辇下山河一望收（三）——漫漫幽燕路——走近古都（九）

有人说，“幽燕”是远古幽州与远古燕国两个名词的合称。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远古燕国将其诸候国的都城建立在远古幽州之地域内，地以候国而传世，国因地域而扬名，故而　合称“幽燕”。此说虽然有些牵强附会，但也不乏其道理，容易让世人认可接受。问题是这种观点却与《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等工具书对“幽燕”一词的解释不完全等同，而两大词典以其权威性的解释在世人的心目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幽燕究竟在哪里？又有哪些不可名之世人的复杂来历？为什么一个地域名词还会使两大权威词典解说不清？　

《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解释“幽燕”一词云：“地域之名。古称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唐以前属幽州，战国时属燕国，故名。”此说似乎是在告诉读者：战国至唐朝这一段时间内，此地称之为“幽州”，而战国时期属于“燕国”。至于战国以前之春秋之西周之商朝之夏朝等历史时期则隐而不说了，虽然“唐以前属幽州”一语中应该指唐以前的全部历史时期。然而这一解释还是让世人产生误解：一是认为战国及战国以前此地也许不属于“幽州”，容易产生“幽州”之名始自战国时期的“燕国”被秦灭亡（公元前222年）之后，因为两权威著作强调了“战国时属燕国”，却又没有明确提及战国以前事耳；二是历史史实却是春秋早中期（公元前650左右）幽州地区已基本上成为“燕国”治所，故两权威词典之“战国时期属燕国”之说法至少与我国目前“正统”的历史分期有不相吻合之处（比实际历史时期迟200年左右）。

今天我们查看相关史籍并根据中国考古成果得知，“幽州”并不仅仅是战国至唐时的称呼，而且在夏商时期就有“幽州”之谓，而“燕国”则是周武王分封在“幽州”地域上（古代“九州”之一，今天北京地区）的一个诸侯国，只是幽州地盘上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全部，至春秋时期燕国（燕庄公时期：公元前653年）借齐桓公大败北方山戎并移都古蓟国都城之“蓟城”后，才基本上占有幽州全境。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　虞书·尧典》云：舜欲传位于禹，而“……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唐贞观年间国子祭酒孔颖达负责撰修的《五经正义》之一者《尚书正义·舜典》疏云：“……《禹贡》治水之时，犹为九州……”《尔雅·释地》则曰：“九州之名于《禹贡》，无梁、青，而有幽、营”二州，并明确指出：“燕曰幽州，齐曰营州。”可见最早在大禹治水时，天下已分九州，其中就有“幽州”，而“燕”部落当时就生活在“幽州”地域。因此《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之阐释也许是因为某种原因（如基于当时考古资料缺乏等）而没有把历史真实告诸读者。严格意义上说，“幽燕”本身就是一个地域名（幽州）与一个诸侯国名（燕国）之合称。而且“幽州”地域上的燕部落也在“汤居亳城”之后盘庚迁殷之前的商朝早中期就已经在幽州地域上朝饮夜宿繁衍子孙。

远古“幽州”的确在今天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而在幽州地域上建城立国的“燕国”（诸侯国）之都城究竟在何处风水宝地呢？为了彻底揭开远古“幽燕”之神秘面纱，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考古专家在今北京一带通过考古发掘而证实了史料所记载的燕国都城之地“蓟城”的真实性。在夏商周三代之时，古“幽州”地区（今天的北京地区）主要生活着两个远古部落（还有一些更小的部落不计其内），即“燕”、“蓟”二部落。古燕部落（在今天北京的房山区琉璃河镇的董家林村）因地处燕山之阳而名之，而在燕地东北处之“蓟”部落（在今天北京的宣武区），因其西北处有一“蓟丘”而得名。因此，在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武王克商（前1045）之前，古老的“燕”部落和古老的“蓟”部落就在此渔猎垦荒餐风茹雪。周武王克商之后，为了追思先圣王，褒封其后裔，以达到“兴灭国，继绝世”之目的，在公元前1045年遂将帝尧之后封于古“蓟”地。这是西周时期幽燕之地周武王所册封的最早的一个小候国——蓟国。20多年后，虽然当时周灭商而立国，但周王朝的东部和东北部的原商朝一些旧部落联盟并不完全服从周武王的统治，故而为了“兼治天下，立七十一国”（《荀子·君道》）而达到“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喜公二十四年》）之目的，故于公元前1025左右将周武王族人召公奭封于古幽州之“燕”地，以镇守大周帝国之东北大门（相当今天的封疆大吏）。因此蓟国与燕国就是今天北京地区最早的两个诸侯国（地方政权：蓟国受封候国实际上早于燕国20多年，故宣城区的蓟城应早于董家林村的燕国都城20多年）。太史公《史记·周本纪》云：“……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襃封神农之後於焦……帝尧之后于蓟……大禹之后于杞……於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於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即云以上所言“燕”“蓟”事耳。《五经正义》曾引用《水经注》和《国都城记》所记载史实进行了比较细致地解释。《水经注》云：“蓟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取名焉。”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五经正义》进一步解释说：“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今幽州蓟县，古燕国也。”

