辇下山河一望收（四）——威严紫禁城(二)——走近古都（九）

四、威严紫禁城（二）

【金銮宝座上的帝王宿命】：明清两朝有24位帝王（仅指北京紫禁城里的皇帝）在金銮宝座上登基称帝。其中明朝14位帝王中功德有成者4人，总计在位32年，在位时间仅占明朝迁都北京后223年的七分之一；清朝10位帝王中，为清朝作出杰出贡献者仅三帝，总计在位时间约114年，在位时间略占清朝入关后267年的五分之二。

金銮宝殿（即皇极殿，亦称太和殿）是北京皇城建筑的灵魂，因为她是明清两朝皇帝登基和举行大典的地方。明清两朝有24位皇帝在此登基，其中明朝14位，清朝10位。24位帝王中，在位时间最长者属清康熙帝炫烨（凡61年），在位时间最短者为明泰昌帝朱常洛（仅1个月），年寿最高者当属清乾隆帝弘历（享年89岁），寿命最短者为清同治帝载淳（只　19岁），登极时年龄最大的是明洪熙帝朱高炽（时年47岁），登基年龄最小的是清宣统帝溥仪（时年3岁）。两朝24位皇帝之悲喜命运，演绎了一部可歌可泣的明清帝王风云史册。这部风云史册，浩浩乎仿佛帝王“奉天承运”之赞歌，幽幽然仿佛帝王“王者宿命”之交响曲。

煮酒说事，随意间品茗明清两朝在这金銮宝殿上坐过的24位帝王，以述其平生点滴，或许会从中得到些许感悟。这些帝王之中，有王命浅薄者，有功德昭昭磅礴轩昂者，有荒淫腐败沉溺于山水风月者，有仁厚儒弱之傀儡，更有闭关锁国甚至出卖灵魂者，不一而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兼而有之。如光绪帝心有大志，却受制于人，又受阻于封建伦理，最终壮志未酬，实在是想有作为而实为仁厚儒弱之薄命皇帝也。有如乾隆一统四万里河山又最终掏空了四万里之心脏肺腑，既是有成之帝王更是腐败之帝王的典型代表，还是“闭关锁国”的罪魁祸首。这些皇帝（仅指北京紫禁城里的皇帝）中，真正意义上为大明王朝建功立业者仅4人，在位时间总计32年，在位时间仅占明朝迁都北京后223年的七分之一；清朝不像明朝那样，弱智皇帝极少，但在历史上为大清王朝作出杰出贡献的皇帝仅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帝（乾隆前40年劳苦功高，后20年过大于功，故计40年），总计在位时间114年，在位时间略占清朝入关后267年的五分之二。我在想，古者“仁、义、礼、智、信”兼备者为君，何乃两朝庸者众而智者寡耶？作为两朝守成之君（朱棣、福临二帝除外），为何就不能在祖宗开创的基业上锦上添花而万寿无疆呢？虽然创业难守业更难，可创业者人也，守业者不亦人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也。

在明清两朝，王命浅薄者有七人，明三清四，恰好组成一组封建帝王“心比天高命如纸薄”的宿命音符。明朝是朱祁钰、朱常洛和朱由松；清朝是福临、载淳、载湉和溥仪。

金銮殿试，朱祁钰是不及格的。不说一个落榜生不可能坐上皇位，即或是殿试合格者，也不一定能够坐稳这个皇位。如果不属于你的皇位，即使你暂时坐在金銮宝座上，也将受到惩罚而被人撵出金銮殿皇门之外，这就是金銮殿的魔力。当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被蒙古人掳掠走后，其弟朱祁钰于金銮殿代兄理政亲自指挥北京保卫战，大获全胜，有功于社稷也，国人共睹。如若朱祁钰懂得帝王之游戏规则，那么，理应在第二年当其兄朱祁镇被人从蒙古人手中接回来之时，及时奉还帝位以固国本，此乃君子之道也。可自古以来谁又能舍得从这皇帝宝座上自己下台呢？大清帝国之嘉庆帝登基后，85岁的太上皇乾隆帝还要临朝听政直至89岁死去。古今中外，帝王宝座的魔力诱惑着每一个利令智昏的人去掉道德的外衣而挺而走险，哪怕天理不容天诛地灭五马分尸或者被扔进十八层地狱，都会面不改色心不跳甚至厚颜无耻地去设法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被世人称之为一代明君的唐朝太宗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和逼父退位是也。以非正常手段取得皇位者誓死如归若此，代兄理政之朱祁钰乃国家危难之际被众大臣拥上宝座，以保江山社稷之安危，当复何言？这忽地使我明白了南宋赵构为何始终不愿从东北把徵钦二帝接回来的原因了。倘若当年朱祁镇也像北宋微钦二帝之于金国五国城被折磨致死一样，亦被蒙古人或杀死或折磨至死于漠北高原，那么也许朱祁钰的结局有如南宋之赵构一样完美。朱祁钰又何尝不想如此！何况其治世能力超过兄长朱祁镇远矣。若此，也许大明王朝也不会因此由盛而衰。问题是朱祁镇非但不死，反而在被朱祁钰软禁南宫饱受7年磨难后，在废立太子之争的关键时刻，朱祁镇在徐有贞、石亨和曹吉祥等人的策划和“利用”下发动“南宫政变”，夺回了自己的皇帝宝座。历史果有怪异之事：当朱祁镇一行人走至精兵良将镇守的东华门时，眼前是城门紧闭壁垒森严如何进得去！然而奇迹发生了：朱祁镇只一声“吾乃太上皇也”，城门闻声洞开，竟然无一人阻拦，天命如此矣。当年朱祁钰倘若只想自己过过皇帝隐则罢，何乃做起万世帝王梦来哉？倘若不废除原太子（朱见深，朱祁镇子）不思立新太子事，何来今日之变故哉？当其兄朱祁镇再次凛然端坐于金銮宝座上时，景泰皇帝朱祁钰还能上朝唤文武百官来商议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事么？天命耶？宿命耶？为人不可太贪也！

