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悠久且根深蒂固的贪污历史，深深骧砌于几千年文明当中，并且依旧绵延不绝。最早的史书《尚书》里的“惟货”一罪，就是指官员收受贿赂。以后历朝历代巨贪更是“人才辈出”，凡是犯事的有头有脸的人物，90％也都跟贪贿有关。

贪污，基本上是针对于官员而言，因为只有官员才拥有贪污的前提条件---权力，若是商人就断不会用到这个词。常言说得好：“人一但有权力就会萌生欲望，为了获得满足欲望的条件就会不择手段甚至违背良心。”可以这么说，贪污就是在违背良心地求欲。贪本身没有错，也没有贬义或者是违法的意味，可是后面紧跟着一个污，意味就显得大不一样。

中国古代的贪污

官员贪污是历史遗留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官员贪污成风？大致可以这么看：

第一：中国的古代制度决定为官必须贪，首先影响的基础应是选官制度。

古代的官员选拔竞争尤为激烈，条件也极为苛刻，这里所说的苛刻当然仅针对于平民子弟。多数家庭和学子一生的梦想就是为赚取功名，并美其名曰：为光宗耀主。但在我来看确是将功名当做改善穷苦的跳台又或是抱随大流的思想。父母能为其当牛做马，子女哪怕穷其一生也要混个举人。好歹这名头至少可以在小圈子内昂头挺胸。

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选拔模式下，十年寒窗苦一朝熬出头的幸运儿勉强踩着点溜过，还未充足享受当中带来的喜悦却又出现了比科考更加燃眉的问题——人情世故。

哪怕是没见过几次面的主考官，这份恩师礼却是一定要送到。上任时对上级的那点门道，还是必须得走。为了考取状元郎早就当净家财的穷秀才，那里拨得出这些人事？不过也有走偏门的解决办法。对文曲星，当地的大地主大豪绅自然会做出相应的表示。可这一表示问题就将凸显出来。若是不收就没有送的，要是收了，就等同于越出贪污的雷池。俗话说的好：“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拿了人家的就要为别人办事。向下的关系没处理好，椅子坐不安稳。上级的关系没处理好，官也当不长。这一来二往，也就慢慢习惯上送和下收的平衡。难得平衡又是最难保持的。今天想想自己寒窗的苦，明天看看柜子里闪光诱人的雪花银，在官场时间长些，很快的就能会学会某些处世的能动。原本报效朝廷为人为民的为官理想就这样被潜规则磨灭殆尽，直至发展成为一个大贪。而对于那种买官卖官的不法分子，更是有贪污腐化的基础根源，买卖官所花掉的钱要赚回，从那儿赚，唯有剥削和贪污而已。

第二，不合理的俸禄使得官员无法维护基本的生活需要；官员得不到有效的生活保障使得他不得不完全依附于上司。没有不想往上爬的官员，可升官还是要靠上级提拔。我所知的古代社会官员提拔可不仅仅是政绩突出就能平步青云，政绩是下级所出，可汇报成绩的奏折却常常更换名头。就算知道辛苦劳动果实被窃取，也由不得有半分怨言。要想不这么憋屈，如何选择一个好的靠山，如何打通上级关系，如何“为人处世”就立显出来。送点礼！这也是人之常情，何况礼通常也内含得有尊敬的意味，圣人孔子尚不能免俗，也难为这些生活在现实圈里面的人。送礼的多少和大小慢慢伦变为对礼拜者的尊敬程度。这一送一收，一拔一惩，歪风也就越发刮大。

第三，贪污是历朝历代的严打对象，对此每个朝代都有很多惩治贪污腐化的律典，但为什么贪官就是杀不绝呢？特别是开国之初，皇帝们都是乘着前朝腐败的“春风”开进紫禁城的。自然知道官员贪贿对于自己的江山意味着什么。也就有不少的开国皇帝立重法来约束贪污，但可笑的是严典下的极差。

明朝第一大贪王振，朱元璋严加管束下的太监。这位开明朝风气之先的“敬事房里走出的好汉”能把大臣吓得尿裤子。他得势的时候，公开卖官鬻爵，收受贿赂，甚至走私军火卖给敌人。但一直没人敢揭发他。以后的严蒿父子、刘瑾、魏忠贤更是明朝贪官污吏中最“出类拔萃”者。

