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孔庆东喜欢骂人，尤其喜欢骂人为汉奸。只要你跟他观点不同，或者是指责他做得不对，他就会骂你为汉奸。比如南方报系，由于鼓吹民主与自由，而我们的孔教授却乐于做专制与独裁的奴才，所以他要骂南方报系为汉奸。比如有些法学专家对重庆模式的一些弊端提出质疑，而我们的孔教授是极力推崇重庆模式的，所以骂他们为汉奸。比如有些人说朝鲜落后、专制与独裁，穷得连饭都没有吃的，而我们的孔教授是极力吹捧朝鲜的，说朝鲜生活比现代的中国强得多，社会风气比中国好得多，所以骂他们是汉奸。比如有人说文革不好，害死了多少人，而我们的孔教授却极力鼓吹文革，说文革时期是多么的美好，比现代社会好得多，所以骂他们是汉奸。

孔庆东教授特别喜欢给别人扣帽子，只要你说要学习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经验来为我国人民谋福利，他就会暴跳如雷，骂你是汉奸卖国贼。就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学的是美国模式，而我们的孔教授却认为还是毛时代好，还是文革好，所以他一边拍某些领导人的马屁一边破口大骂学习美国模式的人是汉奸卖国贼。其实孔教授的逻辑很简单，就是说只要你学习别国的东西你就是汉奸卖国贼。不知我们的孔就是有没有去思考，其实你所大肆鼓吹的毛时代文革时代也是学习别国的，就是所谓的苏联模式，也就是学习苏联，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汉奸卖国贼？我们的孔教授身为中国最高学府北大的老师，拿着中国人民的血汗钱的工资，却大肆吹捧朝鲜，不知道算不算是汉奸卖国贼？当然这是根据孔教授的逻辑来推断的。

只要学习别国的经验就是汉奸，只要用别国的东西就是汉奸，这就是孔教授的思维模式。其实这种思维模式并不是我们博学多才的孔教授的发明，他也是吃别人的冷猪肉而已。在余秋雨的《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一书里有这样的记载：早在1875年，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准备出使的时候，中国上层文化界都在阻止他，理由是，与洋鬼子打交道，就不是正派人。连他的很多朋友都认为，做外交官就是半个汉奸。这不仅仅是无知，比之于七世纪大唐长安出现过的世界多种文化密集交融的景象，这实在是中华文化的一场滑坡式的倒退。郭嵩焘强烈感到这种倒退，写了一本书叫《使西纪程》来介绍西方文明，这本书里提到了一些翻译名词，又引起了中国上层文化界的强烈反弹。那些名词是中国原有词组里所没有的，却反应了西方文明的新成果，例如“赤道”、“经度”、“纬度”、“国旗”、“新闻”等，由郭嵩焘首先写出来，就成了对中国语文大逆不道的背叛。著名学者李慈铭认为“凡有气血者无不切齿”。另一位高官也就是作家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也极为保守，认为郭嵩焘这样的“悖谬之人”，“势必混乱人心”。除此之外，他的副手刘锡鸿曾经揭发他十大罪状，其中最严重的无非是在国外参加一些活动时遵循了西方的“遵位”习惯；又如，连郭嵩焘对军士表示尊重、与外国商人握手、在风中参观炮台时披了一件英国大衣、用外国糖果待客等等，都成了他被撤职的原因。

孔庆东教授自以为很新潮的思维模式其实是一个多世纪以前老掉牙的一种陈腐思维，本来早就应该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如今竟被我们的孔大教授悄悄拾起，并且如获至宝，以为自己就是时代的先驱，是民族的脊梁。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披着教授外衣的李慈铭、张佩纶、刘锡鸿之流。说好听点是“醉侠”，说不好听就是一个“堂·吉诃德”，到处跟风车作战，还以为自己就是真的英雄。

孔庆东教授见不得别人学习西方的新东西，你只要说西方的什么好，他就立马跟你急，大骂你是汉奸卖国贼。其实孔教授大可不必这样，我们今天的每个角角落落，哪一样不是学习西方的？你孔教授写博客用的电脑、讲话用的话筒、上课用的钢笔、刷牙用的牙膏牙刷、通话用的手机、上班骑的自行车、出门坐的汽车火车飞机、洗澡用的香皂沐浴露、大便用的抽水马桶、如厕用的卫生巾，还有你那头上理的小平头等等等等都不是学的西方的？这些东西已经与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每天都要面对，都要用到，如果照孔教授的逻辑思维来判断的话，那我们中国全民皆是汉奸卖国贼，当然也包括我们博学多才的孔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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