从天命的角度来看，朱祁钰尽力了，最后功败垂成，亦命数如此耳。从宿命论的观点来看，人的命运是由必然因素造成的，是可预测可预知而又是注定的且不可改变的。明代宗朱祁钰如此，明光宗朱常洛亦然。如果说朱祁钰之皇位来之偶然，失之突然，而朱常洛之皇位则来之不易，却失之太易，令人咂舌。

明朝泰昌皇帝朱常洛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时称“一月天子”。万历朝神宗皇帝朱翊钧最后的28年中发生的四件大事（国本之争，挺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皆与朱常洛为太子为皇帝前后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这样说，万历年间以东林党人为主的朝中大臣拚死护法（儒家宗法制度）的“国本之争”为朱常洛争得了太子地位，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的“梃击案”则巩固了他的太子地位。但“红丸案”则让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继位的朱常洛，大展宏图仅一个月而死于非命，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不管时人怀疑是否是神宗宠爱之郑贵妃唆使下毒，还是李可灼进献“仙丹”（红丸）而毙命，光宗朱常烙服红丸后死去是事实。

成为太子已经好不容易，19年太子生涯的苦苦等待更是度日如年，方成正果，却一月之间归西，还连坐甚众，实在罪过也。既然如此，何必当初？倘若当年不循祖宗之法而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被李自成杀死于洛阳）为太子，也许中国明朝三大“疑案”不会出现，至少朱常洛死后的“移宫案”是断然不会出现的（朱常洛死后，宠妃李选侍与太监魏忠贤密谋挟持朱常洛之皇长子朱由校居乾清宫以图垂帘听政，被杨涟、左光斗等大臣逼迫移宫于仁寿殿哕鸾宫，垂帘听政阴谋破产。据野史猜测亦为郑贵妃谋使）。想想这皇宫深院，壁垒森严之处，金銮宝殿威严之下，何乃风雨无常人命草芥耶？承其责者，万历神宗帝耶？万历护法大臣耶？郑贵妃以及其妃嫔耶？还是朱常洛本人？朱常洛本有帝王之才，并被《明史》评述为“潜德久彰，海内属望”之君，何乃命薄如纸，历经磨难而登帝位，却“一月天子”而饮恨黄泉？痛哉！

明思宗崇祯皇帝则不然。朱由检在明朝最黑暗的时期继位，他的祖宗不会想到大明江山在满目疮痍内外交困之时，还会出现这样一位大有作为的皇帝，有如孝宗朱佑樘再世也。他在位的17年中，勤政治国，欲挽狂澜于既倒。但是他生不逢时无力回天，终成亡国之君，何哉？后人评论云：“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实在精辟。有人说如果把神宗朱翊钧换成崇祯朱由检，那么中国历史可能真的要改写，定然不会出现万历年间数十年的政治腐败和万历之后的魏忠贤乱国的社会黑暗局面。《明史》说崇祯帝“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决非过誉之词也。因为他的政敌满清顺治皇帝于十四年谕示工部为其立碑言：“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以垂不朽……以扬盛美。”可是，后世皇帝的誉词能改变亡国之君的命运么？在景山边上的那棵歪脖子树下，荒冢一堆之处，就是一代无力回天的薄命天子之归宿。

