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17年，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首度获得穆迪给予最高等级，此后近百年时间从未遭降级。

当地时间8月5日晚，标准普尔宣布，将美国aaa级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一级至aa+，评级前景展望为“负面”。美国史上第一次丧失3a主权信用评级，一时间全球媒体唏嘘不已。

本月2日刚走出债务违约的漩涡，4日美股狂泄，5日主权信用遭遇降级，几天时间里本就不景气的美国经济再度跌入深谷。　

标题：

世界经济变格中

探究　中国经济与中国房地产“破困之剑”　

在本次美债危机中，作为美国最大海外债主的中国，这一次也发出了强硬的警告：“中国有权促美处理好债务问题”，“美国轻松借钱的好日子结束了”……

“中国批评”、“中国炮轰”等词成为全球媒体关注中国回应美国遭降级的关键词。而此次中国的强硬态度，不仅仅因为自身是美国最大的海外债权国家，主权遭降面临美国汇率持续下调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的底气足了！世界经济正面临着一次重新洗牌，全球经济格局正在重组，“中国价值”将被重新评估。

而在美国“绑架”世界经济陷入危机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能否“独善其身”？面对全球经济格局的重整和巨变，中国经济与中国房地产业，又将迎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变革与重生？是本文探讨的话题。三大困局

一，通胀之困

1.输入性通胀之困

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6.5%。创2008年7月以来37个月新高。7月ppi同比涨幅为7.5%，创2008年10月以来的34个月新高。

物价上涨，按照专业术语，是“流动性过剩”。也就是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太多了，造成了货币的贬值。那么，造成“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在哪儿呢？

从世界经济进入全球一体化，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当中的作用和本质定位，就是“廉价劳动力商品”的输出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是建立在全球化外需增长模式的基础上的，俗称的外向型经济或出口导向模式。因缘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与低廉的物价成本，在改革开放后不长的时间里，中国俨然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同时，中国大地上，众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制造业爆发出了旺盛的生命力。与此同时，大量低技术含量、低利润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造成了中国贸易顺差长期持续不断地加大。受囿于美元为国际货币流通杠杆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影响，一旦美国这块经济招牌的含金量下滑，美元走软，美国可以直接利用自身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宣告美元贬值，将美国自身的经济压力转嫁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其他国家去。而这，也是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当中的核心影响力所在。

这种影响力就在最近，又得到了一次事实的验证。北京时间8月6日上午，国际三大评级公司之一的标准普尔宣布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调降到aa＋，aa＋评级意味着美国国债信用水平低于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国债的水平。评级下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美国自身的债务危机，也就是“国债危机”。美国和国际分析人士普遍指出，美国丧失3a评级的时间点非常糟糕———正值市场信心脆弱之际，将再次引发世界对美债危机的担忧，势将加深全球范围内的信心危机。　

解决美国经济危机的最终之道，除了改革美国自身的经济体制，提升国内经济景气指数，增加就业率外，利用美元这个国际货币杠杆进行“消债”，也是美国惯有的应对国家经济危机的常用方法、有效方法。以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为例，2006年大约是1：8，也就是一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2007年则在7.3-7.8元之间浮动。2008年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大致在1：7左右，最低跌至1：6.8。2009年全年均维持在1：6.8左右。2010年在6.6-6.8之间徘徊。2011年8月，美国信用评级下调之后，100美元可以换到640多元人民币。

从2006年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大幅下浮，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了美国对中国的欠债在货币杠杆的作用下正在大幅减少。一个简单的数学题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假如美国欠中国100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在2006年，是800元；2008年减少到了700元左右；2009年缩减到了680元；而到2011年的8月，换算成人民币，仅仅剩下了640元！通过美元这个货币杠杆，短短5年时间里，每100美元，美国就可以消掉欠中国的160元的外债。美国，正是利用自身的霸权国家的优势，利用美元这个当今的国际货币杠杆，来“绑架”全球经济，为自身的经济危机买单。

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建立在长期外需型增长模式的基础上，而且出口的多是低技术、低利润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一旦美元走软，产品利润必然降至更低。而随着近两年来，国内人工成本、材料成本、场地成本的快速增加，众多徘徊在生存线上的对外型实体企业，民营企业，走到了破产的边缘。如何增强自身产品的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提高自身产品的科学技术含量，成了这些企业火烧燃眉、殛待解决的问题。

2011年开始，美国为了解决自身的经济危机，必然会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而方式之一，就是提高自己的“贸易顺差”，提振国内实体经济，增加就业率。这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更是与美国的一场“博弈”。

