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探亲归来，给我带回一张背面写着：“香港，　1951”的旧照片。望着中排的祖父、后排的郑为元将军，和前左二的自己，不胜感慨。

一　将军

人说三岁看到老，郑为元出生就不一般。那日乌云蔽空，风雨交加，雷鸣电闪。人们从未听过腊月雷声，不知这里挟雷电而来的麟儿是何方神仙。算命先生讲，这是贵人天象、日后定会出将入相，但三岁之内有劫难逃，唯嫡亲姑姑照看方能化解。孩子母亲说，别信这游方瞎子，哪有亲娘不能带自己孩子的道理。老人却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硬将襁褓中婴儿交给小姑照应。孩子的母亲性格刚烈，冲冠一怒，重托小姑，剪发放足、扶桑东渡。　

看护婴儿的小姑，年方二八，温文尔雅，端庄贤淑。算命先生说了重话，哪敢有半点忽闪，遂放下诗书针黹，一门心思扑在侄儿身上。待嫂子学成归国、侄儿太平过了四岁生日之后才出聘。　

要是童话，漂亮的姑娘一出嫁就没戏了；现实生活却没完没了，结婚就会有后代，当年的小姑也有了众多儿孙，其中一个孙子就是我，也就是说，将军是我的表伯。　

表伯少有逸群之才，英罢之气，更兼刻苦好学，夏夜蚊叮虫咬，就把双脚泡在水罐里，点着油灯念书。十五六岁时出落得仪表堂堂，见到的都说郑郎钟秀，合肥要出人才了。先进黄埔攻读，后去意大利深造。表伯通德语谙意文，学贯中西，精娴武略，部属爱戴，层峰倚重。抗战时，参加西南反攻诸役，效命行伍、协和友军、运筹帷幄、治军教战每尽勋劳而屡建奇功。　

1948年底，抗战胜利后的国军在内战中节节败退，一个阴霾的傍晚，官拜军团参谋长的表伯轻装简从去上海静安寺和我祖母话别。姑侄彻夜促膝长谈，骨肉黎明挥泪而别。此后几十年，将军足迹遍天下，却再没有踏上中国大陆。　

祖母常对我说：“表伯文静得像个姑娘，还当了将军；你天生程咬金似的愣头青更是块效命疆场的料儿。”　她常讲喝黄鳝血的武状元们骑马射箭、校场比武打擂的故事；刀枪不入的义和拳们引颈就义、为国捐躯的事迹。也常为我长血性而烧黄鳝，一直到1960年。不知因为闹灾任啥也买不到，还是她明白我没法入伍而失望，总之，打那年起再也没给我烧的黄鳝了。　

姑妈戴礼娴1974年出境后，曾多次到台北探望表伯。1977年她回北京过春节，统战部副部长在颐和园听鹂馆设宴，应邀的还有历经各次运动的表叔郑为乾，一个和长兄走着完全不同道路的桥梁工程师。祖母却说什么也不去，惹得姑妈生气：“老太太您怎么这么想不开？多少人家连这顿饭还吃不上呢。”　席间副部长说，今天我敬大家一杯，过去二三十年里，由于各种原因，让在座的各位受了委屈。希望大家不计前嫌，为祖国统一大业出力。上面有精神，要为你们落实政策、有什么困难尽管提。郑工,　你带个头。郑工踌躇，都以为他要汽车楼房，儿女留洋呢，没想他憋了半天却说：“我上班挤不上公共汽车，希望组织分配一张自行车票。”随着对台政策的变化，殃及九族的匪徒又成了恩泽两代的红人，家中逐人都风光起来：历届大使跟姑妈称姐道弟，姐姐成了省政协委员、妹妹由官员陪同遍访大山名川。唯独表叔——彼岸国防部长的胞弟——却再也没被眷顾。都说他一个留苏的高知，三十年党龄的学运领袖，运足了丹田气就要了一张买自行车的票：出手忒低，不带他玩了。饭后，副部长到祖母住处看望：“老人家，往后协和医院的大夫每个礼拜来给您检查身体。以前照顾不周，多包涵。”祖母笑了笑:　“照顾的可不少，别说老身，那么多孙男孙女也没有一个‘照顾’不到的。”“那会儿的事儿就别提啦，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呀。老太太，您想不想郑为元将军？”“怎么不想？自己拉扯大的孩子。”“那您讲两句话，让他回来看您。”祖母说：“我年纪大，口齿不清，能讲什么呢？”等他们走后，祖母说：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我要说这话，他们会广播吗?　