清朝的4位薄命皇帝与明朝3位薄命皇帝有所不同，他们基本上都是复合型的。因为继位年龄太小（登基年龄分别为：顺治6岁，同治5岁，光绪和宣统3岁），故受制于人而“傀儡”焉；同时此4位帝王要么英年早逝（顺治27岁，同治19岁），要么被迫退位（光绪被慈禧软禁，宣统被冯玉祥逐出皇宫），均无缘终其帝业，于瘦马西风中谱写了一曲北京紫禁皇宫的帝王之挽歌。大清王朝从顺治帝驻跸北京到宣统帝被逐出北京，267年（公元1644年---公元1911年）风雨铸就了一个王朝的宿命。

清顺治帝在众大臣辅助下，收拾旧山河统一全国，他是开国之君。多尔滚摄政，他不敢“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堪为仁厚儒弱之君。多尔滚死，14岁亲政则全盘否定多尔滚，同时掘墓鞭尸以泄8年“傀儡”皇帝之恨。并借机废皇后而宠董妃，入佛寺而作比丘，是为昏君也。“践阼十有八年，登水火之民于衽席。”“……勤政爱民，孜孜求治……蠲租贷赋，史不绝书。”（《明史稿》），是为有成之君。然最终不为强国而身死，终为一红颜而薄命，何哉？缘耶？溅耶？在冥昭瞢暗之中，他再也找不准自己的方向和准则了，尽管刚刚南北一统之江山等着他去绘宏图添色彩，他却撒手人间以27岁青春年华之身“火化”而“佛”焉，悲哉。　

如果说顺治帝因董妃之死而让他在冥冥之中而“凤凰涅槃　”，那么，中国大清江山也让慈禧太后在冥冥之中“垂帘听政”而“销魂饰骨”。末代三帝的悲泣人生就是在她的襁褓之中呵护成人然后在她的“关爱”之下或凄然死去或潸然退位，伴随着已然坍塌的大清江山。

同治、光绪、宣统这三位薄命的童子皇帝，一个是奉诏登基而被架空的傀儡（同治帝，1861年“癸酉政变”后两宫太后正式垂帘听政）；一个是登基之日就是其“傀儡”生涯之始（光绪帝一生想跳也跳不出慈禧太后的掌心）；一个是在历史即将结束帝王时代而作为“堑背”的“亡国之君”被慈禧推上皇帝之宝座（溥仪1908年继位，1911年帝制被推翻），实在命运不济也。更为不幸者，也是晚清50年最为怪异之事，此三帝不但皆婚姻不幸而且一生无子，成为至今浮悬于史海上空的一团挥之不去的疑云。大清皇宫妃嫔淑女如云，朝欢夜爱云雨绵绵，竟然无一人替末代三帝生下一儿半女来，致使大清帝国最后50年断子绝孙，一派灰暗晦气之末世征兆。因此，有人认为，此三帝命里注定是为中国帝王时代划上句号的悲剧式人物，预示着曾经辉煌于世的封建王朝急剧走向衰亡，大清劫数如此也。

同治帝6岁继位17岁亲政19岁暴亡。还没有来得及读懂什么叫洪党乱政、为何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所烧，更没有读懂自60年代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兴洋务、建新军、办民企等为腐朽没落的清王朝赢来一线“中兴”之机，就见老祖宗去了。反之，光绪帝不但读懂了，而且决不想作亡国奴，他要做一代中兴之主！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教训促使他果敢实行戊戌变法以力挽大厦于即倒，一时间河山换色，大地回春。虽然“百日维新”均被慈禧废弃，但至今尚存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就是其“戊戌变法”之硕果仅存的证据。虽然推行新法之日短，然则起死回生之望可期矣。所憾者乃光绪帝最终屈服于封建伦理之忠孝牌坊而被慈禧幽禁颐和园玉澜堂和中南海瀛台　，一生“天颜戚戚，常若不悦”而“未尝一日展容舒气也”。壮志未酬身先死，一人事耳。然则“抱大有为之志而为发奋自强之计”，却最终招致“洎垂廉再出，韬晦瀛台。外侮之来，衅自内作。卒使八国连兵，六龙西狩……而国运亦因此而倾矣……”（《清史稿》）。“国运之倾”乃天下事也，惟光绪之过耶？呜呼，岂非天命哉！

奉天承运崇祖敬宗的北京皇城的老祖宗们，是决不会想到“天朝上国”的封建帝制，竟然毁于一乳儿之手。正如明朝末帝朱由检痛心疾首地为自己辩解“朕非亡国之君”一样。溥仪不但是亡国之君，还做过汉奸皇帝（伪满洲国），列祖列宗可知否？当然客观上讲，明朝之衰自英宗始，而实亡于嘉靖万历之政，那么，清之衰，则始自乾隆，而亡于咸丰光绪也。宣统冤乎？