需要说明一点的就是，由于《五经正义》云：“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故而今之世人有许多人误以为是“燕灭蓟而并蓟居之”。虽然蓟为小国，但事实上蓟之亡国，非亡于燕而实亡于北方之山戎也。当时北方善骑射而以游牧为生的山戎民族时常南下侵扰，其时弱小的蓟国无法抵御南侵之山戎，于公元前690年左右终于被山戎所灭。山戎不但灭了蓟国，而且经常犯燕，“山戎病燕”即云此事。《史记·燕召公世家》云：“燕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其中“蛮貉”即言山戎也。为躲避山戎侵犯，燕桓公曾在公元前692左右将都城从琉璃河镇的董家林村南迁到易水东南面的临易，“桓公徙临易”后，山戎仍然十分频繁地侵犯燕国，甚至还越过燕国国境侵犯齐国，因此历史上才出现了逐渐强大起来的齐国为雪“山戎越燕伐齐”之耻，乃于公元前663年，“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史记·燕召公世家》）。自此后100多年北戎胡骑不再南犯，燕国也自公元前663后励精图治并逐渐强大起来，除了收服了本国原有的失地，而且还收服了被北戎灭亡的蓟国以及其他一些小部落的地盘，并把燕国国都迁到了交通便利地物产丰饶的“蓟国”之都城——蓟城。至此，春秋前期的燕国之燕庄公（公元前655左右）基本上统治了远古幽州的地域。《通志都邑略》明确指出：“北燕都蓟，幽州治”。因此，无论是远古燕国还是蓟国，都是建立在幽州地域上的。而作为建于幽州地域上的“燕都”之蓟城，自豪地成为了北京历史上最早的城市，更是今天北京3056年（公元前1045-公元2011年）光辉建城历史的开端（必须指出的是北京“燕都”的建城史是以原蓟国之蓟城为起始年计算的，而不是以董家林村的燕国之始城计算的）。

正因为距今3056年之“蓟城”的久远历史，才使得幽州之燕国神奇莫测，引人暇思。所以只要世人说到幽燕，就会感觉到有一层神秘的面纱笼罩在其既婀娜多姿却又伟岸挺拔的躯体上，让人在浮想联翩之际，自然会萌发一种激动与感叹相随、荣耀与耻辱共存、霸气与豪迈交融之情节。因为在幽燕这条漫漫长路上，也许是北京人在这一路上走得太深沉太坎坷太神秘太痴迷太大气，致使迁客*人风流才子各朝政要无不情系幽燕，感慨连连。不说南朝颜延之《赭白马赋》之“旦刷幽燕　，昼秣荆越　”而释放心情之淋漓，也不说唐朝杜甫《恨别》云“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　”之爱国情操，更不说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盛世危言·治河》所云“我朝定鼎幽燕，正河道敝坏之后，溃决频仍”之忧国忧民之情怀，或多或少都把自己的心境与远古之幽燕情结恰到好处地联系在一起，虽然远不及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之气势磐礴，至少说明“幽燕总关世人情”是一点也不假的。当远古燕国之蓟城在幽燕大地承南启北连接东西而为中原东北之门户的时候，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远古蓟城就在不经意中承当了前承蛮荒部落时代、后启华夏文明乃至万世而傲然屹立世界的地标。而今天屹立在北京宣武区广安门附近的“蓟城遗址纪念碑”已经不是用“地标”可以概括得了的，她已经成为北京文明之源的历史象征。不说元明清时期的国际大都市的燕京人，还是今天昂首挺胸地进入世界大首都的北京人，也无论是国人还是外国友人，能不感怀幽燕之情而惊叹今之北京盛世乎？