据海关总署8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贸易顺差达314.8亿美元，比6月份增加92.1亿美元，创下自2009年2月以来的新高。海关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出口规模刷新历史纪录，达到1751.3亿美元，单月出口增速在经历四个月的连续下滑后回升至20.4％。前7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已经突破2万亿美元。7月份，中国进口1436.4亿美元，增长22.9%。进口增幅比出口增幅高出2.5个百分点。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对世界的贸易顺差正在逐步缩小，目前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基本保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专家指出，美债信用评级下调、经济复苏乏力以及为应对当前危机而可能提前释放的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将使美元长期持续贬值，美元资产严重“缩水”。因此，在美欧债务矛盾迟迟悬而不决，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国必须采取措施缩小贸易顺差，减少外汇储备。为了解决贸易顺差持续加大的困局，中国必须加强对外产品的进口，提高自身的“贸易逆差”。这无疑与美国以及众多经济不景气的欧洲发达国家，需求不谋而合。

海关总署4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8003亿美元，同比增长29.5%，累计出现10.2亿美元的贸易季度逆差。这是我国6年以来首度出现季度贸易逆差。市场已经赶在标准普尔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之前显露徽征，国家需求之间不谋而合。

但是，这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涨价。当国际金融炒家利用量化宽松背景大肆炒高石油等大宗商品并从中获利时，实体经济输入型通胀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对此，普遍的观点是，一季度外贸数据发出了较积极的信号，我国外贸进出口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而稳定进出口增长和优化进出口结构仍是我国外贸发展的着力点。对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认为，适度增加非生产性产品的进口、大力增加加快贸易转型升级所需的国外先进设备、技术、人才的进口是优化进口结构的方向。　

而更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除炒高大宗商品外，海外资金还直接进入中国，一方面导致外汇占款投放过大而造成价格普遍上涨，另一方面，外资直接炒作中国商品或收购中国产业（包括房地产），将直接导致某种商品价格的飙升或某个产业被其控制。　

2.结构性通胀之困　

货币的本质还是源于劳动力价值的比较标准。改革开放前和初期，中国劳动力价值的平均标准只是劳动者能够勉强维持温饱，和社会劳动力能够实现简单再生产。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的劳动力价值标准已经逐步上升为：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能够实现体面劳动，开始积累超过维持温饱的“高”消费能力，特别是全社会子女教育投入大幅度提高，整个社会能够实现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可见，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中不仅反映了生存需要，还要反映体面消费和财富积累能力，尤其是对创新劳动者来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货币发行连续十几年都快于gdp很多，却没有出现严重通胀。　

更具体讲，中国正处在由劳动力价值温饱型，向劳动力价值财富型过渡的关键时期，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财富积累，货币发行规模要适应这个转型，大量相对多发的货币流会在劳动者膨胀起来的财富中积淀。举个简单的例子：20年前，中国人根本没有房产，现在中国人的房产总值差不多有80多万亿；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在20年前还不到10万亿元，现在则是90万亿。货币流量扩张的规模与中国人的房产财富增长数字有极大的相关性。如果没有财富快速增长作支撑，虚拟金融市场供“泄洪”，如此巨大而持久的货币增发，通货膨胀早就“奔腾”了。同时也说明，当房地产财富开始缩水时，从房市中溢出的流动性有可能刺激通胀。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中国经济发展从九十年代末到至今，中国维持着10％以上的经济增长，而通胀率却一直保持在2－3％的区间，“高增长、低通胀”这样看似良性发展的局面，背后却存在着劳动者工资较低和生产要素价格不够合理的隐忧，换句话说，中国政府通过控制生产要素价格和工资的涨速，来实现对低利润产品出口和大规模城市建设投资的补贴。而目前我们看到的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劳动力工资和土地价格的上升，从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之前的价格机制扭曲在“还旧账”。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年居高不下的cpi和一路飙高的猪肉价，以及官方宣告ppi首次跑赢cpi，预示着中国的通胀压力已经步入“结构性”的拐点。2011年开始，随着“结构性通胀”逐步加剧，进入到“成本推动性通胀”通道。　

当然，剩余劳动力的大幅减少使工资的上升得到支撑，这是ppi跑赢cpi的基础。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可能看到水电煤等公共事业品价格也将出现大范围的调价，这不仅是为过去“还旧账”，也因为经济管理者们开始认识到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即供求决定价格，控制价格的唯一手段是减少需求，而减少需求的最有效办法却是提高价格，因为只有价格提高，理性的消费者才会相应减少需求或者寻找其他的替代品，如此价格才会出现有效的下降。