中国2121年（公元前209年-公元1912年）封建帝制被推翻，同治、光绪、宣统难脱其责。从理论上讲，是其封建制度本身之腐朽使然。从客观上讲，则是2000多年来300多位帝王（有408、376、349位在位帝王等说法，统计方式不一的原故）竞相逐鹿之必然结果。自始皇始，“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何哉？得之难而失之易乎？得之易而守之难乎？攻守之势异也，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特别是明清两朝，纵情傲物者多，而劳其体肤者少；淫逸丧志者众，而忧虑兴国者寡。于是谄佞邪恶之徒泛滥，忠臣正直之辈匿迹，夜郎自大闭目塞听，须不知“美人帐下尤歌舞”之际，却是“将士阵前半死生　”之时。一夫夜呼，乱者四应，外侮内衅，君臣相顾，社稷已倾矣。

大明一朝，仅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和弘治朱佑樘四代当为治国之君。在北京皇城223年之历史长河中，四代帝王在位总共仅32年时间，再如何励精图治饿其体肤，即或有仁宗宣宗之“仁宣盛世”和弘治之“弘治中兴”，怎经得起长达191年的雨打风吹之岁月侵蚀而不漏尽钟鸣乎？试看明朝在位最长的两位荒淫皇帝就可知明朝命数矣。

明世宗嘉靖皇帝（1507-1566）与明神宗万历皇帝（1563-1620）虽然在辈分上是祖父与嫡孙关系，但在治理国家方面却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有这样几个共同特点：一是继位前期都能励精图治国泰民安，短暂繁荣之后就紧闭宫门不上朝不议政，任他民变兵变倭寇侵扰一概不管；二是荒淫贪财不择手段；三是在位时间之久为明朝之历代皇帝之最（嘉靖帝45年，万历帝48年）。在大明迁都北京的223年中，除去朱棣等四位“治国之君”的32年，此二帝就占去了93年。剩下的98年则基本上是由宦官专权导致朝纲崩溃的黑暗时期（如：英宗朱祁镇重用宦官王振、曹吉祥，成化帝朱见深重用宦官汪直，正德帝朱厚照重用宦官刘瑾；“木匠天才”熹宗朱由校重用宦官魏征贤等）。试想，大明江山在这爷孙俩93年的专制中，伴随漫漫98年昏庸皇帝随心所欲地在骄奢淫逸中折腾，整个大明江山能不千疮百孔？何况治世皇帝也有劳民伤财之时（如明宣帝朱瞻基嗜好玩促织游戏，蒲松龄笔下的《促织》所描写的就是明宣宗时期地方官民捕捉蟋蟀而伤民扰民的故事，被称之为“促织皇帝”）。

当然，他们爷孙俩虽然癖好相同，但在施政之时还是略有差别。在政治上嘉靖因尊崇其父母为皇帝、为皇后事而大搞“议礼之争”，万历帝则以立太子事而导致君臣之“国本之争”，二人不相上下。但在在治国理念上，二人风格则迥然不同，不过最终殊途同归，把一个好端端的大明王朝葬送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之中。

嘉靖自“议礼之争”战胜大臣取得彻底胜利后，基本上荒于政事，虽贬斥宦官却崇尚方士道术，移居西苑(今北海、中南海)紧闭深宫，一心修玄以日求长生之道，总计有32年时间基本上不再上朝过问朝政，仅利用“票拟”“朱批”来维系朝纲，致使首辅严嵩专国近20年，吞没军饷，吏治败坏，边事废弛，南有倭寇频繁侵扰，北有蒙古鞑靼兵临城下大肆掠夺，山河悲咽，民不聊生。在用人方面，嘉靖则“忽智忽愚”、“忽功忽罪”，忠良直臣或杀或贬，海瑞下狱。正如《明史》所言：“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明之没落，嘉靖之罪孽也。

万历虽然不尊道术，但他却精通道家“无为而治”之精髓。自张居正死后，他除了全部废除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就是把自己关闭在深宫后院30年，君臣互不相识，既不再上朝问政，又不学祖宗嘉靖之“票拟”“朱批”，无论朝臣如何千方百计跪请皇帝上朝或者批阅奏章，皆泥牛入海永无消息。正如史家言称：“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明史》）。更有甚者，朝廷中心枢纽之六部尚书（吏、户、礼、工、刑、兵）除刑部实任外，其他五部居然空缺，地方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等官员或有空缺，亦不及时补缺，听任自由。朝廷乃至全国各地基本上处于一种无政府之瘫痪状态，也许这就是万历皇帝“无为而治”之空前绝后的杰作！而此时东北女真人（后金。即后来的满族大清国）迅速崛起并不时犯边，他亦不理采。这实在是一种史无前例的让世人无法理喻的弱智与变态：“宫门紧闭，人们无法进去，奏章投进去如同投进死人的坟墓，得不到任何轻微的回音。人民的哭号，官员的焦急，如火如荼的民变兵变，遍地的诟詈声和反抗暴政的革命，朱诩钧都无动于衷。”（《中国人史纲》）。如此，他把一个本可以振兴的大明江山推进了万丈深渊，当满清叩关驻跸北京之时，他的子孙身死国灭自在情理之中矣。故《明史》曰：“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