清朝也出了个理财高手和绅，抄其家，全部财产价值白银10亿两上下，相当于清政府4年的国库收入。但这只是明面上的数字，被和绅挥霍掉的还有被抄家官员塞进自己腰包的，简直不知其数。不仅仅自己能贪，还带动着贪污的风气弥漫进全社会的各个角落，这连一些铁腕人物都望之兴叹，无可奈何。

明令严惩贪污的是皇帝，可贪得最厉害的却又是皇帝身边的人，这不仅让人感到疑惑，按理说皇帝不可能全然不知，事实上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有时甚至不得不让人怀疑巨贪是不是受了皇帝的旨意，得到皇帝的默许。皇帝知道高官贪污也没做什么表示，权权当做是在为自己敛财，巨贪和珅就是这样的敛财代表！也许在皇帝心中都将他们都充当自己的私人小金库，什么时候想用了，利诱威胁一下就会有数不尽的银子，而且这些银子不属国库，也不需要列出详细清单，自然花得踏实安心。没人知道，也没人咒骂皇帝拿老百姓的血汗挥霍，一举几得。直到参奏的官员过多过猛，继而弃军保帅。黑锅让人背，还能获得万民拥戴。这样的好事，皇帝何乐不为。至于地方的小贪小污，正好杀鸡儆猴。问题是高官从何处贪，自然是从下属身上拔，一层一层往下，也就形成了同流全国的链条状。可以这么说，贪污是至最上而到最下的集体活动。

第四，中国古代上至皇家大型建筑下至民间小沟小渠都要用到国库拨款。那时没有银行可直接转账，白花花的银子从中央下发到地方将经过无数州县。每过一个州县就会遗失一两箱，有勾结匪徒打劫，有说是运输差错，还有更直接的说法是国家就拨了这些。要说这白花花的银子放到谁跟前谁能不心动。反正少拿点也不会被察觉。每级官员自认为只拿了一点点，可到达目的地的拨款也就所剩无几了，建筑工地的人员动动手，直接就造就了无数的豆腐渣工程。更不说拨款救灾的救命银，天高皇帝远，官员也不拿老百姓当回事，能拿不拿还被视为另类，在官场上会遭人嫉恨，树敌于无形，且不说不容世事自己的升官也就没了希望，早上出门晚上能不能平安回来都是个未知数。清官可不好做，也不能做。要想在官场混，必得攀附于权贵。这就需要行贿纳贡，互相包庇。而正规的收入又那么少，不从这些地方贪污受贿，哪有银子去四下打点买平安呢？

纵观古代贪污人员，大都有以下几个通病：第一，家世及贫，跃龙门后经不起诱惑。第二，本是为着人民国家为官，但实际的社会情况和官场潜规则逼迫他违背良心。第三，出于某种目的为官。这些个腐败分子还具有对上级的极度谄媚和对下级的极端欺压。

也有不贪污的年代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的古代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是唐王朝。在这最强盛的时期，贪污现象为何相对较少呢？

首先是社会的最上层----帝王李世民，除了具备历史上的英明帝王共有的优势外，他还具有其强烈责任心和浓厚的危机意识，责任心是领导人物必须具备的第一要素，没有或缺少责任心的领导纵使才华盖世，也一样会祸国殃民，不是渎职就是滥用职权。

他的时代贪污降到历史最低点，贞观王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唐帝国，上至皇帝率先垂范，下至官员一心为公，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尤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警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惨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其次是高度发达的商业，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如此，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文明有了迅速和长足的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唐帝国。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高度发达的商业能满足人物质的需求，自然就能在思想上截断贪污的根源。

再次是思想开化，唐王朝有着极其开放的思想潮流。政治选官方面对才能极为重视，选取的重心从纳人转化为纳才。官员多是思想文化积淀深厚的饱学之士，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对于追求而言更多的是为了获得思想的超脱。奔放的浪潮直接忽视掉贪污的搅动。

如此看来，中国现行的腐败现象具有很深的渊源和环环相扣的猫腻。上至中央最高层下至地方小官，似乎都在极力适应这遗留千古的传统。政场也需要潜规则，不懂得这些潜规则会酿成大祸。官由民生，却不为民生。政治上的依赖和存在的不透明，直接造就政坛黑云滚滚。

反腐还是要从源头上抓起，正所谓“源清则流清，正本须清源。”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