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爱好写作的人,熬夜的体会大概都有过吧。“囊萤夜读”、“头悬梁”、“锥剌股”的故事应该也听说过,因为从读小学开始,我们的师长们就爱拿那样极端的例子来教育我们。“囊萤夜读”的游戏我小时候试过,尽管捉了许多“萤”,“襄”也够透明,但那光还是太暗,要想看清一二汉字,非极力睁大瞳孔不可。这样吃力地看,本身就分散了精力,读书的效果一定不好;况且看得久了,非把眼睛弄坏不可。至于“头悬梁”、“锥剌股”的把戏,或者是不是也有那么一两个可爱的美女帅哥悄悄地试过?我想,那种效果肯定也不好吧?那种钻心的疼痛也许没能有效地赶走瞌睡,没能重新激活已经迟钝困乏的思维,相反恐怕连意识都剌激得涣散了。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要想在文学上有所建树,的确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持久不懈的努力,因而珍惜时间就显得特别重要。但如果我们不讲究方法,急功近利,心态浮躁,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当住店的时候还赶马车疾走,也许在太阳出来之前,我们还没看到美丽的风景,已经从悬崖上摔进万丈深谷了。
况且,写作能力的提高,并非仅仅是时间线性积累的过程,还和许多其它重要因素相联系。一个作家终其一生的努力,要做的永远是这两种事情:一个是写作心灵的构建行为,一个是文章制作的表达行为。这“心灵的构建”,古人称之为“诗外功夫”,陆游告械他的儿子:“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韩愈认为为文的关键在于“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一个写作者,应该自觉地“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
“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意必远。”学习写作应该从修身养气入手,不能徒然劬劳于章句之间。写作需要聪明和才智。敏锐深刻的观察力,优良持久的记忆力,丰富新颖的想像力,缜密深邃的思考力,灵活变通的应变力,以及立意选材、布局行文的表达力,都是写作不可或缺的。人的聪明才智虽然与先天禀赋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靠后天的历练。一个立志于文学创作的人,首先要自觉地通过各种途经、各种方法,提高自己这些方面的修养和素质。通过自觉的社会实践活动——包括阅历、阅读、练习——努力提高自己的人格、知识、智能。一个人要有力量,有能力,就必须具有健康的人格。对于写作来说,高远的人生境界、广阔的胸怀视野、充沛旺盛的创作激情,坚韧不拨的意志勇气,深刻卓越的人生识见,民主平等的性格结构,乃至独特优美的个人气质,都是非常必要的。这一切因素都将参与作者的写作,其修养的程度将影响创作成品的质量。
一个作者如果没有第一等的“学识”,也就没有第一等的“真诗”。写作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最终追求的是有序地表达一种高远的人生境界、卓越的人生见解。因此,它要求作者将宇宙、社会、人生纳于眼底;将民族、国家纳入心胸,将科技文化、思想理论涵蕴于心中;将历史、现实、未来涵蕴于眉睫,融广博与精深于瞬间。他应该生活在广泛而合理的参照系里,而不是一叶障目的井底之蛙;他应该保持新鲜卓越的识见,而不应该浮在现实生活的表层;他应该对生活充满时时常新的创造激情,并从中得到鼓舞、喜悦和力量;他应该保持旺盛的创造力,不但尽可能吸收人类已有的精神财富,而且敢于接受、探索未知事物,敢于质疑陈规旧识,而不应该人云亦云,因循守旧。这样的修练将达到的境界,是一个作家知识结构的理想品质。相反,如果孤陋寡闻,不学无术,或空有文凭,胸无文墨,始终成不了大气候。
毕竟,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写作是异常艰苦的。曹雪芹写《红楼梦》,增删数载;托尔斯泰写《复活》,前后修改达十一年之久,歌德写《浮士德》,几乎耗尽了他整个的生命。即算是小章短札,贾岛也有过“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的感叹。我们要把文章写好,发奋努力是必要的,“头悬梁,锥剌股”的精神也是可嘉的。但我们要把这种精神注入更深厚的内容,把我们对写作的爱好熔涛成内在的生命意志的动力,而不是心血来潮的一时亢奋,更不要一开始就把它当成获取名利的工具。真正的作家,依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将永远站在时代和社会的制高点,解剖人类心灵的结构,剔除人性的丑恶,设制美好的情操,指引人类幸福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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