大清帝国入关之初，不但统一中国扩大疆土鼎新革故，而且使中国自汉唐以来又一次进入历史上的第三个鼎盛时期，那就是誉载史册的“康乾盛世”。然而历史上的每一次盛世的背后必定隐藏或者伴随着一次巨大的动荡与衰亡。自然“康乾盛世”有如汉唐盛世一样，但最终也没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给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与思索。　其实“康乾盛世”与中唐“开元全盛”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者，是唐明皇李隆基亲自尝到了乐极生悲的恶果，而乾隆帝胤禛则把这恶果移交给了他的后世子孙。“康乾盛世”并非康熙与乾隆两位皇帝励精图治的结果，而是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帝王呕心沥血的丰碑，故而当今史学界已有“康雍乾盛世”之称。诚然，乾隆的历史功迹固然青史永垂，但其有如唐之李隆基把大唐鼎盛荣华一夜之间毁于兵变一样，他把康熙雍正两代帝王励精图治之硕果以及他自己本人执政前40年之政绩（乾隆晚年自诩为“十全老人”，有“十大武功”，其实不然）全部挥霍一空。换言之，大清盛世，实际上是乾隆踩踏在康熙雍正坚强浑厚的臂膀上，以其巨人的胆识与睿智，集前辈父、祖两代帝王“清明治国”之大成而鼎鼐调和，创造性发挥和改革，使早已勃勃生机之大清帝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达到极致，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益，从而出现了国富民殷而四海归一的繁荣景象。然而在灯红酒绿春花秋月的诱惑下，乾隆忘记了唐明皇的伤痛，封建帝王的劣根性战胜了守成治国的理智，于是在他后20年接踵而至的创举中鼎铛玉石，呵护着和珅之流，把酒花前月下，指点山水名胜，一点一滴地把祖辈的功德和自己前40年镌刻的丰碑咀嚼蚕食，国库为之一空。至乾隆末年（1799年），在民生凋敝、民变兵变和外商涌入白银外流的特殊历史时期，正式继位主政的嘉庆皇帝无可奈何地捧着一个残破不堪的帝国空壳，在政治经济日益疲软的大洋中，撑着这只残破不堪的漏船，被动地忍气吞声地在世界殖民掠夺的狂潮中拼死挣扎，任人宰割，苟延残喘。

大清一朝，坐在北京金銮宝殿上的10位帝王们，倘若都能像康熙帝一样，“……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圣学高深，崇儒重道”、致使“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清史稿·圣祖本纪三》），那该多好。而这一点雍正帝完全做到了。《清史稿·世宗本纪》云：“圣祖政尚宽仁，世宗以严明继之。”史学家认为雍正帝的治国政迹堪比西汉之“文景之治”，莫不赞其“……研求治道，尤患下吏之疲困”。据说有一近臣向他反映地方州县年年丰收，入州县库存太多，朝廷应该适当增加赋税以实国库，可雍正帝斥之曰：“尔未为州县，恶知州县之难？”因此史学家们均力颂其“至哉言乎，可谓知政要矣”！难怪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中给雍正帝作出这样的结论：“雍正帝是奋发有为的、对历史发展作出贡献的君主，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正如历代史学家所言，康熙雍正两代帝王，为大清帝国之繁荣昌盛插上了坚实牢固的腾飞之翅膀，“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清史稿》）。

诚然，大清王朝之鼎盛局面的最终形成，功在乾隆，大清王朝由盛而衰之最终没落，亦罪在乾隆。然其功过之得失实难具体分期，在其逐渐繁荣昌盛之同时，腐败随之矣。今天我们可以大致以重用和珅之日（公元1775年）起分为前后两期（前40年，后20年），因为前40年里他是功大于过，而后20年里则是过大于功。前40年他集康熙雍正之大成，“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于斯为盛。”记得大清才子纪晓岚在乾隆50大寿时献寿联云：“四万里皇图，伊古以来，从无一朝一统四万里；五十年圣寿，自前兹往，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虽为阿谀之词，实在是对乾隆前期文治武功的由衷赞美。可以这样说，乾隆对中国最大贡献者，莫过于乾隆在其祖宗既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并开拓了中国的疆域版图，维护并加强了中华的多民族统一，其功高日月。有人开玩笑说，乾隆帝是绝顶聪慧之人，他前40年为国操劳以振大清之国威，尔后20年则为自己享乐以不负人生，戏言当真乎？“惟耄期倦勤，蔽于权倖，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此乃赵尔巽发自肺腑之言也，吾信之。