农产品价格上升，可以保证处于相对弱势的农民能够获得较多的收入，这种上升不仅是“结构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性”的。

生产要素和劳动者工资上升后，服务价格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上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服务价格在过去若干年的上升速度并不慢，比如我们看到的学费和医疗费用的上升，但由于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居民需要使用的服务性行业越来越多，各种服务行业其在我们生活中占据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服务价格的上升才显得更加突出。

另一个将在人们生活中占据更加重要位置的服务价格是房租，由于房价的飙涨和社会流动性的不断加深，中国城市的房租普遍存在着较大的上涨压力，这样一种压力的存在，也可能成为城市白领们未来不得不面临的“痛楚”。

近年来“用工荒”的连续出现，预示着中国劳动力过剩状况开始消失，工资与物价进入到一个连环上升的趋势，结构性的高通胀时代已经到来。

至2011年8月，中国央行已经6次上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事实上仅对控制市场流动性有着一定的作用，却无法解决中国的“结构性”通胀之困。通胀压力将长期“结构性”地存在着。而消除通胀的有效办法，从长期来看，是有效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提高整体经济结构的稳定性和竞争能力。以农业、制造业为例，要从以“高能耗、低产能、低附加值”型的产业结构，向“低能耗、高产能、高附加值”型的产业结构转移。而从短期来看，只能依靠牺牲经济增速。

二，“钱荒”之困

1.开发商“钱荒”

今年上半年各房企的销售成绩单将“二八定律”展现得淋漓尽致”，万科、保利等大牌房企面对“史上最严调控”业绩不降反升，体现出“强者愈强”的姿态，反观众多的中小房企，销售业绩呈现大幅下滑的企业占比逾六成，下降幅度最大的嘉凯城同比下降近99%。面对销售额的持续下滑，不少房企都到了变卖项目甚至转让股权的地步。

在政府层面日前强调调控政策不会放松、限购令将再加码的情形之下，诸多中小房企在短期内很难再次看到“救市”的曙光，这场主题为“生存大考验”的游戏还得继续玩下去。

信托：此路不通

限贷令、银行信贷收紧、严格监管项目预售款……近期的调控政策之下，一道道融资大门徐徐向中小房企关闭。尽管大房企也会受到这些政策的影响，但这些房企普遍资金实力雄厚，自身造血能力强，万不得已还可以通过打折、降价获取回款。如此一来，中小房企面临的就是双面夹击，形成恶性循环，形势更加窘迫。在当前的大背景之下，中小房企面临的融资难题几乎是无解的。很多房企只能靠出让更多的利润成本，通过房地产信托基金、pe这些渠道融资。　

一项调查显示，近几个月各信托公司发行的房地产信托产品大部分都投向中小开发商位于二、三线城市的住宅类项目，融资额大多在5亿元以内。而目前开发商的信托融资成本已超过15%。

然而5月底，中融信托、平安信托等20多家信托公司，陆续收到来自银监部门针对房地产信托的“窗口指导”，要求信托公司严控房地产信托业务风险，并特别强调以股权投资方式运用信托资金、实际上是融资类业务的，要符合“项目四证齐全、项目资本金达到30%、开发商二级以上资质”三个条件。这又几乎把中小房企通过信托基金融资的路堵死。

民间融资：剃刀边缘

无奈之下，诸多企业又将融资的视线投向民间资本。据相关数据统计，目前借贷市场最活跃的温州，约有220亿元资金投向房地产市场，占总市场规模的20%左右。但在当前民间投资市场缺乏政策监管和规范的情况之下，这样的现象必然会给融资双方带来新的风险。目前在一些二三线城市，一些中小房企为了解决一时的资金困难，利用当地的熟人网络，许以高息，广泛吸纳公众资金。这种方式其实已经涉嫌犯罪，司法部门通常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的罪名来处理。2011年5月11日在浙江丽水开庭审理的银泰房地产公司非法集资案，就值得众多中小房企引以为戒。

其实，国家的相关法律对于企业融资已经提供了很多的渠道，实力较强的房企，可以自己设立私募基金，向社会融资，然后再投资给自己的项目，也可以直接向一些机构或有实力的个人，以股权或债权方式融资，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安排回报率，且风险可控。

