子才能发新芽。

究竟怎么做才算好人？一个老板将家乡的山水污染到一塌糊涂而发了财，然后却慷慨捐资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寺庙，他对百姓和佛祖，是不是好人？一名公仆抛弃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甚至冒着丢官罢职的风险而投身在情人的怀抱，他对老妻和新欢是不是好人？也许好人和坏人的脑门上并没有标签，但还是宁愿相信，有一颗同情弱者，慈悲向善的心，一定是好人不可或缺的要素。

大爱天下的时代，一定是天堂。在上帝眼里世上没有坏人，在佛祖心里一切罪犯皆可超度。然而这目标太远。与其将辛勤的血汗交给与一个郭美美没有丝毫关系的红虱子会然后听不到一点声音，倒不如将兜里的钢镚送给眼前的乞儿去赚取一声感谢。而假如你也不得不按政府文件规定在工资里不得不捐献一笔善款时，你也尽可以不为自己的“被好人”而歌唱，而选择为这份强迫的慈善而诅咒。

理解吃亏是福，明白好人难当。假如你也面对一个马路上摔倒的老太太，尽可以去搀扶，只是搀扶之前还是要想一想：是否要找个伴，是否看看头上有天眼，或者只是站在旁边帮着打个电话，甚至是看着别人帮忙而投上一缕赞许的目光就够了。这足以说明你内心的善念，也足以让你积下一份阴德。至于是不是要陪护到医院，再主动的垫付了医院押金，最好还是免了吧。

听说南京的徐老太已经死了，可谁知道她的警察儿子是不是也死了？那个依常理判案的法官是不是也死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你在做善事的时候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做好事也有限度。就算这个老太太没有做警察儿子，你也没碰上按常情判案的法官，可没准你正好赶上了一家手术室着火而留下病人自己跑了的医院，到那时你依然脱不了干系！

无论如何，道德只是你个人的事，做了只为赢得自己心安，不做任何人无权指责。在一个底线不断被突破，法律只形同虚设的地方，要随时提醒自己：慈善有风险，行善需谨慎。

至于我自己，一直不敢确信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只偶尔想不要太坏。假如也有人问我是不是党员的话，我会学着某个名人：他说他在办移民时移民官问了这句话，他的回答是：曾经是过！至少这回答会让人觉得你是好人的概率大点。

于木鱼宅

2011-9-6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