乾隆一生在位60年（外加太上皇4年，计64年），南巡北幸100多次，如巡幸热河避暑山庄五十二次，巡幸江南六次，巡幸五台山五次，告祭曲阜五次，东巡盛京四次等等。每次巡游，沿途建行宫修御道造景点，拆房毁舍，百姓流亡，百业凋敝。每次巡幸，如迁都一般，后妃、王公、文武百官、警卫扈从等组成的皇家御队浩浩乎万余人，如满天之蝗虫飞过，如萧瑟秋风之卷落叶，所过之境，席卷一空，满目苍夷。而乾隆的每次南巡北幸祭天拜祖为母祝寿甚至学习父皇而为“千叟宴”等，其楼台馆所（如扩建颐和园圆明园避暑山庄等）天下珍宝山珍海味乃至满汉全席等，所耗资费之巨如何统计？仅给其逝世的母亲做一个保留头发的“金发塔”，就用黄金三千多两。不说皇帝消耗之金银多少，只一个和珅贪污受贿之金银就达九亿多两，是当时大清王朝12年收入之总和（土地房产等不计其内）。而所有这些银两来源，基本上都是掏空库银或由和珅搜刮民脂民膏、逼迫朝野官员捐献所至。乾隆帝以“十全武功”和“十全老人”自居，虽然自励“持盈保泰”，但是月盈则亏，泰极否来。最后20年，志骄意满而喜谀恶谏，宵小环绕而吏治腐败，经济凋敝饿殍遍野。饥荒至而“盗冠”起，古今亦然。白莲教天理教“海盗”顺势而兴焉，何怪之有？乾隆宠信和珅之日，就是大清帝国朝纲废驰朝野腐败国家走向衰亡之始。

当陕西四川湖北三省白莲教起义的剑锋直指大清江山之咽喉时，乾隆大帝终于手指西南而饮恨归天。于是嘉庆帝欣欣然惶惶然登上已经成为空壳的金銮宝座，谨承父命去完成父皇尚未完成的帝业。嘉庆颙琰本是一个十分平庸且没有创造性的皇帝，一生所做的三件大事，都是为了给他的父皇抹庇股。一是整治和珅以解国民之恨；二是用近10年时间倾其国库之所有而不遗余力地去镇压民变（白莲教、天理教以及东南“海盗”等）；三是继续“闭关锁国”而重农抑商，企图恢复早已疲软不堪的社会经济。其结果是和珅虽死，而“和珅现象”漫延全国；白莲教天理教“海盗”虽除，可民变前赴后继此起彼伏；重农抑商，经济非但没有振兴，外商与鸦片如蝗虫般扑面而来，白银如流水般流向国外。国之败迹有如一条凶恶的毒蛇噬咬着人体的每一处要害，大厦将倾也。

记得嘉庆帝历时9年于千难万难之中扫平白莲教后感言：“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这说明他这时才真正意识到隐藏在“乾隆盛世”背后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满目疮痍的社会现状。其实摆在嘉庆面前的已经不再是国内阶级矛盾这么简单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有一件事，嘉庆也许耳闻目睹，只是没有引起警觉罢了。

1793年，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很不情愿地接见了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所带领的600多人的使团，傲慢地拒绝了英国使团和谈经商的一切要求，并一厢情愿地给英使臣和英国王连下两道“圣旨”，大言不惭地声称我“天朝统驭万国”、“天朝抚有四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等等，井底之蛙的乾隆皇帝哪里知道西方工业科技的进步早已超出固步自封的中国至少150年，却依然陶醉在“天朝上国”、“千古第一全人”的迷梦之中。他不但拒收马戛尔尼团队随身携带价值高达13000英镑的巨额礼物，甚至还不知自丑地请马戛尔尼使团成员一定要经中原回国，好让他们去参观早已残破不堪的大江南北的“繁荣昌盛”之景象，甚至责令其检阅他疲软腐败的大清军队，把一个完全落后无能的大清朝如数家珍般地告诸英国。无独有偶，23年后，英国再次派使臣亚墨尔斯到北京商谈通商事宜，其时嘉庆帝依然摆出他父皇那幅高傲的架子，只因英国使节拒绝在金銮宝殿向他行跪拜大礼，嘉庆帝一怒之下居然将其使臣赶出北京。这两件事就乾隆嘉庆而言，似乎领悟不到什么，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这就是英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关键之所在，英国人已经明白靠谈判的方法无法改变中国“凌驾”于英国商人身上的“不平等”的待遇，必须使用谈判以外的方式来“促进”英商事业在中国的纵深发展。而这种唯一的方式就是用武力解决问题，因为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正是英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必须为之的基本国策。这也就是乾隆嘉庆做梦也不曾想过的事情，也是他们的子孙在不久后的几十年里屈辱卖国凄惨亡国的政治原因。