1984年我到纽约不久，接到一个女士的电话。互报了身份后，我问她，有什么话要转达给我姑妈的吗？那女士显然离开了话筒，说：“爸，表姑不在，要不要跟圣时讲话？”接着，话筒里传来表伯沙哑苍劲的声音。他说是带队来美国参加奥运会的，顺便给在美国的戴家人打打电话。浓厚的乡音让我倍觉亲切，身在那边的功彪史册的抗日英雄，让我们这边的百十口子遍尝艰辛，满肚子的话不知怎么讲。我说，表伯，我去看您。他说就要去洛杉矶参加奥运会开幕式了，后会有期。[/size]1986年初，我收到表伯辗转寄来的两千美金，当时正值毕业前夕，学习紧张，存款见底，那足够我一个学期的学费和租金的两千块，救了燃眉之急。表伯同时捎话说：那是他旧日欠祖母的一笔款项，要我代收。1992　年奥运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台湾代表队的领队仍是表伯，我妹妹戴达找到他，并和他一起喝咖啡。临别时，戴达问：“表伯，下一届的奥运会在哪儿？我去看您。”　谈笑风生、有问必答的老人没接话茬　——　他自知固疾在身，熬不到1996年亚特兰大的奥运盛会了。　

二　祖父

祖父戴紫元，大排行老七，人称七爷。三岁失怙，十四岁去上海学生意。在沪四十年间，当老板开公司、当议员办公益、当票友唱大戏。为人乐善好施，豪爽豁达、沪地徽人都知道，七爷有求必应、门总是开着的。日本投降后，江淮地区经济迅速恢复，世交杨四爷好说歹说把祖父拖进安徽蚌埠面粉厂。进厂后，祖父立即着手扩建增产，很有作为。面粉厂的更新设备是祖父一手筹买，所费不资，　到底花了多少钱呢？后来才知道个大概。1984年初到纽约，赵老太请吃饭，一进门老奶奶就说：“你小子来美国，干啥都行，就是别发财。”“怎么不许我发财呢？”“发财就得还账，你爷爷扩建面粉厂，我还出了三百根条子呢。”四十年代，上海徐家汇上好的房子也不过二三十根条子，她怎么会那么有钱呢。“吃呀。看把你吓得连饭也不敢吃了。”她好像猜出了我的心思，笑道：“我为啥有钱？　告诉你吧，抗战胜利后你赵爷爷是沈阳的接收大员，包飞机给我往上海运黄金呐”　**后见到的贪官太太多啦，开着法拉利在渔人码头飚车的横眉竖眼，歪倒在马车里第五大道上兜风形容猥琐，中国来的贪官们个个引人侧目，却没一个像赵老太这般洒脱。　