卖掉：全身而退

在当前的形势下，实力雄厚的大房企成了中小房企争相联络的目标，股权转让和项目合作迅速增加。今年一季度，房地产行业共完成32起并购案例，并购金额达83.16亿元。进入5月以来，弘业股份、建发股份、宏达股份和金发科技等一些已经上市的中小房企也纷纷出让房地产股权。

业内人士分析，未来将有更多的中小房企出售房地产类资产，而大开发商将会趁机进行并购，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版图。目前形势最为艰难的是中型房企的处境。小房企可能手里只有一两个项目，处理起来相对容易一些，但很多中型房企手握五六个甚至更多的项目，资金链问题处理起来会更麻烦。预计明年将会出现更多房地产企业并购或退出的现象。而房地产企业进入并购期，从某种角度讲是市场成熟的标志，在市场调整阶段，往往是优质品牌企业扩大市场份额的最佳时机。　2.地方政府“钱荒”　进入8月，宏观调控依旧，国务院、国家发改委都明确表示对房价的调控不放松，银监会主[xi]表态，房价降50%，银行业可以承受。一个信号十分明显，房地产调控只会更紧，不会放松。扩大二、三线城市限购范围，加息，无不说明房地产调控方向不会变。

但是，银行业可以承受，开发商可以节衣缩食开源节流，那么，地方政府呢？他们是否也能承受土地财政倒台之重？

这并非危言耸听。一方面，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是房地产调控的重中之重，一旦失去地方财政的支持，保障房建设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房地产调控的最终走向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财政资金链与开发商资金链强劲和稳健的较量，如果地方财政资金链率先于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则房地产调控必将无功而返。这就像你口袋里的钱已经没有了，给你发工资的老板，下个月的工资预算还没着落。还拿什么钱改善生活条件呢？

目前，在以“限购令”为代表的调控政策的大力打压下，全国各大城市房地产成交量已普遍陷入低迷，进而影响到了其上游的土地市场。

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2011年一季度，18个重点城市住宅成交面积平均同比增长15%，但各月增长率存显著差异，其中，1、2月平均同比增速分别达到33%和46%，而3月平均降幅为18%。如杭州、成都等5个城市降幅超过50%，北京、南京降幅在40%~50%。

土地市场也相应遇冷。全国105个重点城市监测报告显示，7月份，全国土地流标数达到61块，相当于今年前两个月土地流标数的总和；今年前7个月全国土地流标353块，比去年同期增长242%。其中，住宅类土地流标数量为163块，占比达到46%。前7个月全国住宅土地流标前十城市中包括沈阳、济南、大连、北京、成都等，其中8个为已限购城市。受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地价水平持续回落。2011年前7个月全国平均楼面价为1680元/平方米，较去年下降19.8%。住宅类则下降9.8%。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数据，是北京商品房库存量已经达到106900套，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商品住宅降价压力在逐步加大。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地价下降和土地流标的必然性。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金融机构根据银监会《关于切实做好2011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工作的通知》，正在继续按照“降旧控新”的目标，着力收紧地方融资平台贷款。

地方财政，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土地财政。当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收紧到位，土地财政这一最大收入来源倒下之后，地方财政势必更加倚重土地出让金和与土地相关税收的支撑，如果此时土地出让金和与土地相关税收也双双倒下，地方财政又将如何？开发商可以收缩阵线、缩减支出以便度过寒冬，地方政府难道可以效法？

目前的社会体制下，保障房建设的责任主体是地方政府，在保障房建设资金投入方面，地方政府可以说是逃无可逃。当前，地方财政一方面面临着支出剧增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又面临着融资平台贷款收紧、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相关税收收入锐减的窘境。一来二去，地方财政资金链所要承受的压力，远比开发商资金链所承受的压力要大。

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所需建设资金和建设用地的投入，合计至少需要2.4472万亿元。在楼市“限购令”与“降旧控新”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收紧的双重打压下，地方财政显然不堪承受。

三，热钱危机　

“新国八条”年初推出之时，市场就普遍认为“限购令”最具杀伤力，同时预期投资/投机性购房资金被挤出各大重点城市后，一些原本涨幅并不大的二三线城市将接过房价过快上涨的接力棒。事实证明情况也的确如此。上半年，各大限购城市商品房成交普遍下降，如北京、上海等地降幅均超过10%，而一些原先并非热点的二三线城市，成交则出现了大幅攀升。在“新国八条”高压态势下，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依然增长12.9%。　7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当前部分城市房价上涨压力仍然较大，有的城市调控力度有所放松。会议要求，已实施住房限购措施的城市要继续严格执行相关政策，房价上涨过快的二三线城市也要采取必要的限购措施。二、三线城市全面限购不日即至。

