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下半年，在中国的各级政治权力机关，正在进行一场悄然的权利更迭，这就是五年一次的换届。

这场换届是比较全面的，包括从中央到各个省市县的国家权力机关，这是五年一次的权利在公民个人之间的调整和重新分配，是权力代理人的重新选择。

换届对百姓来说，是一次间接的利益调整，而对身在其中的中国官员来说，更多的是一次人生自我实现的机会，是一场心灵的冲击。其中酸酸甜甜，苦苦辣辣，微微妙妙，可能置身之中的官员，更加身有体会。

纵观当今中国社会的权力分配模式，从根本上讲，由于长期封建社会的历史原因，国家权力分配模式，在更多的时候，是按照一种人治的方式进行分配的，或者美其名曰组织决定，它在更多时候体现的是集中的意志、当权者的好恶，来自基层民主的意愿因素，总是影响力很少。

过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普通官员和百姓是无权过问重要人事安排的，这实际是一种带有封建主义浓重色彩的权力分配方式，是一种权利的封封制。

这种权利指定模式的换届，在社会生产力低下、不发达的时期，是可以适应社会发展水平的，但到了现在，时光流逝到了2011年，如今，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生产力已得到极大发展，综合经济实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二，此刻，整个中华民族已经把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时候，如果继续沿用简单的组织指定模式来换届，不认真研究社会基层的意见，就会造成目标和人事的脱节，所选的领导，掌握权力后，所制定和推行的政策，就会不贴和实际，就会背离伟大的目标。

缺少民主的换届，显然无法在权力代理人上，体现新兴社会阶层的意愿，无法更准确的代表社会潮流的走向。

所以，这时候，扩大和改进民主政治在换届中的分量，就成为一个国家能否保持持久活力，能否保持长治久安的大事。

什么是理想的国家权力机器呢？应该说，只有把社会的真正精英推举起来，把一个民族的智慧集中起来，这个国家才能更快的、更好的发展，全体国民才能获得更大的幸福。

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

但对任何一个国家制度来说，也许谁也永远地不可能能做到，因为国家的本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总有强大的社会阶层，凭借自己的世袭的、独占的、继承的、裙带的、阴蔽的家世政治资源，把持和垄断着国家权力，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凭借特权，保持自己的稳定，保持既得利益不被变化。

看看如今非洲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现状，这一点，就再明白不过了。没有一个先进的政治制度保障，就不会有一个发达的经济局面出现。　

因此，在任何社会当中，社会精英和旧有权利占有者的争斗，实际都在永不停息的进行着，这似乎是一个永恒的命题。

新老交替，新老斗争，压迫与反抗交织，这就是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的画面。

当一个社会，为了图求变革发展，图求更大进步的时候，旧有权利当中的佼佼者、清醒者，一定会主动的约束世袭的权利，而努力扩大新兴的民间精英分子的权利，努力用来自下边的先进力量，去改善、充实、替换自身落后的政治器官。

纵观浩浩历史，千百年来，莫不如是。变革是疼痛的，有时是带血的，但它肯定是进步的。

如果你是一个细心的人，看看当今正在中国大地上滚动的各级权利换届浪潮吧，它所推行的换届新模式，它所演义的权利进退流转，就很是有时代进步的味道。

这次换届的用人标准是：民意测评+个人的能+组织意见。

以往那种组织意见“一头重”的格局，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在这场换届制度新变化当中，固然仍有许多问题可圈可议，有些还很是不能令国民满意，但在这场社会公权的分配中，它的旧有分配体制模式，终究是在步履蹒跚中迈出了改进的步伐，就单纯政治层面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是一种顺应时代潮流的重大变化。

早先，民间有一句调侃组织选人用人的谚语：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这实际折射出一种权利分配中的判断标准：到底是官权大，还是民意大。

实际上，任何一种权利上的人事安排，倘若从社会效果考虑，都要着重考量三方面的意见：

1、组织意图。

组织依据自己掌握的人事信息，对新一轮权力进行安排，这在局外基层民众看来，似乎更多考虑的是新建权利系统的平衡问题，也许它有自己的理由和好处，因为任何会导致社会动乱的权力换届，都是不务实的安排；

2、基层民意。

这就是今天在换届当中普遍推行的民主测评制度。这就是来自百姓、来自基层的意愿。因为有时候，处在权利顶峰的当权者，由于客观的空间距离，并不能准确的掌握一个候选官员平时的、真实的个人德能。一个官员的个人魅力，实际号召能力，往往代表着组织的形象，只有与候选人整天在一起共事、一起经常发生矛盾冲突的同僚，才能把候选人看得更清楚、更准确。