正如马戛尔尼向英国国王回报大清王朝衰败的原因时说：“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短浅，只知防止人民智力之进步。”一语中的也。在乾隆时代，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华盛顿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法国大革命也一气呵成。当英国不再拘泥于“圈地运动”而走向瓜分世界实行殖民统治的时候，大清帝国还在“天朝统驭万国”的无知中陶醉，还在闭关锁国而重农轻商甚至把英国使臣赶出朝廷以显大国风范和王者霸气，而不去思考如何加强已经不成其为军队的国防力量，改进早已落后几百年的长矛大刀，在西方世界已经工业革命已经殖民扩张已经长枪大炮轮船飘洋过海的时代，仍然陶醉于冷兵器时代以红衣大炮战胜大明王朝的骄傲和自豪之中，其本身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罪人。

时变道亦变，这是老祖宗的哲学。当历史发展到18世纪-19世纪之交的时候，已然不再是嘉靖万历之黑暗而使满清入关取而代之的问题那么简单了，中国封建帝王的斗争哲学已经不再是民族内争而改朝换代，所面临的当是国家民族被外国殖民主义者所征服和奴役的生死悠关的比天还大的事。金銮宝殿上的乾隆嘉庆不懂这个理，是因为外国殖民者的枪炮还没有真正直接对准他们的脊梁骨，但至少听说过康熙时期郑成功打败荷兰殖民者而收复台湾的故事吧。可是当林则徐虎门销烟、中英虎门战争已然打响的时候，道光帝还当是“民变”不成？在中华民族对外侵略的战争史上，北京金銮宝殿上有两个“睿智”的皇帝是罪孽深重罪不可赦。一个是道光帝，一个是咸丰帝。用“中华民族真正的历史罪人”来品评他们实在难解其恨。

道光帝把外族入侵当成儿戏，在大敌当前之时，刚显摆了一下子销烟的威风，一旦战争打响就临阵畏惧退缩，亲小人而远贤臣，贬斥罢免林则徐、并谪戍伊犁，致使鸦片战争彻底失败。有几次我路过广州三元里和岑村，看到鸦片战争时期遗留在山坡上的残破不堪的炮台时，一种莫名的感觉油然而生。林则徐之被迫离开广州，与当年崇祯皇帝中皇太极之“离奸计”在皇太极兵临城下时凌迟处死袁崇焕何异？“自毁长城”若此也！当历史的悲剧又一次重演时，广州的老百姓却能自高奋勇地去拼死抗争，我们的大清皇帝却金銮宝殿上派大臣言和，国之不幸也。更为可笑的是，道光帝竟然在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后称《南京条约》）上写道：“大清皇帝恩准！”国土主权丧失了，金子银子赔光了，尊严和面子丢尽了，大清道光皇帝做了龟孙子居然还在厚颜无耻地“恩准”！你还以为你真的是英吉利的皇阿爸？此乃中华民族之奇耻大辱！

当年如果道光帝能有一丝一缕他祖宗努尔哈赤亲自指挥萨尔浒大战的精神，有皇太极抱病亲自指挥松锦大战的意志，有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气魄，率军御驾亲征，调动天下之民以“勤王”，等侵略军在天津大沽登岸后聚而歼之，以四万万同胞之力而敌英吉利之4000远涉重洋之夷寇，仅4亿人之口沫即可将其4000夷人淹死，这场反侵略之正义战争能不胜乎？细想一下当年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乃一介书生，为了说服道光不要罢免林则徐，坚决抵抗侵略者，居然以死相谏，倘若当时“王鼎尸谏”能感动道光，也许不会有《南京条约》之耻了。历史给了道光光宗耀祖的机会，他没有珍惜，自然历史也就给了道光把名字永远写在中华民族耻辱柱上的荣耀：“国步之濒，肇端于此。”（《清史稿》）。明清史学研究之先驱者孟森先生直言：“宣宗之庸暗，亦为清朝入关以来所未有。”于是，当《南京条约》的耻辱摆放在太极殿的皇案上时，历史这样写道：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殖民者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中国两千年帝制史上，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是第一个同西方殖民者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皇帝！