面粉厂好景不长，一解放股东们便纷纷撤股自保，营作本已艰难，租来的江轮遇难沉没，货物付诸东流，保险公司资金冻结，更是雪上加霜。重诺守信的祖父变卖家资偿还股东，先卖上海的生意，　后卖台北房产，途经香港时留下着这张珍贵的合影。回到上海后接着卖，最后一幢静安寺的房子卖掉以后，上海那个大家就散了，父母、祖母带着我们小辈北上天津。1961年曾祖母九十初度，祖父问她如何做寿，她说，你把圣时叫来就成。于是我去了蚌埠。老眼昏花的曾祖母打量着我说：“还是愣头愣脑的。你十个月学步，摔倒了不哭，站起来还跑。我跟你爷爷说啦，这伢子行，经得了事”。曾祖母的卧室里有个阁楼，上面有口用幔子罩着的楠木棺材。从前停放在上海勒菲德路寓所的汽车间里，我常躲到它后面藏猫，这时才意识到它原来是个装殓人的匣子。老太太这么健康，哪能就办起后事来了？祖父说：老太太二十三岁守寡，这辈子不容易，他要做一切能让他母亲安心的事。我后来懂得，慈祥的曾祖母与那将驮载她去彼岸的香车宝船朝夕为伴，一定更加惜福惜时，看淡红尘，看重生命。转天我兴冲冲地跟祖父去面粉厂扛回来一口袋麸皮，那是对车间主任的特殊照顾，祖父为此很得意。晚饭时他和曾祖母半天都没有动筷子，坐在桌边看着我吃，悠长的目光让人想起心酸。刚吃了半饱，麸子面馒头已经下去一半。我想：还是曾祖母心中有数，为自己的大寿只提了那么个小小的要求，再多一个人也请不起呀。祖父从来不跟我说过五关斩六将，倒是说起过走麦城。1936年秋冬之际红军到达陕北，张学良到了西安，双方都急需物资辎重。祖父冒险赴商机，正赶上双十二政变。一时间西安成了火药桶，重金买通关节，搭铁闷子罐车冒着严寒连夜逃出西安。有关祖父的二三事，我还是间接知道的：　

老金先生是我祖父的朋友，英年重病，他拉着祖父的手说，怎么办呀，还有一大家子；祖父说这一大家子他包了。一诺千金，祖父从此视小金如己出，幼则处处呵护、及长赞助留学。金自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在外交部任职，曾任驻美大使的三秘，晚年定居纽约。他知道我到了美国，一定要请客。席间金先生说　“七爷人好啊”，一句话引来在座的相知旧好一片唏嘘。　

文革闹得最邪乎的那些日子，有个中年人在僻静的街角追上祖父，压低嗓音叫了声：“七爷”。祖父一惊，什么时候啦，你还敢这样称呼，真不知死活。回头看去，只觉得面善，却记不得在哪儿见过。那人道：“我叫高铭，早年轧花厂的工人。抗战时去了延安，一直在北方工作，最近才调到蚌埠。听说红卫兵抄了家，老太太好吧，日子还得过？”　祖父叹道：“人到还好，　家具搬走也罢了，但把老太太的材抄了…….”　话没说完，高铭已经泪下：“谁不知道七爷至孝，几十年前就为老母安排了后事？谁不知道老太太慈悲，出资建桥修路，菩萨般的好人？这样对待孝子、慈母实在太过分了。”在那同室操戈、人性泯灭的岁月里，来自早年工友的同情，让祖父感慨万分。[/size]两月后的一个深秋寒夜，沉闷的敲门声把祖父惊醒，战战兢兢打开门，只见路边停着一辆卡车，几个精壮汉子不声不响地从车上抬下一口棺材。在隐蔽处安放好了之后，一个略上了年纪的人走到祖父跟前说：“七爷，高主任让我告诉您，楠木找不到，您看樟木可好？”　

祖父晚年偏安蚌埠，色彩缤纷的生活黯淡无光，多维空间缩成了通向末路的直线，而惨淡经营的面粉厂几乎要了他的性命。一打三反时，军代表启发诱导，亲戚本家诬陷栽赃，祖父成了1962年面粉厂火灾的肇事者。没有法律程序，没有公审判决，古稀老人就被关了起来。这头冤案只有找人，能找的都找遍了，没个儿管用的。何不去找杨四爷呢？他是省政协委员、杨武之的胞弟、杨振宁的叔公，而且就是他把祖父拉进面粉厂的，应当出面说句公道话吧。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四爷，他听到这冤枉只是摇头。四爷不是施恩图报的市井小民，没指望他会说什么，过了些时辰，祖父被放了出来。1978年母亲和回国奔丧的姑妈在上海锦江饭店吃早点，刚好与杨振宁邻桌。得知共进早餐的竟是故人，杨先生说：“原来是戴家姑嫂。听说，七爷不在了。”　

