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仇日”情结

项见闻

从我童年开始，刚懵懵懂懂的我，骨子里，血脉中，就对日本佬充满仇恨的情结。那个时候，每次听了爷爷奶奶谈到有关日本佬的话题，顽皮淘气的我，就会安静下来，靠在爷爷的身边，听他们讲日寇侵略我河山，残酷“烧杀抢”光我人民等等人神共愤的切齿故事。虽然那时还半懂不懂，似懂非懂，但每次都能把幼小的我，从懵懂中唤醒，那一刻，“仇日”　的情结便在我心里开始生根发芽。

长大　后，才逐渐地知道了我的家族也与日寇有着不共戴天的仇结！日寇当年发起的侵略，不仅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于我个人而言，同样也改变了我们家族的生活和命运，让我的家族的几代人，至今生活得不快活，直至今天，还在影响着我，还会波及到我的下一代，下二代。我绝非是危言耸听，是有实际根据的。

我的祖父项又诚，出生于1911年2月12日，年轻时考入武昌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一九三五年参加新四军李先念的第五师。几年的时间里，祖父由于战功和军事指挥才能出众，被提拔到师本部参谋处任作战一科科长，在师本部参谋处的同事还有监利籍的同事田农(建国后授予少将军衔，任湖北省劳动人事处长，其事迹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将帅录》)。部队在湘鄂赣一带抗击南侵日军。随着日军铁蹄的步步逼近，新五师奉命驻扎在湖北潜江的熊口，抵御进一步南下日军。《监利党史》记载：“一九四三年二月，日军发动襄南战役，打败了一二八师王劲哉部，占领了监利全境。监利沦陷后，日,伪、匪三害横行，监利50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日军继而对驻扎在潜江的新五师发动疯狂的进攻，由于日寇拥有坦克、飞机、六零炮等精良的武器，经过数日激战，新五师伤亡损失惨重，部队被迫转移，祖父在这次战斗中不幸大腿中弹。由于潜江熊口与老家柳关相隔不是很远，上级安排祖父就近疗伤，后李先念部在湖北房县再遭国民党部队重创，祖父伤愈后，与部队失去联系，由此给祖父带来终生的遗憾。建国后，李先念任湖北省委书记时，曾至函祖父出来工作，但祖父均以自己中途与部队分离而自责婉拒。

我的父亲名叫项学俭，出生于1943年5月16日。我们老家的老人们口中，至今还流行一句话，“一九四三年，鬼子进中原”。说起我父亲的名字，就与日本鬼子有着解不开的仇怨。鬼子的屠刀伸进了江汉平原，铁蹄踏上柳关这快红色的土地时，祖母腹中正怀中尚未满八个月的父亲。祖母颠着一双缠裹着的三寸“小金莲”，与乡亲们一起惊慌地逃进油菜花田里避难，由于惊吓过度和劳累，刚到油菜花地，祖母就临产了。在那个周围全是匍匐着的父老乡亲油菜花田里，祖母羞愤难挡，逃过此劫后，祖母对此次的劫难耿耿于怀。这也难怪她了，她毕竟是属于那个半封建年代的女人。父亲满月后，祖母一反先例，自己亲自给父亲起名为“学贱”。父亲这辈让族谱属“学”字派号。只是父亲在自己成年后，将名字变更为“俭”，但父亲这个“俭”字的来历，竟连小时候的我，都听过好多遍的了。

可怜的祖母把日寇没辙，只好将羞愤转移到父亲身上，让我父亲一生都没能得到祖母的疼爱。

文革中，晚年的祖父又被红卫兵剪掉齐胸长的白胡子，而活活的气死。说实话，至今我并不怎么怨恨红卫兵，我只恨狗日的日本佬，如果他们不侵略中国，我祖父能受伤么？能与部队失去联系么？当时和他一起参加革命的监利同乡田农，还是祖父的下属，解放后都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将帅，我祖父最不济，也得是个把少将吧？那今日，俺不说是粘共[chan*]党多少光了，怎么说也是将门之后，也面上有光啊。如果我的情况好一点，那我儿子就会有一个好的生活学习环境，也不至于前天被毒蛇咬伤，让我难过伤心的想哭，折腾得我半死。同胞们，你们说，这笔帐，我该不该算到狗日的日本佬头上？

所以至今提起日本人来，国仇家恨，旧账新怨，常恨得我牙直痒痒。恨不能国家现在组织一个“侵日”的军队，俺会第一个报名参军，也还给狗日的日本人来个“三关”，方解我的心头之恨！

项见闻写于2011年7月30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