但是，当二、三线城市全面限购、证券市场受到国际金融风暴的冲击连连冲低，资金洪流撤出这两大流动性最为集中的交易平台之后，必然还会不断寻找泄洪的渠道。

近年来，“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事件屡屡发生，说明有些农产品价格业已经遭到游资的暴炒。当前，生猪价格反季节创出历史新高的生猛上涨，谁又敢保证没有游资参与其中推波助澜？当原先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的大量投资／投机性资金被挤出之后，随便投向哪个领域，就足以在那个领域掀起惊涛骇浪。

更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所述的还只是流动性的存量，还没涉及到流动性的增量。最近有统计数据显示，美国6月份失业率上升至9.2%，触及年内最高水平，因此，不难预计，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日子还将遥远，中国还将处于全球流动性泛滥的包围之中。大量热钱一旦流入任何一个领域，都能造成这个领域的局域性通货膨胀，而“蝴蝶效应”又会加大全社会各个生活、消费领域的通货膨胀。

应对通货膨胀，提高准备金率是一把双刃剑。据央行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商业银行贷款占全国融资市场的份额，近年来已直线下降。2008年占比为72％，2009年和2010年，新增贷款虽然激增至9.59万亿元和7.95万亿元，但占比反降为68％和56％，今年上半年又继续下滑到54%左右。

贷款占比下降的背后，是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逐渐增大。据英国《金融时报》集团旗下ft中文网报道，面对监管机构的强硬手段，为绕开严格的管控规定，中国涌现出了大量影子银行。对于影子银行，各国至今没有找到有效的监管方式。学界认为，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影子银行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并极有可能促成新一轮金融危机的爆发。

总之，限购令覆盖范围的扩大，一方面会直接加大管理部门行政干预价格的压力，另一方面会间接促进影子银行体系的膨胀，对此，有关部门务必未雨绸缪、提前防范。　出路——破困之剑

一，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建立内需型城市化增长模式　

美国先是陷入“次贷危机”，接着又陷入更严重的“国债危机”，紧随其后地，遭遇美国历史上近百年来首次标准普尔信用评级下调。引发美国金融危机的最深层次原因，是全球经济“美元本位制”的重大缺陷，以及美国本身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的大量金融泡沫的出现。也正因缘于全球“美元本位”的货币杠杆缺陷，导致美国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必然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一场惊天动地的“海啸”。美元本位制的重大缺陷，就在于缺乏金本位制度下的自动平衡机制，它必须以国际贸易的不平衡为前提，这也就形成了难以克服的“特里芬悖论”：作为本位货币，为了维护各国对美元的信心，需要保持美元币值的稳定。但随着各国贸易的不断增长，对国际贸易结算的储备货币的需求不断增加，要求美国保持长期的贸易逆差以供给各国本位货币，长期贸易逆差会对美元汇率造成下行压力，也就是所谓的国际货币“通货膨胀”，造成的美元的贬值。实际情况正是如此，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为保证本国利益美国货币利率水平长期走低，从而维持了数十年的资金流动平衡。而长期大量国债的发行，又让美国居民以长期负债方式分享世界经济成长。但是，也正是由于长期低利率政策，刺激资产泡沫加速膨胀，使得这种平衡越来越脆弱。　

2007年初，看似生机勃勃的美国经济背后，出现了不经人意的次贷危机，经过注入大量流动性的救助，仍然没能阻挡其发展成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奥巴马上任，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揽子的金融救援和经济刺激计划。然而，大举借债救市的结果，仅仅维持了一年左右的貌似恢复与繁荣，便走向了最终的失败。如今的美国，不但尚未走出2008年金融风暴造成的阴影，而且还面临着经济的二次探底。