三　我

十九世纪德国文学家莱辛的早产儿死去，时乖命骞的他在万分沮丧之中给友人写信说，我太太生了个绝顶聪明的儿子，他太聪明了，到这世上两分钟就什么都懂了。于是，他回去了。看相片，我在人世上那几年可真是白活，竟不懂一点儿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光明得像蓝天，纯洁得像白云。　

祖父逢人便讲这孙子在外面落落大方，招人喜爱。别人听了，打着哈哈敷衍；祖母却上了心，这孩子莫不是像内侄为元，天上的星宿？特地从合肥城请来当年给表伯算命、彼时已名动江淮的瞎子给我算卦。通灵异人摸骨抽签测字，又将我的生辰八字要去盘算了半天，说：“要生在贫穷人家，定是个栋梁之材”，“生在我家就没出息了吗？”任凭祖母诘问，算命先生却再也不开口了。以他的先知先觉，不会不知道厄运们早已排成长队在前方死死地等着我，只是面对慈祥的祖母和无知的幼儿，不忍直言罢了——这大概就是时下为人称颂的“职业道德”吧。　

第一次觉得不对劲儿是1959年小学毕业、填表报志愿的时候。老师对我说，你可以回家了。全班同学都在教室里填表，我到底招谁惹谁啦，表也不让填？后来才听说，我的家庭有问题，不光出身不好，还有个亲戚在台湾当大官。我问祖母那是不是表伯，她支支吾吾地没说什么，只给我煎了个荷包蛋。当时物资已经紧张，那个鸡蛋还是从柜子底下摸出来的。那年我上了天津最糟的中学：穷“志达”。[/size]1962年千里无鸡鸣、户户断炊烟，陈毅代表党中央在广州脱帽道歉。政策宽松，我考上天津最好的中学，这个出过美国蒙特利尔公园市市长李宛若，出过蒋大为、郑绪岚、刘欢等闻人的名校，阔“耀华”。1964年经济形势好转，多年库存的冻肉，三毛钱一斤，摆在大街上贱卖。便宜猪肉没吃几天，北戴河那边就传来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政策又紧了起来。高中毕业去新疆几成定局。　

在新疆一呆就是七年，直到林彪事件后，政策再次宽松，我才回到河北乡下。转年听说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冒着倾盆大雨赶到县城。　县委办公室的老李看着满身泥水的我说:“不就是要上学吗？犯得着冒这么大的雨吗？”　

我说：“我的事儿不好办。”　

“有啥大不了的？这么跟你说，只要没杀人放火，我保准让你上大学。拿一百块钱我去疏通，等信儿吧”

几天后他骑车到村里来，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说：“你的档案把我吓死了。好家伙，你爷爷蹲共[chan*]党的班房，你表伯当国民党的部长！我胆子再大，也不敢给你办事。闷头在村里给我呆着，千万别惹事。”说完把一百块钱往我手里一塞，头也不回地走了。老李冒着风险把我从新疆办到河北，全家都感激他，我却成了恩人的隐忧和负担，心里很不是滋味，成天想着离开。可是，能上哪儿去呢？不久，峰峰煤矿招工，贫下中农没人报名，我找老李商量。他说：“你走，我会去块心病；但如果就为这个下煤坑，就有点太那个了。”我说：“没事儿，帮帮忙吧”“这还用得着帮忙？找人还找不上呢”。果然没费吹灰之力就当上了矿工，这辈子千难万难，数这事顺当。　

