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教余秋雨：石一歌是“是一个”还是“十一个”？　

余秋雨被美国媒体评为中国当代文坛八大家之首，是因为他的历史散文。他的散文大气磅礴，贯穿整个中华的历史史实，以优美的文笔加以雕饰，间或抒发作者的见解和思考，读来酣畅淋漓。他的文章虽好，但人品不敢恭维，这主要是因为他在文革期间曾经参与过一个叫做“石一歌”的组织有关。

第一次见到“石一歌”是在地摊上买到的一本《鲁迅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2月第1版，1973年3月第2次印刷），作者就是“石一歌”。后来在余杰的一篇文章《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里才知道，原来这个余秋雨就是这个“石一歌”里面的重要成员，余杰在文章里写道：“余秋雨少年文章，名动公卿，当然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于是，两个巴掌一拍即合，他成为‘石一歌’中最年轻的、‘立场坚定’、‘有一定理论水平、斗争经验、分析能力和写作技巧的、有培养前途的革命青年’。据若干余秋雨当年的同事透露说，他在写作组中的态度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因为他的出色表现和突出成绩，他深受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青睐。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去世和文革的结束，余秋雨也许会走上一条类似于姚文元的飞黄腾达之路——他写作大批判文章的才华并不比姚文元低，假如被领袖看上，定然青云直上九千尺。”称余秋雨为“文革余孽”。面对余杰的质疑，余秋雨也坐不住了，赶紧为自己辩护，于是他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致余杰的公开信》，说：“把‘石一歌’说成是我，搞错了！”并极力为自己开脱，说自己根本就不是“石一歌”里的成员。

“石一歌”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余杰在文章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当年，余秋雨所效力的《学习与批判》杂志，由张春桥、姚文元所控制的‘上海写作组’直接管理。这个写作组威震南方，与北京的‘北京大学大批判组’和‘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三足鼎立，一时间，呼风唤雨，指鹿为马，无所不为。上海的御用写作班子以‘石一歌’为笔名发表大批判文章，所谓‘石一歌’者，意思是11个人。”为了更进一步地为自己辩护，余秋雨写了一本半自传体的长篇散文《借我一生》，妄图为自己漂白。在他的书得第二卷第七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教材编写组设在复旦大学的学生宿舍里，组长是华东师大的教师，副组长是复旦的教师，以他们领头又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组内有一半是工农兵学员，按照当时的原则，他们也是领导，领导的人数远远超过我们单位来的‘群众’。编写任务其实很轻，工农兵学员们在为少年儿童出版社写一些鲁迅的小故事，用的笔名叫‘石一歌’；各校来的教师在为工农兵学员注释几篇鲁迅作品，再为他们写一本通俗的鲁迅生平，我分到广州一段。鲁迅在广州只逗留了短短几个月，写起来非常简单。后来听说还要为学员写几个与鲁迅对立的人物的小传，我选了胡适，从五十年代出版的几本批判文集中摘抄了一些材料，但刚写了一个开头就觉得没有意思，不想写了。总之，我在这个联合教材编写组一共就写了这一篇半故事式的浅薄文字。”余秋雨其实也承认了自己是“石一歌”那11个人里的一员，只是说自己只写了一篇半文字，根本就与后来的“文革写作”无关。但他在这里出了一点小错误，那就是，他说他们那个写作小组以“石一歌”的笔名为少年儿童出版社写一些鲁迅的小故事，也就是后来的《鲁迅的故事》，其实这本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大名捕本人收藏着这本小书，根本就不是如余秋雨所说的是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这只能说明余秋雨不是在编故事就是记忆有误。

在第二卷第八章里也有一段：“但是有一天，我那一瞥似被冻住，不能不靠近阅报栏细看一番。一个我知道的笔名，‘石一歌’，本来是一个多所高校联合教材编写组，居然也在写大批判文章了。”很显然，余秋雨是想把自己与“石一歌”撇开，让自己置身事外，似乎自己跟它一点关系也没有。

