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曾经的下岗职工们

刘佬佬今天起了个大早，要到她的亲弟弟旺生家里去作客。

在山旮旯村，刘佬佬也算得上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五十多岁的一个农妇，塌鼻鼓睛，两片厚实的嘴唇恣意地翻卷着，显出一种不修边幅的粗犷；嗓门特大，只要开口说话，就像手扶拖拉机用上了劲。由于她有些夯蠢的个性特征，有人提议，如果要拍《红楼梦》的话，请她去扮演刘佬佬最好，不需要化妆，简直就是一个现成的版本。巧合的是她刚好也姓刘，于是这个浑号就叫开了，年深月久，浑号叫成了大号，她的真实名字反倒少有人知道。

刘佬佬的娘家在几十里外的一个村子，那里人多田少，过去常常吃不饱饭，娘家人贪慕山旮旯这地方田地多，图个肚儿圆，就把她嫁过来了。没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改革开放后，娘家那边的人迫于生存的压力，打工经商出去的早，许多人发了家，甚至在城里买了房，成了城里人。山旮旯村的年轻人年年在水田里摸爬滚打，年年是个现模样。静下心来细细思量，终于恍然大悟，纷纷洗净脚杆子上的泥巴，成群结伙，出门打工去了。祖辈视为命根子的田地丢给那些老家伙们，任他们爱种多少种多少，种不了的就长草，反正再没人心疼。

刘佬佬的儿子和媳妇也加入了打工的行列，坐火车到广州去了，留下个六岁的儿子，丢给刘佬佬带着。

刘佬佬把孙子板儿爱得像宝贝心肝一样，上个街走个亲戚总爱把板儿带上，就像一只大袋鼠，哪怕数百里舟车折腾，她也毫无倦意。对于一个守旧的农民，祖孙之情有时更甚于母子之情，因为那个小小的生命承载了一个家族兴旺的全部希望；对板儿来说，这种有些累赘的举动则为他未来的岁月留下了一抹温馨的回忆。

刘佬佬在村里属于穷困户。像她这样的人家，在人前往往难以说得响话。自己家里拿不出值得炫耀的东西，就得找个比较体面的亲戚来支撑颓糜的精神。遇上重大事情，常常也要找这个亲戚来商量，殷勤的走动肯定是雷打不动的。对刘佬佬来说，这个精神靠山就是她那从小相依为命的弟弟旺生。旺生沾了一个当官的亲戚的光，二十岁的时候被亲戚拿出来吃上了国家粮。弟弟工人的身份在二十多年艰难的岁月里为刘佬佬争得不少的荣光。每回走动一次弟弟家，刘佬佬就会操着她那大嗓门在人前细述她的见闻，极力渲染工人家庭优越的生活和高雅的习惯，直听得那些平日在刘佬佬面前揣着优越感的人脸红心跳，狼狈逃窜。

岁月如棱，曾经壮如牛犊的弟弟也开始衰老了。这天是弟弟旺生四十八岁生日，你说刘佬佬能不去吗？

其实，弟弟旺生只是一个烧锅炉的普通工人，在离山旮旯村百多里外的一座国营工厂上班；弟媳是厂医务室的医生，因了旺生的极力支持才读完大学，做为回报，她成了旺生的妻子。弟媳是极爱干净的，几乎有些洁癖，洗了的碗要用酒精消毒，吃饭时洗了手还要用酒精擦拭一番，屋内自然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刘佬佬却是她们那个村子里最邋遢的一户，杂七杂八的农具遍地丢撒着，闷臭的鸡笼占据着大门口，桌子上，凳子上，到处都是鸡屎。走进屋内，一股霉臭的气味直赴口鼻；并不复杂的照明电路却像蜘蛛网一样胡乱地牵满了堂屋和卧室，梁上挂着一两串过年剩下舍不得吃的腊肉，上面星星点点生着白花花的霉斑；脏乱的衣服随便扔在板凳上或者搭挂在墙头的木桩上；黑乎乎的灶台更是让人怀疑美味的出处。外人乍进其屋，常常无立足之地，但她家的老老少少在这样的环境里习惯了，倒也不觉得有什么不舒适，偶尔高兴起来也会哼两声走调的山歌。

坐了火车转汽车，一路奔波劳顿，中午时分，刘佬佬拖着板儿风尘仆仆地站在了工人弟弟家的房门口。她穿着两只满是泥巴的布鞋，踏进弟弟家瓷板砖光洁的地面。闻讯等候的弟媳热情迎出来的同时，微微皱了一下眉头。倒茶递水之后，便拿来一大一小两双拖鞋叫姐姐和板儿换上，再提根拖把来细细地擦地，直擦得光可鉴人方罢，然后拿出点心来吃。