如果说3056之前的北京先人们建成的远古“幽燕”之蓟城，是北京人的骄傲，那么这种荣耀和骄傲是生活在北京距今50万年前的“北京人”、距今10万年前的“新洞人”、距今约2.5万年前的“王府井东方广场古人类”以及大约2万年前的“山顶洞人”等北京原始人永远也无法感受得到的。尽管北京猿人的山洞生活揭开了北京人类社会历史的序幕，这些虽然已能直立行走的北京人,手脚已有了明确分工，能够使用木棒和打制石器进行采集和狩猎，已经懂得用火,并且还能将火种控制和保存起来，但是他们仍然居住在天然洞穴里,还没有走出大山，没有走出森林，更没有走进依山傍水构木为巢传宗接代的正常人类的生活乐土，因此，他们还只能作为北京人类文化之遗存，长存于世人对洪荒蛮远时代的记忆里。今天被世人称为“北京猿人之家”的那些从山洞里地底下发掘出来的远古头骨石器等文物，也将作为人类社会文明之瑰宝，供世人千载问津，万世传颂。然则今天的世人所热心关注的事情，已然不再囿于北京人类文化遗存之石器之头骨，而是在这远古幽燕之路途中，100万年前曾经有过什么，10万年前曾经发生过什么。同时世人也想知道，从武王分封到战国争雄，燕国虽然斡旋于强国之间而最为弱小，然则“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源，南有呼陀、易水”（《战国策·燕策》）之地理优势，而且在当时战国七雄之中，具备了“有所附而无不重”之政治优势，已然形成了“南附楚则楚重，西附秦则秦重，中附韩魏，则韩魏重”（《战国策·燕策》）的大国地位，为什么天时地利于燕，而燕却不能像八百里秦川之秦始皇一统天下而为中华第一帝乎？世人还想知道，中国八大古都中，为什么风水迤逦之幽燕却居然懵懂智呆，姗姗来迟（中国八大古都中，北京建都最迟），果真是韬光养晦而后来者居上乎？

当中岳嵩山的灵气萦绕中原而“禹居阳城”、“汤居亳城”、“盘庚迁殷”之时，远古蓟城的先人们还在蛮荒的燕山之阴的山林湖泊渔樵狩猎打磨顽石，果腹筑巢延伸生命的根。当文王羑里演《周易》，武王灭商而分封之时，远古蓟城的先人们才总算从沉睡的美梦中清醒过来，开始以“燕候”、“蓟候”之名分守护着秦川中州东北之大门，“……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贾谊《过秦论》）当为幽州蓟城之谓也。当长安洛阳安阳开封逐鹿中原“宅兹中国”而沉溺于中原文化之文明时，幽燕之地作为中原进入西北和东北之门户，为秦川中州尽职尽责地迎接南来北往之过客，哪怕承受着剐心割肉的痛，只盼有朝一日圆其王者帝都的梦。

北京古城不能早早地成为王者都城，并非韬光养晦而后来居上，也并非为了厚积而薄发，而是大汉天子自身的政治局限和当朝政治经济重心故而造成的，这是历朝历代大汉天子不都北京的根本原因。当然其眼光短浅与国力不支北伐无望是其客观原因，而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却又骄奢淫逸则是其主观原因。自“禹居阳城”始至金元正式建都北京止，中原的历代帝王们，关中秦川的历代帝王们，包括后来驻跸北京的大明皇帝们，都沉逸于“宅兹中国”的温馨宫殿与霓裳曲中，在幽燕之长城，秦汉之长城、大明之长城的呵护下，脑子里虽然做着儒道文化熏陶下大中华帝国的皇帝梦，就是不敢把自己的王者威严跨出燕京跨出长城半步。致使中国古代帝王文化呈现出一个历史文化怪圈；数千年来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儒”、“道”文化熏陶下的历代大汉帝王们，根本不可能自觉主动地临幸幽燕北上漠北，去承责去感染去教化中国北方落后野蛮的胡狄臣民，使其子民顺从天意归顺一统而安居乐业。在这些以饱读儒道文化自居的大汉帝王中，纵使百度搜寻，也难寻觅出一位在中国历史上有能力有势力有资历去诚服去恩惠甚至用武力去征服北胡而一统天下之人，堪为胡人笑矣。反之则是中国北胡先民们，不以自己卑微的文化和粗俗流动的游牧生活而汗颜，却能主动地自觉地甚至背祖改宗（北魏孝文帝拓拔宏，为民族融合于中原文化，改鲜卑拓拔姓而从汉姓：姓元名宏）地去学习追求实践中原儒道文化，酣吮母亲黄河甘甜之乳汁，真正意义上剥掉胡人的外衣，注入中原先进文明的血液来丰富滋润自己，从而能够有势力资历能力去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一统河山，千方百计地去实现自己做一个真正的“中国皇帝”的美梦。当契丹辽国陪都燕京析津府的时候，当女真金国迁都燕京中都的时候，当大元帝国龙盘虎踞燕京扩建燕京大都的时候，当满清多尔滚铁蹄山海关入主北京替代大明王朝的时候，尽管黄河为之羞愧，长江为之悲容，但这却是历史无情而明智的选择！