道光皇帝的颜面是很大的，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坐在金銮宝座上“恩准”《南京条约》，咸丰皇帝就没有这个福气更没有这种胆量了。当太平天国金陵立国而南北对峙的时候，他还有一丝儿底气，因为他有曾国蕃李鸿章为他垫背。当咸丰十年十月（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他比谁都跑得快，一口气就跑到承德避暑山庄去了，连在金銮宝殿上“恩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的勇气都没有，无论大臣怎么恳请回驾北京，他就是不回来，最后干脆学祖宗嘉庆帝死在承德避暑山庄，看你英法联军奈我若何？自道光《南京条约》的耻辱沾污了中华民族的旗帜，咸丰仍不以为羞辱，反而以为这些条约可以安江山社稷，甚至可以保天下苍生之温饱，居然在洪秀全和英法入侵的内忧外患之际，他一口气就签订了可以“当饭吃”的《望夏条约》《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和中英中法中俄之《北京条约》——看我大清帝国何等气派：打你不赢就签个约。我“天朝上国”地大物博万民殷阜人口众多，几百万两银子，百大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算个什么，你英美法俄想要就拿出呀，卖几千几万人口去外国当奴隶算个什么？卖呀，中国人当奴隶有种有隐而且有的是人嘛。开商埠开航运算什么，就怕你人少船寡，我大清有的是王府井有的是长江大河……我只要避暑山庄里的丝竹美酒伴随美女人生，镇日有汉女“四春”（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陀罗春）和“天地一家春”（慈禧）为乐，则不枉浪漫红尘，死亦足矣。

于是咸丰皇帝犯了两历史性错误，永远把他自己钉死在中华民族之耻辱柱上。一是当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社稷多难江山危急之际，不是学明朝之朱祁钰誓死保卫北京赶走入侵者，也不学明崇宗朱由检誓与北京共存亡，却是敝开北京博大之胸怀，任由侵略者淫城烧杀抢掠，自己却躲在热河镇日歌舞丝竹醉春淫乐，　惧见洋人而拒不回銮返京，任由奕“倘有一线可为，不惜委曲迁就”而与外国侵略者签订各种丧权辱国之条约，从而铸成咸丰帝在中华民族史上的第一“特大错”！于是在中华民族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样写道：英法联军入侵京师，这在中华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外夷凌辱京师百姓，焚掠圆明园，中华文明第一次遭此大辱。这是有华夏以来千古未有之奇变，也是炎黄子孙千古未蒙之奇辱。丧权辱国之千古罪人者，大清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詝也。

咸丰的第二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就是在他临死之际，正值国家内忧外患日益加剧之时，居然遗诏托命，把国家民族命运之大权草率地或者说是根本错误地交给八大顾命大臣和两宫太后，并由幼帝载淳与其生母慈禧太后各掌一印以代行皇帝权力。昔者汉武帝欲立少子刘弗陵为太子，为防主少母壮，避免吕后篡位之事重演（“女主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便将刘弗陵之生母赵钩弋赐死。昔日北魏道武帝拓跋嗣效法汉武帝，亦将明元帝拓跋嗣之生母赐死。昔日魏文帝曹丕曾下诏：“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咸丰帝载淳是不真知还是真不懂，竟然犯“立幼主”之大忌，给予慈禧太后持幼主而“前堂”听政执印之权？于是，当一个妇人为了自保（八大顾命大臣之一的肃顺曾提出“幼主立而壮母死”的设想）而发动宫廷政变，成功除去八大顾命大臣，实现她一人专权而垂帘听政之美梦之时，大清帝国终于走上阴盛阳衰的谢幕时代。大清入关成就帝国基业者，“后寝”听政之孝庄皇太后也；大清帝国气数之终结者，“前堂执政”之慈禧老佛爷也。大清一统中国成时幼帝（顺治福临），亡亦幼帝（宣统溥仪），大清成也女人，败亦女人，这就是大清帝国之宿命！入关267年，大清终于在内忧外患中屈服于一女人之淫威，烧尽了她最后50年病入膏肓之后的几滴用屈辱浸泡后挤压出来的油脂和鲜血而寿终正寝。于是中国历史在晚清结语中写道：自西汉吕后专权大唐武则天称帝后，能独统江山50春秋之女流者，叶赫拉那氏慈禧太后是也。从此晚清50年，北京太极殿的宝座上不知有真“皇帝”，但知有“老佛爷”。而最终造成晚清太后专权断送大清江山社稷者，大清帝国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詝也！

我常在想，中国近代史之发轫，史学家们为何不从郑成功收复台湾写起以壮我大清国威，而非要从道光帝之销毁鸦片写起而“丧权辱国”呢？就因康乾盛世？就因鸦片战争？还是殷鉴国耻耶？我非史学家，我真的搞不懂自明清以来这北京皇城浑浊厚重之国运，搞不懂这北京皇城森严若此之金銮宝殿，更弄不明这帝王宝座上的王者宿命。自朱棣迁都北京始，至溥仪被赶出北京止，五百又三年（公元1421年-公元1924年）悠悠岁月，24代帝王漫漫人生，咋也来去匆匆！而今宝殿还在，人去楼空。呜呼，只不见昔日之“皇帝诏曰”，更不闻今日之“奉天承运”，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暇思……

2011年8月19日凌晨草成于养心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