在第四卷第四章里，余秋雨写道：“掀起这一轮大批判浪潮的，是一个也姓余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正当我穿行在恐怖分子枪口下的时候，他在国内发表耸人听闻的文章说，我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做‘石一歌’的写作组，因此是‘文革余孽’、‘文化流氓’，必须忏悔。此外，满篇都是对他不知道的时间和空间近乎梦呓的可笑臆想，包括对我还未结束的万里历险的诬陷。他诽谤的特点，是把凭空捏造的一切说得斩钉截铁、信誓旦旦。他在文章中一再提到一个所谓‘当年同事’，我知道又是金牙齿在捣鬼了。但是，由于这些诬陷实在太离谱，我没有怎么在意，觉得只须轻轻一抬手指就能戳穿，便在行途中找来余某责问了几句。我完全没有想到，他后来竟是这样一个人，更没有想到，这事已经在海内外引起爆炸性效应。也许是广大读者对我的散文和历险太感兴趣了，这下更加倍地集中起了全社会的负面注意力，他则把这种注意力收纳在自己身上，当作战利品。本来那么多华文报刊天天在连载我的考察日记，转眼全被余某、‘石一歌’、‘忏悔’所取代了。于是知道，这是‘智取生辰纲’，正好也在半路上。‘石一歌’就是那剂蒙汗*。”这里所说的“姓余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当然就是指的余杰了，也就是对余杰的那篇文章的反击，说余杰对一些不了解的事拿来进行污蔑与诽谤，完全是一种炒作。究竟是不是炒作，余秋雨自己心里最清楚。

在第五卷第一章里，余秋雨也有一段为自己极力辩护的话，他说从北京余某和上海《文学报》挑起“石一歌”事件至今五年的时间里，有一批人始终见缝插针、不遗余力地排查他在“文革”期间的全部言论和行动，据说把十年间的每一个月都排了一个遍，更没有放过北大胡传的所谓多少篇文章。并且还对这一事件的两个主角、三个配角，发出悬赏：这五人中的任何一个，从本书出版之日起再顺延一百天，只要能出示我用“石一歌”名义写过的任何一篇、一节、一段、一行、一句有他们指控内容的文字，我立即支付自己全年的薪金，作为酬劳。同时，把揭露出来的文字向全国媒体公开。

余秋雨的自我辩护引起了人们的更加关注，更加怀疑，于是很多批判余秋雨的文章和著作相继问世，这些文章和著作被余秋雨称为“咬余派”。面对“咬余派”地围剿，余秋雨成了众矢之的，灰溜溜俨如丧家之犬，后来又出了一本半自传体长篇散文《我等不到了》，为自己再次辩护。在这本书里，余秋雨露出了更多的“破绽”，他在《借我一生》里虽然开始承认自己是“石一歌”里的成员，但他不是那个后来成为“文革写作组”里的一个，他只是编写过一个半有关鲁迅的故事而已，后来竟然自己让置身事外。但他还是承认这个“石一歌”是由11个人组成的写作组。但在这后来的《我等不到了》里面却与前面自相矛盾，说“石一歌”只是一个人的笔名。

我们来看书中有这么一段：“山下小街边有一个阅报栏。抬头一看，还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突然发现有一个叫‘石一歌’的署名，便知道原先自己参加过的鲁迅教材编写组里也有人下水了，因为这个笔名是那个组里有人用过。下水的人，我估计姓孙，因为当时就发现他与‘工总司’有来往。我想看看他写了什么，却实在读不下去。何况此时此刻，我正在研究孔子和老子有没有在洛邑见面的事。”照余秋雨这么说，这个“石一歌”就是那个姓孙的一个人了。我们继续看下面的一段：“那个原来与我们一起编过教材，后来转身以‘石一歌’的笔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姓孙的人，成了‘清查组负责人’。总之，仍然是一些‘伪斗士’在忙碌。上海这种‘清查’的惊人之笔，是枪毙了华东师范大学有个叫王辛酉的人，罪名是‘反对文革’。”上面都是估计“石一歌”是一个姓孙的人，现在确定了就是他。书里还有几段，也都是为了说明这个“石一歌”就是那个姓孙的人，在这里“石一歌”变成了1个人。

究竟“石一歌”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余秋雨在为自己漂白的时候会自相矛盾？他在《借我一生》里说“石一歌”就是一个鲁迅教材编写组，是由11个人组成，是用的“十一个”的谐音。后来又在《我等不到了》一书里说“石一歌”是一个姓孙的人的笔名，就是说是由1个人组成，是“是一个”的谐音。这种自相矛盾又为那些质疑他的人们（被余秋雨称为“咬余派”）落下了口实。究竟这个“石一歌”是“十一个”还是“是一个”？这下把我四大名捕也搞得晕晕乎乎的，只有问教于余秋雨大师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