板儿在路上受了一些风寒，猛吃一顿果子，腹中难受，高唤道：“我要屙屎巴了！”一声未了，蹲下身子，开裆裤下稀里哗啦冲出一泡稀屎，酸臭的味儿在狭窄的室内空间弥漫开来。刘佬佬到底还识好歹，知道这工人的屋里不比农村，爱干净的，孙子这么不讲卫生，倒她的面子，不由勃然大怒，一巴掌扯在他脸上：“你这个短命鬼屙屎屙到外面去嘛，屙屋里！”

正在灶屋弄菜的弟媳闻讯暗暗叫苦，慌忙丢下手里的活计奔出来。尽管有心理准备，见其情状，仍不免“啊——”地叫出声来，那声音只出来一半就被自制力掐断了，像一根断了弦的胡琴。她急忙改口道：“莫动。伢子，莫动。”说完转身进了卧室，拿来一把卫生纸递给刘佬佬，让她帮孙子擦屁股。接着，她自己去灶屋夹个煤球灰饼来踩碎掩住稀屎，浸渍、拌和、打扫，重新拿拖把来擦两遍。整个过程，脸上挂着笑，只把那难言的烦愁留在心中。

刘佬佬吃完点心，闲着没事，走进厨房去寻弟媳讲白话拉家常。

“噫！旺生今天生辰，这个时候都晌午了还不回家？工作再忙也可以请个假嘛！”

“他没上班了，不用再请假了，到街上做生意去了。”弟媳悠悠地说。

这样重要的信息没能引起刘佬佬的关注，她仍然循着自己的心思道：“哦，不上班了，也做生意发大财去了！”

“哪里是做大生意啊，贩些袜子在街上摆地摊，‘一块钱两双，一块钱两双’地叫卖，一天连本带利卖不出一百块钱。”弟媳无奈地说，同时声音也抬高了。

刘佬佬依然是一付茫然懵钝的模样。弟媳是了解这个姐姐的，知道一时和她说不出什么明堂，也不可能从她那儿得到多少精神上的慰藉，便暂时打住了话头。

刘佬佬闲得慌，见弟媳正在择蔬菜，便上前帮忙。菜一上手，感觉那菜是隔天的剩菜，刘佬佬用惯有的大嗓门说：“这菜都沤黄了还能吃得呀？在我们农村里，这种不新鲜的菜是给猪吃的。”

“这个便宜些。”弟媳不好意思地说。择好了菜，又去米缸里量米煮饭。刘佬佬见了弟媳舀出的大米色气不对，又大叫起来：“哎呀，那米都黄了，是霉谷子碾成的，吃了中毒的！”

“这个便宜些嘛。”弟媳小声地说，并且示意刘佬佬也小声一些，免得外面有人听去。

“你这讲卫生那讲卫生，买这样的米吃到肚子里去就讲卫生了呀？”刘佬佬不解地问，音量立刻下降了一半，那种刻意的压抑和故作神秘状显得有些夸张，让做为主人的弟媳感到更加压抑。

弟媳无言以对，叹息一声，眼圈就红了：“姐姐，你还不知道，我们现在的生活连你们农村里都不如。工厂倒了，要承包给私人了，厂里已经半年没有发工资，任职工自己找门路。你弟弟从来没有做过生意，没本钱又没技术，到哪里去找门路？只好去摆地摊。我出来帮私立诊所打针，每个月只有三百块钱，还要供两个孩子读书，这一大家子嘴巴吃，吃油都没钱了，实在没办法了啊！”说罢垂下泪来，忘了平日的洁癖，抬起手来就用衣袖擦眼泪。

这时，弟弟旺生回来了，肩上背着个鼓涨的大蛇皮包。他热情地喊了一声“姐姐”，放下大包，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感叹道：“好险！今天虽然生意不好，但还走运，只差一点没被城管抓住！”

正说着话，门口进来两个十三四岁的孩子，都背着硕大的书包。旺生热情地说：“姑姑来了！”两个孩子也懂事，莺声燕语争着叫“姑姑”，屋里的空气顿时活跃起来。

开饭的时候，桌上照例有鱼有肉，这是招待亲戚的起码礼节。要在平日，这原本算不了什么，但在这非常时期，对于一个双双下岗的普通工人家庭，也许正消耗了旺生家半个月的伙食费。席间，主家尽量往客人碗里搛菜，刘佬佬则死命谦让，只好了不懂礼仪的板儿猛啜一顿。其间有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用酒精擦碗抹手之类的举动再没有在弟媳身上发生。

饭后，刘佬佬便坐不住了，执意要回家去。百多里的路程赶来，不住一宿就走，这在以前还没开过先例。旺生死命要留住姐姐多耍两天，刘佬佬只是不肯，连弟媳打发的回馈也执意不要，牵着板儿迤逦向汽车站走去。谁说刘佬佬夯蠢？她分明感觉到，弟弟身上那层曾经让她引以为荣的神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消失得一干二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