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颜与死囚》是一部以文学形式反映中国法制现状并抨击、揭露司法腐败冰山之一角的书。

这是一个以小说的形式反映类似重庆文强司法腐败集团以及佘祥林、杜培武、赵作海、李久明、郝金安等人群不幸命运的大故事，是这些人悲欢离合之真实命运的艺术再现。

》。无罪而被当做死囚关押或判罪的事古来有之，否则就不会有元代作家关汉卿的著名悲剧《窦娥冤》这样的作品诞生了。在集权专制，司法黑暗，吏治败坏的古代封建社会，平民百姓的生命在封建官吏的眼里如同介草，因而类似窦娥这样的悲情剧目经常发生，不足为奇。封建制度是一个专制、压迫、灭绝人性，不合理且充满罪恶和血腥的社会制度。因而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奋起反抗这一罪恶的制度。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共[chan*]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为了结束这一罪恶的制度。新中国成立后，让人民安居乐业，生命和财产有保障，有人身尊严，社会民主，分配合理、政治清明、官吏廉洁，司法公正，罪当其罚，人民自食其力，有业可就，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医疗保障，有生命尊严，这应该是人民共和国对它的人民最起码的承诺。也是人民对这个国家的最基本要求。

然而，现实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抛开失业、贫穷、分配不公等社会疾痼不谈，仅以司法公正而言。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其总书记任上平凡冤假错案时说过这样一句话：“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一时难以说清。”仅以在我国算是人口稀少当时不足一千万人的内蒙古为例，“在文革”中，仅仅是一个所谓的挖“新内人党”集体冤案，在半年内就造成三十四万六千人遭殃，八万七千人被刑讯逼供致残，一万六千人被活活打死。而制造这起巨大冤案的罪魁祸首高官照做，依然被称颂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当然这等只有三十四万人遭殃的集体冤案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炮制者制造的三千万人同案集体服无期徒刑，一亿人跟着受牵连遭迫害的“对地富反坏右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旷世奇案相比，应该属于毛毛雨，小巫见大巫。全国究竟有多少冤假错案，这是一个谁也说不清的数字，也无法说清。因为在中国，历来法制和政治是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法制为政治服务，是政治的奴婢。既然是奴婢，自然没有什么法度、法理、法制权威和当家作主权可言，只能为主人效劳并乖乖听从主人的吆喝、使唤乃至奸污。而政治又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官吏一朝令。因此，中国几千年来没有法制可言，权力就是法律，官吏的声音就是律令。举一个普通的例子，在毛泽东时代的南京，有一个清扫烟囱的工人有感于正在刮着的东风把烟灰吹在了他身上而说了一句：“如果现在刮西风就好了。”就这一句话就被判刑三年。理由是，伟大领袖毛泽东说：“东风压倒西风。”而那个工人竟敢向往西风，岂不是罪恶？

在那个年代诸如此类判决的案例数不胜数，并不稀奇，举这个例子例子只是说明那个时代也是没有什么法律可言的，全凭政治风向、当权者和法官、警察与检察官的意志治理国家并给人定罪的。司法腐败是社会腐败的聚焦点和集中表现。

八七年以后，国家当局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口号，但是惯性的东西寄重难返很难改变，尤其在一个经历了三千年奴隶制和封建制度统治的国度更是如此。想清除封建专制制度遗留下的思想垃圾和精神疾痼，是一个比移动喜马拉雅山都困难的工作。因为喜马拉雅山是公开耸立的，看得见，摸得着，可以直接下手。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却是渗透在整个国民的血液和骨髓中。有封建主义思想存在，必有专制和不受制约的权力存在，而专制和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罪恶和腐败的丛生、泛滥。司法败坏，冤狱不断也是必然的。

有专制的地方，必有司法腐败。而司法腐败是社会腐败的聚焦点和集中表现。有司法腐败的的地方，必有贫穷、民生凋敝和类似佘祥林、赵作海、杜培武之类的冤假错案。反过来，有民不聊生、贫困和类似佘祥林、赵作海、杜培武冤案的地方一定会有像文强那样的政治犯罪集团在执政掌权，这简直是一定的，它们是因果关系，相辅相成。可惜许多政治家或视而不见或视为小事不屑一顾。岂不知，司法腐败，冤狱是一件丧失民心根本动摇国基大业的大事。就连封建时代的国君都懂得“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的道理，并且不敢怠慢狱情，据理察情审慎处理案件，力求杜绝冤狱。身为现代官吏竟然不如封建君主，这样的官吏不能不说是人民公敌和社会之贼寇。

因此，清除封建主义思想垃圾与精神疾痼的工作任重道远。本书创作的意图也正基于此。

出于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深痛恶绝，本书在创作上有些离经叛道，不仅仅是对三千年来被国民尊隆奉为神谕的古旧道德提出了质疑，而且对所谓圣人、伟人和神仙皇帝们推进历史进步的作用予以了根本的否定。创造和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是人民，而所谓的圣人与伟人和神仙皇帝们对历史的作用十之八九是反动的。

本书涉及几个意识形态的雷区。一、lu*n伦问题以及道德评估；二、妓女问题以及道德评估；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否定；四、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的溯本追源。

作为文学作品不可避免的要塑造艺术形象并涉及意识形态，而每一个艺术形象都要有符合它的身份的语言、思想和世界观。而艺术形象的思想和语言并不能代表作者的思想和世界观，这是基本常识，因而如果本书的艺术形象的思想和语言有悖读者的胃口和感情之处，万望见谅毋责难作者。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