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听一个化工企业的老板的口头禅：企业管理看厕所，企业效益看小餐厅。这话当然不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还真有实效。几年下来，老板用的那个厕所的确一直都有梳妆镜和手纸，而该企业的小餐厅的确也很红火热闹。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个企业的管理越来越乱，这个企业的效益也越来越差。

想来，就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毛泽东的原创一样，老板的这句话也不是他的原创。因为现实中还有不少和这化工企业差不多的单位。

就说本人的单位吧，中层干部有单独的餐厅，午饭是自助餐。尽管餐厅里贴着不少“按需取食禁止浪费”的牌子，但每顿饭都能产生几大桶的垃圾。看着桶里的白馒头，大丸子和白花花的米饭，想象一下它们本来都该变成人的营养，现在却只能变成地沟油和垃圾猪的原料了，心里就很不忍。再对照一下这几十号吃饭的干部，其中有多少人一天上班干的有效的工作，其价值很可能还不值这顿饭，就觉得这些人其实更像是企业养的寄生虫。而实际上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

查百度知道，寄生虫的一生都住在寄主的体内，以获取维持其生存发育或繁殖所需的营养或庇护。寄生虫与寄主的关系是协同进化维持生态平衡。从生态学的种间关系看，寄生关系双方中弱小的一方得益，优势的一方受损。在社会学领域中，寄生虫也被用作泛指一些依靠别人、自己不肯努力的人。再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讲，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食物链，寄生虫是食物链必不可少的一环。刀俎鱼肉的角色上帝造就安排好了，也就无所谓公平公正。

要这么说真正的寄生虫，其实自己还不够格，顶多算很相当低级上不了档次的层次。想企业的小餐厅一桌饭抵一个工人的工资，浪费多少暂且不说，吃饭的人又创造了多少价值？而那些城市豪华五星宾馆一年就吃掉1600亿，这些不都是被寄生虫消耗的工人农民身上的血肉吗？

不说餐厅，一个企业真正创造效益的也就只是一个车间，甚至一个工序，而其他那么多的水电暖车钳刨党政工团青联妇，他们是什么角色？好听点说是辅助部门，实在点看其实更像是寄生虫。企业有好有坏，倒霉的还是生产线上的工人，而这些寄生的人群则活得照样滋润。作为工人又能怎么样呢？

那么多的原辅材料加进去，那么长的生产工序经过来，只为最后的那点成品。其中但凡有一人一时心里不痛快，心情不高兴，脾气闹别扭，或看着那些寄生虫感觉不公平，这本来可以成为合格成品的东西，瞬间就变成垃圾了。不仅不再能带来效益，反而要用几个成品的代价来处理。这大概就是工人们作为寄主唯一能发泄不满的途径了。然而这种发泄的代价，不过是对自己造成了更大的伤害而已。因为企业没有了效益，首先倒霉的仍然是工人。

用寄生虫的定义，对照一下公仆和二奶的关系，似乎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寄生与寄主关系。毕竟大多数公仆和二奶的关系还算亲密和谐。就算偶然有点周瑜黄盖的裂隙，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表演。而真正受损的寄主，是公仆手里的权力，以及不得不赋予他们这些权力的人民。

这两天仔细看了两期焦点访谈，一期说的是中华脊梁奖的内幕，一期说的是迪庆安检站变收费站的事。于是知道其实倪萍们也挺冤枉，他们不仅要被人戳脊梁，还要白白被啃去近一万元的肉，说白了也就是个被忽悠了的倒霉的寄主角色。而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这些冠冕堂皇的招牌下却衍生着那么多熙熙攘攘的蛆虫。

当然了，如果没有大眼瞎闹，吃饱了的蛆虫们现在还穿着漂亮的外衣，爬下的倪萍们也都说自己的脊梁并不软，这倒也是一副和谐稳定的幸福场景。而再看迪庆州五个部门组成的检查站，就没有这么和谐了。

名为安全检查站，实际成了收费站，而且收的费没一项合乎规定，要么未经审批，要么越权审批。这其中游客和收费站的关系，才更像是寄主和寄生虫的关系。只是面对这些穿着国家制服的超级寄生虫，被宰了的游客也只好装作心甘情愿罢了。

从科学的意义上看，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种群，第一是完全依靠阳光的海藻，第二就要数寄生虫的群体了。当然这只是在微观世界范围内。在宏观世界里，其实寄生虫更猖狂。看看身边的社会结构，原来是支部建在连上，现在是三人行必有一党。或者他们其中还残留有几个躬耕陇亩手拿钳子改锥的底层成员，但其中的绝大多数不都蜕变成了完全脱产，并纯粹寄生在工人农民身上的蛆虫吗？

今天在车上又听了一个新闻：一辆甘o·n0119的轿车撞了人，驾照被没收。女车主嚣张的对警察说：“这是县上领导的车，我让你赔着笑脸把驾照给我送回来。”新闻最后说虽然这个牌子确实是临夏县公安局的特权车，但这个牌子被别的车冒用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家没给出答案。分析一下其中的关系，女车主的身份一目了然，而县公安局是什么角色？“县上的领导”又是什么干活？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最后或者会捏死一个蛆虫，而蛆虫背后更大的寄主大概只能设法保护起来。这么做，倒是很符合以人为本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原则。

于木鱼宅

2011-8-18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