其实，不论是次贷危机、还是国债危机，对于美国来说，都是一次制度的变革与重塑，是对长期错误积累的纠偏。从纠偏的力量看，莫过于信息技术和金融体制引发的革命。《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一书指出，当前正处在1971年出现的信息和远程通讯技术革命的转折点——制度崩溃与重组时期。输血和注入营养液只能挽救一时生命，却不能使其变得身强体健。经过30年的技术导入阶段的“耦合”和“分化”，信息技术催生的产业、行业和公司焕发着勃然生机，不仅改变了生产模式、市场模式和消费模式，而且新的理论体系、经济体系和思想观念正在深入人心，表现了创造财富和重塑制度的巨大潜力。它与落后的企业、产业、人群及国家产生了深深的“裂痕”，从而造就了一个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社会时期。在这一时期，产业资本逐渐从旧产业体系中脱离出来，旧产业衰弱得更快了；新产业已经完成基础设施改造，新经济范式明确建立起来，已过了对产业资本旺盛的需求时期。——而正是在美国长期执行的低利率与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刺激下，产业资本大规模地转化成金融资本，将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价格逐步推高，房地产泡沫最终产生，进而爆发了“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而美国用政府财政赤字计划来撬动经济增长和就业，不仅没有带来真实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反而更加速了泡沫的增大和最终的破裂，甚至还拉动了世界经济向底部滑翔。美国要提振实体经济，增加就业率，走出经济危机，惟有对经济体制进行彻底改革这一条路可走。如通过促进国家金融机制细化改革，提高贷款门槛和行业准入门槛，破解“两房”困局，推进国内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与传统实业的结合等等。　

而对于中国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不论是在对外经济增长关系上，还是在对内经济增长关系上，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优化产业结构，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和转型。实现从依靠劳动力、土地和环境等要素驱动阶段，转变到规模和创新驱动阶段。从对外经济关系上来说，这种转型带给我们最大的利益，就是产品附加值的提高，由此带来的企业抗风险能力和产品国际竞争能力的提高。从对内经济关系上来说，劳动密集型产业属于低门槛、低资金投入、低技术含量的下游产业，容易引起大量中小企业的集中恶性竞争，在这种竞争环境中，生存尚且不易，更容不要说发展壮大了。要使中国整体实业的形成健康稳定发展的格局，在国际经济局势发生重大变革的形势下，紧抓机遇，有条不紊而又大刀阔斧地、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重组与整合，这是中国政府目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1.要改变长期依赖于境外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　

近数十年来，尽管全球化不断深化，但并没有促成全球性规制体制的确立。各国只不过是各自想从全球化途经来获得经济发展的动力罢了，具有很大的机会主义色彩。虽然危机之后，各国政府在强调规制市场，但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全球规制体系并非容易。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必须意识到这个市场的有限性。　

这种经济结构也使得中国很容易受制于国际市场的压力。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对世界经济作出的贡献怎么说也不会过分。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是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最主要一个因素。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产生的廉价的商品有效遏制着西方的通胀压力。同时，西方等经济发展和较发达国家在把低技术（往往是有害于环境）的产业转移到中国之后，进行了有效的产业升级。但是，对这些，西方并不领情。西方在从中国获得巨大的利益的同时，也经常在很多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包括环保问题，劳工和人权问题等等。他们忘掉了中国在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和西方有关。

更严重的问题是，一旦如2008年、2011年一样，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国对外贸易出口的压力必然加重，从而在中国的实体企业中掀起飓浪，给中国的制造业带来不可避免的伤害，而随着实体经济的受伤，中国经济也必将受到不可忽视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是一个脆弱的经济强国。尽管经济发展很快，但受国际经济影响很大。再者，支撑发展的内部动力不足。从美国接连发生次贷危机、债务危机，引发世界性金融震荡，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这种发展模式的潜力已经到了一个顶点。中国经济必须降低对外贸出口的依赖度。同时，提高对外出口产品的品质与科学技术含量，加大技术型产品的出口比重，要比加大产品的出口规模更重要。总之一句话，在对外经济领域也要讲产业的升级。

2.以城市化建设为契机，发展内需型城市化增长模式。

如果经济发展结构或发展模式不变，一个方面，政府方面无论怎样侧重于“二次分配”，努力都很难非常奏效。另一个方面，这种发展模式也导致了各省之间经济的相互依赖度很低，但和外国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度又很高这种奇怪的现象。这种经济结构使得中国很容易受制于外在的压力，如果结构不调整，从长远来说，会对国家的经济整合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强国取决于内部生产和需求市场的确立。中国经济要强大，必须兼顾国际和国内两个经济大局。中国未来中长期的经济增长，离不开国内消费市场的建立。而建立内需，从本质上离不开城市的发展和扩张。建立在深厚城市化基础之上的内需型经济增长模式，是保证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保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出路。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应该把原来的全球化外需增长模式，转到城市化内需增长模式上来。为什么城市化会是内需发展的基础？我们看中国经济这个大木桶，这个大木桶里最短的板就是城市化，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在3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在65%以上，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是在75%以上。现在中国大陆人均gdp已经到4000美元了，可是我们的城镇化率不到50%，去年是46%，今年大概增一个多百分点，还是不到50%。如果只算拥有城镇户口那部分人在整个人均gdp中占的比重，我们只有34%。所以按照国际标准水平来比较，中国的城市化率事实上滞后了标准水平20%～30%，是整个中国经济这个木桶里最短的短板。由于这块板是最短的，导致工业化的产能没有办法被消化，因为工业化创造的是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工业化创造了产能没有办法在国内市场平衡，最后只有出口。