狐狸可以在猎手面前暂时藏起尾巴，但它不可能、也不会在自己的同伴面前藏起尾巴。

3、个人德能。

一个官员的实际德行能力，一方面来自于国民教育的程度，另一方面来自于工作经历和自身修养。另一个德能的直接考量标准就是既往的工作成绩。

选一个官员，从根本上讲，就是要他心怀公平正义，在手握权利的时候，时刻想着大多数人的利益，时刻惦记着社会弱势群体的冷暖，而不是升官为了个人发财，中饱私囊。

这一点，在国家推行市场经济为主体、提倡以市场等价交换原则主导社会生活的新时代，从体制和思想上加以明确，尤其重要。

到底是等价交换市场原则第一，还是奉献服务党的宗旨第一，这个问题，现在来说，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模糊不清。

世俗社会生活的层面，也显然正在形成两大派别：信奉市场等价交换原则是一派，信奉奉献服务是另一派。

这实际是导致当今中国社会思想混乱的不争的事实，也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建党初期确定的无私奉献原始目标，似乎和推行提倡的等价交换的市场精神发生了某中错位？

在当今中国，由于各种原因，社会成员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他们获得的社会福利和享受到的人生乐趣，有着极大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对社会强势群体来说，一般地讲，他们的利益和冷暖，自身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去照顾和保障好，不需要官员再去特别关照他们，官员更多的是应该要求他们遵纪守法，引导他们更多的承担起社会责任。

一个官员，如果大量时间和富人泡在一起，过多地关照社会强势群体的利益和欲望，难免有点傍大款的嫌疑，也很可能发生腐败问题。

尴尬的是，这个方向性的问题，我们今天似乎并没有解决好，大款政治，大款经济，仍然在到处蔓延着，仍然在一次次挑战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

房价居高不下，拆迁悲剧时有发生，社会上访不断加剧，正是大款经济造成的社会问题，它像一个巨大的社会毒瘤，正在抵消着我们事业的生机。

世俗的社会市井画卷似乎永远是这样的风景：有的人活得很自私，他只愿意为自己的利益考虑；有的人活得很无奈，他们被社会的潮流冲击着，无所适从，只有服从；有的人活得很高尚，他们在努力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奋斗着，他们心里有理想，脚下有行动，他们是这个社会真正的脊梁。

而我们所进行的换届，就是应该把那些真正有理想、不世俗的社会脊梁、民族精英挑选出来，赋予他们以社会公权，委托他们以时代重任，让我们的事业发扬光大。

然而，任何优秀官员的脱颖而出，都需要一个公开的、公平的竞争体系，没有一个好的人才遴选体制，人为因素太大，是不可能推选出优秀的社会管理者的。

而今天看来，我们的推选机制，仍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在本次换届中，组织部门规定了所谓“5个严禁”、“17个不准”、“5个一律”的换届纪律，并严令各级官员，有违反者，必将严惩。

上述所谓换届纪律，核心是不准个人以任何形式开展自我拉票活动。例如：不准个人通过打电话，发信息，请吃饭，个人集会等形式，为自己拉票助选。

从根本上讲，换届纪律的要求是对的，愿望也是好的，但事实上，它的确有一点脱离实际，并不是一个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实事求是的制度设定，只能算是一个权宜之计。

凡是身在政界，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似乎是一项执行得最滑稽的政令，因为它的违反率几乎是百分之百，遵守率几乎是个零蛋。

没有一个有想法的官员会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后组织的挑选”，用一句不客气的话讲，除非是那个人的脑袋让门扇给夹了。

换届期间，所有有想法的官员，都在最大程度地放下架子，礼贤下士，通过各种方式，请求自己的同僚投自己一票。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时候，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有一部非常有名的电视剧，名叫《潜伏》，它大体是在告诉人们看不见的、关于职场潜规则的故事，而中国正在进行的政治权利换届，正如一出正在上演的《换届潜伏》，正在别有滋味地进行着。

有想法的官员都在打电话、发信息，通过各种形式的集会来为自己拉选票。因为法不责众，所以，也不会有人因此而受到处理。

这就是中国式民主政治的特色和幽默。

其实，在全世界政治生活中，拉票活动总是会存在的，要么以阳光公开、合法合情的方式进行着，就像国际上比较开明的国家做法一样；要么以地下非法、合情不合规的方式进行着，就像当今中国一样。

这就是中国式换届的特色拉票：违规地、心照不宣地、有控制地悄然进行着。

也许这种方式，有一点好处，那就是，避免过分拉票活动对社会生活造成动荡。

这使人们突然联想起，中国虽然没有所谓在野党，不提倡西方轮流执政的模式，但是，党内有派，派内有别，不同政见的派别通过换届轮换执掌国家权力，也是一种民主政治的安排，这就是中国的特色。

中国人就是活得这样特色、这样幽默、这样隐晦、这样吃力、这样爱面子，但有时候，的确也有一点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味道，我想外国人是永远看不懂的。

也许祖宗留下的历史太悠久了，一下子抛弃它的旧袍子，会有一大批人骂娘。

那就让我们记着存在的问题，努力在改革中克服吧。

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总比在潜规则下运行要更好一些。

政权换届，还是多一点阳光、多一点民主，少一点遮掩、少一点隐晦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