不久收到了祖父来信，我看了多遍，至今记忆犹新。信中写道：虽说煤矿工人千千万，谁个不是人家的子孙；但事情摊到自家头上，寝食难安。早知如此，就是做牛做马，也要为你们挣个好出身。人有愚贤不肖，命有凶吉祸福，然匹夫志不可夺，切莫因艰难困苦而妄自菲薄。抬起头、做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刚刚出狱，长期不见阳光，体弱力乏；多年单独囚禁，几近失语；给我些时辰恢复，然后就去看你。　

下煤坑很危险，年产百万吨的煤矿，每月死一两口子不算回事儿，俗话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对我来说，更可怕的是劳累。井上开会三小时，巷道往返三个小时，掌子面八小时。在抬不起头、转不得身的狭缝里把几十吨煤撩进刮板运输机，把上百根百十斤重的金属支柱撂到、搬家、再竖起支护顶板；天天累得我拾不起个儿来。有一次汗水顺着裤脚流进胶靴的时候，我想起童年读过的故事：美国横贯东西的铁路兴建维艰，穿越洛矶山脉时，不堪重荷的马竟会挣脱绳索，纵身跳下山涧。我看到这儿，把书合上，放在膝头，双手托腮坐在那儿发愣：生命最后一刻那匹马在想什么？为什么在劳累和死亡之间抉择了后者？有什么生活会那么辛苦？有什么日子能那样难捱？这样的故事在孩子心上的刻痕是永久的，从那时起，我再也不和小伙伴们一起淘气扒马车了，看见马车上坡过桥总要跑上去推一把。都说我当了矿工后，稚子心肠变得铁硬。可能不错，至少，我对牛马已没有了怜悯。哪怕它累得气喘嘘嘘，汗流浃背，也不会再去动手帮忙，最多只让会心的浅笑牵动冷漠的嘴角。　

日复一日的劳作，层出不穷的事故，缺了肢体的、有了门路的上了地面。第四个年头上，我便成了掌子面的老工人。有天临下班，我带着几个人在下机窝忙活，接班的班长老吴过来指手划脚。没听他的，干净利落地把活儿干完。这下他可恼了：“哼，你小子能干，干死了也白搭。别忘了你家老少都是干啥的。”　

我默默地收拾了散落的工具，有意走在最后。下班的早一溜烟跑进大巷，上班的慢腾腾也都进了掌子面。我在溜子道停下来，关了头上的矿灯，四下里一片漆黑，周围一片死静。想起老吴的话，只觉双腿发软，一屁股坐在煤窝里。新疆的夜晚再冷再长，煤矿的生活再苦再累，我从未掉过一滴眼泪，可这会儿，泪水却再也止不住了。　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边疆，我已为边疆农村献出了青春；左翼作家诅咒：有钱人家的子弟要下最深的煤矿，我在掌子面上出生入死也有四载。还要再怎么着才算完？还要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儿呢？　

我们一采区宿舍楼后身有个仓库，里面堆满了废铜烂铁，虽说又脏又乱，但听不到刺耳的高音喇叭，下班批林、批孔、批周公之后，我总要钻进去看书。一个秋日，我在仓库里朗读杰克?伦敦的小说，忽听到动静，抬头看见老吴站在门口。他手上拿着铁片，许是块打菜刀或刨刃的材料；他显然没想到我在仓库，更吃惊我在念外文，两眼直瞪瞪地看了半晌，咣当一声，手上的铁片掉在地上。[/size]老吴这个采煤班长，在矿区很有人脉；人事科，档案室、组织科，党委办，到处都有他的铁哥们儿，只要说里通外国，那就够我吃不了兜着走的。交接班时，在巷道里见到老吴明亮的眼睛，雪白的牙齿，心里就没底，听到他那浑厚的笑声，就更吃不准啦，成天提心吊胆等着临头大祸。　