内需型城市化增长模式的背后，离不开商品房的开发与房地产业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繁荣。虽然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处于国际国内双重压力导致的产业阵痛期，但是未来几十年内，房地产业依然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和重心。

3.要促进企业的产业升级。

目前，一方面，中国正处在由劳动力价值温饱型，向劳动力价值财富型过渡的关键时期，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财富积累，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实现了体面劳动，开始积累超过维持温饱的“高”消费能力，对生活资料的需要，不再仅仅限制于生存的需要，还要反映体面消费的需要，生活品质的需要。与此同时，人们的工资水平、物价成本也在不断地提高。另一方面，中国的剩余劳动力正在逐渐消失，由此产生的廉价劳动力和低廉的原材料成本的优势，也将一去不返，这使得很多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中国消费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逐步弱化。国际、国内两大市场的双重压力，促使企业不得不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提高企业竞争力，就要求企业深入研究市场、了解市场，根据市场的需要，实现对产品的升级换代，不断生产和研发出更高科技含量，更高附加值，更富于审美情趣，更有市场生命力的产品。产品升级换代的同时，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状况也得到升级。企业的生产研发能力、创新能力、管理模式，都相应得到了改观。而那些固守成规、一成不变地继续生产低端、下游产品的企业，生存将会举步维艰，甚至遭到市场的淘汰。小企业的退出，将给大企业带来扩张的空间，小企业退出的产能，也将被大企业产能扩张所弥补。

与此同时，受益于“鼓励内需的收入政策，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制造业升级的节能环保要求，以及对一般劳动力民生政策的重视”几点，农业、医药、节能、环保、生活消费品行业等受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积极鼓励，受其影响的相关产业具有明显的相对发展优势。　

4.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结合。

这一条不仅适用于美国，也适用于信息产业高速发展的中国以及现时代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模式，非常值得中国的传统实业加以研究和运用。如，可以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企业的技术融合，改变信息传递的方式和处理方式，建立起更广阔的电子信息平台和新兴市场；可以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产业互动，促进企业间的资源整合。如利用云计算，建立基于行业云的便捷实用的生产研发平台、新型的投资融资平台、实时性的产权交易、商品交易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等等；可以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产业互动，促进企业间的产业协同，构建起产业网络，实现高端聚集发展。如在细分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的上游、中游和下游企业之间实现战略合作；在细分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核心成员与产业相关竞争对手、互补企业之间，形成竞争与合作的产业网络利益共享机制；在金融机构、科研机构、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等产业网络服务和参与主体之间，形成完整的产业网络链条和产业集群等等。总之，实现实体经济与新一代信息产业的结合与协同健康发展。

二，全新思路：开发商、民间游资参与各地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建设　

2011年要完成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这对中国的各地政府来说，任务是重中之重。而这么大一个工程任务量，高达2.4472万亿元的总建设资金和总建设用地投入，都是分摊到地方政府心头上的一个沉重压力。地方政府引入社会资金并实现由企业自主运营管理项目是必须的途径。

对于众多习惯了房地产开发高利润收益、高投资回报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说，参与保障房建设积极性不容乐观，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各地政府可以出台相关的鼓励政策，刺激开发商参与保障房建设。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沿海开放城市为了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五花八门，招数齐出的做法和劲头，很值得我们政府在如今的保障房问题上效仿和借鉴。

随着今年保障性住房建设体量的全面扩张，尤其是公租房将逐渐成为保障房体系的重点。然而，对于地方政府的垂爱，众多已经参建保障房的开发商和有望参建保障房的开发商负责人，其最大的担忧，还是缺乏赢利模式。　

保障房利润率较低，对于政府来说，可以针对保障房建设的企业实施定向的政策松动，从而带来相关公司估值水平的提升。由于承担了一定社会职能，政府也可以对参与保障房建设的企业相应的内部优惠，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给予更多获取商品房开发的机会。

除了吸引开发商参与各地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建设，各地政府还可以利用政府集资的方式，吸引民间游资进行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开发，对销售所得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和红利比例还利于民。这对各地的热钱危机，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引流和缓解作用。