中秋夜，小院的方凳上摆了一壶茶，我和妻坐着小杌子无言相对。年初发表的毛泽东的“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为全国亿万小学生咏念，竟成了应验的童谣：四月辽宁流星雨，七月唐山大地震，果然天翻地覆。午夜刚过，妻说，看哪，扫帚星！遥望西天，　早已不见星迹，只见月亮更亮、更圆。凄清的月光照下来，树影像木刻一样清晰，微风飘来了幽微的菊香和静谧的声响。我想，一个人的生命不息，全国的运动不止。这皓月清风当是吉兆：月自此刻圆，天下从此太平。　两[/size]天后的清早，老吴一家三口来我家。出了天大的事，人心惶惶；他竟带来刚出锅的油条，犯忌吗？只听他老婆跟妻说：“你老吴哥成天夸小戴，说他有学问，还会念外文呢。心眼儿又好，人家老辈儿心眼儿就好”　

老吴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我打开一看，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关于祖父的案例，最严重的是窝藏现行反革命：1950年镇反时，肥东县解集乡保长包永贵流亡到上海，被戴紫元收留。那份材料并说明，包永贵在戴家藏了几个月，自以为风声已过，可一回到村里，就立即被枪决了。　

“老吴，这是打哪儿来的”　

“办公室的小李让我进了档案室，我把这张给你抽了出来”　

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回头看了看紧闭的门窗，低声问：“老吴，这怎么可以…….”　

“保长都是好人、能人。老爷子冒险救人，够爷儿们。就算不是，那也是他一个人的事，干啥要当作孙子的黑材料？”　

临走时，老吴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他不相信这世道能这样下去，他儿子不笨，在矿山中学总是吃不饱，有空多指教。小家伙很聪明，数学、物理一点就透。转年恢复高考，他以十五岁的稚龄考上大学。[/size]那年，我也以三十一岁的高龄被大学录取。　

一采区买了些瓜子水果糖，开了个欢送会。有人说，要不是老吴蹬着车子满矿区跑，跟管事的大吃八喝，哪能轮得上姓戴的？老吴的眼睛睁得滚圆：谁在胡说？受党多年教育的老工人，咱能违反纪律？小戴能上大学，是人家没丢书本，是政策改变了。[/size]我相信那人的“胡说”，老吴是条为朋友两肋插刀而面不改色的汉子；我也相信老吴的反驳，是形势变了：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的时候，邓公终于出山了。

四　尾声

祖父、表伯都出身布衣。稚龄，以兴亡为己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壮岁，或以战略家的襟怀在江淮兴工建厂，振兴中华，或以企业家的眼光在废墟上重建三军，保卫家园；暮年，在囹圄中、在小岛上，热爱生活、永葆尊严，把光明留在人间。　

隔着四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生活还是给了我不少礼物：它教我如何面对灾难、如何忍受孤独；怎样把一手破牌打得有声有色，怎样把平淡日子过得轰轰烈烈；它让我把个人经历和家族古风深藏在心里、化作抄家也抄不走的财富。仅此，我可问心无愧地对相片上那个小男孩讲：我对得起你。　

我告诉儿子，这张像片后中站立的将军夫人、合肥名媛曹德寿；中排右端的沈家老太太，抗日烈士的母亲，我姑妈的婆婆；坐在祖父两侧的是蔺建安夫妇，蔺是我祖母的表弟，美裔华人作家，七十年代，他在美国华文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多在内部刊物《参考消息》上转载，他到北京周总理还接见呢；还有......　儿子说，哎哎，等会儿，相片上这么多人，戴家怎么只有你们祖孙俩？十几个孙男孙女，怎么就带你一个出门？老妻说：这还用问？猜也猜得出来：老太爷的小尾巴、跟屁虫；脾气又犟，心想的事儿就没完没了，出门不带能行吗？　

我大笑：这正是有志者事竟成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