三，房地产业的抱团、重组与改革

1.房地产开发应该适应当前市场的需求。

据网易房产报道，曾创下单体项目年销售额之最的soho中国，最近半年却很少提及有关销售业绩的事情。而截至7月13日，soho中国在超过半年的时间里，也从未正式公布自己前6个月的整体销售情况。对此，外界估计其销售情况不甚理想。香港文汇报的报道就显示，截至4月底，soho中国合约销售金额仅约20余亿元。有知情人士更是透露，soho中国前5月销售额还不及30亿元，远不及去年上半年其118.9亿元的协议销售金额。根据soho中国未进入《2011年上半年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排行榜top30》推算，上半年soho中国销售额可能在40亿元左右。为什么曾经风光无限的soho中国突然业绩下滑得如此之快？原因并不是外界所说的“内部人事变动所致”，也不是潘石屹自己所说的“主要源于我们无房可以销售”。其主要原因，极有可能是soho中国的几乎所有项目都集中在北京、上海——是首批限购的重点城市！可以说，soho中国的这次“被抛弃”并不是竞争对手造成的，主要还是其自身项目布局过于集中的问题。　

绿城的情况也类似。2009年，绿城合同销售额实现了517.3亿元，同比增长加241％，排名全行业第二。但自从2010年4月份开始新一轮调控以来，绿城的销售增幅骤降。2010年全年，绿城集团实现销售额542亿元，仅增长了6%，在当年销售前10强中，增幅最低（龙湖增幅是81.50%，增长性第一）。究其原因，恐怕与绿城主要开发高端产品的定位有关。

限购之下，为什么有的企业业绩快速萎缩？答案显而易见，因为这些企业市场布局过于集中，或者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由此可见，房地产市场也和任何一个市场一样，所出产的产品，要适应当前市场的需求。

2.房地产企业在宏观调控中将显示出很强的分化效应。　

2011年上半年，万科以644.2亿元的业绩再居销售额榜首，增幅达到81%，2011年全年突破去年全年的“千亿大关”悬念不大。恒大地产位居其后，半年销售额达到429亿元，接近其去年全年500亿销售业绩。同时，恒大销售面积突破600万平方米，位居销售榜首。　

就在万科、恒大等地产龙头纷纷宣告其喜人的半年业绩时，万科董事长王石对媒体说，如果政府放宽控制房地产泡沫的措施，后果将无法承受。他说，如果看到经济增长放缓就退缩，让房地产市场再次上涨，后果会“相当糟糕”。　

万科是“限购令”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它在上半年的销售量同比增长了79%！因为万科的产品主要是中端产品。

从2008年王石引发“万科降价风波”，到2011年发表“要抑制房价再次上涨”的言论，万科无不在市场的波浪中屹立潮头，所谓的“时势造英雄”。王石希望政策收紧，因为这对万科有利，万科可以借机并购一些中小企业，可以借机扩大市场份额！

去年调控后，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市场份额从9%扩大到12%。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销售额增加了22%，但销售额top10的同比增幅近五成。显示限购令后业绩分化不断加剧。而且这一加剧趋势还有了新的态势：不仅一线企业与中小企业的业绩分化明显加剧，而且一线企业也在“解体”——有的快速增长，有的却逐渐掉队了，比如soho中国。

3.中小房企可以走向“抱团开发”。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珏林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中小房企必须认清资金的市场定位，未来应积极合作、整合资源、共同开发。去年地价居高不下时，万科、中粮、保利等大型开发商纷纷采取联合开发的模式，拿下全国诸多热门地块和项目。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中小房企之间的联手或将成为业内未来的一大趋势。

中小房企的联合开发一般会走成立合作公司、专业分工协作等模式。联合开发意味着融资结构、人员配置、管理模式等可能发生变化，合作中难免会出现各种“排异反应”。合作方需要在管控模式、品牌输出、产品质量及人员管理等方面梳理好合作模式，根据各自优势分块管理，比如其中一方只负责拿地，另一方则负责项目操盘和运营。

而随着房企间的合作增多，一种商会模式也悄然兴起。温州商会、深港地产商会、惠州湖南商会等都是这种模式的典型。去年包括河南建业在内的16家本土地产商就共同出资成立河南地产商会，以联手对抗外来开发商的竞争。而商会协会将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开发，比如让一些小房企为大企业代建，未来这些小企业可能会成为大企业的子公司，以提高行业的集中度和整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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