中国的辞海里并没有说只有大汉民族的子孙们可做“中国皇帝”。历史给了大汉民族太多太多的机会与机遇去做大中国的皇帝，然则每每失之交臂，何哉？当中原富庶丰饶之时，大汉帝王们就不能因势利导想方设法地去教化去淳化去改善甚至改变那种因为漠北落后的游牧生活而渴求基本的生存所需而被迫南下掠夺财物的非正常生存方式。难道“中国的皇帝”就真的不需要地域广袤之漠北那些天性善良的华夏子孙么？他们同样是中国红山文化的根！记得大明皇帝朱棣在位之时，北修长城耗巨资以拒瓦刺，南下西洋倾其国库而显国威，何其势也。然而较之蒙古铁木真以一骑一箭一刀而征服东欧西亚，郑和以举国之资而七下西洋，可为中国争得一寸河山乎？当时如若拿出郑和舰队七次下西洋之资费的十分之一来泽被漠北儿孙，拿出重修大明长城的黄金白银来抚恤漠北游牧子民，能有后来大明英宗皇帝“土木堡”之辱乎？“饱暖思淫逸，饥荒起盗心，”自然之理也，当一个民族能够自食其力解决温饱问题时，他有必要去冒大不韪而越境扰民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难道不是中国老祖宗的训示么？奈何以其一长城为天堑而兵戎相见乎？况且一小小泥土砖瓦和着人血骨肉凝成的万里长城就真的能把华夏子孙之血脉而南北拧断乎？尧舜，人也，铁木真皇太极，人也。李世民，汉族子孙也，忽必烈，蒙古族子孙也；汉蒙满回藏五族（代指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当为一家人也！当大汉民族的帝王们不思恩惠泽被漠北子民，只思修筑万里长城而拒漠北子民于万里荒漠之时，同为华夏子孙的漠北英豪们，在中原江南之富庶丰饶特别是儒道文明的诱惑下，岂能不思铁骑南下而取而代之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取美之人唯贤者方可居之，这亦是中国之古训。那么爱江山之心亦人皆有之，坐拥江山之人不亦唯贤者方可居之乎？故而，远古幽燕之都城，漠北之睿智贤达者率先而居之，何怪之有？大汉民族无缘捷足先登，谁承其责？难怪陈子昂登幽州台而悲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今天读来，除了悲情，还真看不出半点自信，“怆然涕下”就能涕出一个幽州古都来么？

有人说中国大汉民族皇帝是防御型而非进攻型的皇帝，故而只思固长城而自保而不思恩威荒漠而归服南北一统天下。北京作为中原儒道文化与胡服奇射之游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线，一边连着光辉灿烂的五千年儒道文化，一边连着睿智未开的游牧文化，远古幽燕在列子庄周孔孟孙子兵法云云与弯弓大刀烈性俊马的对奕中，谁当胜出？自周武王分封召公为燕候始，至大明朱棣建都北京止，中原皇帝关中皇帝江南皇帝几乎望而却步，竟然无一征服漠北而坐上大中国天子位。从齐桓公春秋始霸时代起至大唐帝国一时征服漠北时止，即或是偶尔打了几场胜仗，也仅仅是驱散胡骑解除一时之威胁而鸣金收兵举国欢庆大宴功臣罢了。仔细思之，莫非是大汉民族的子民们天生俱有一种对漠北高原的蔑视还是对胡服骑射的畏惧？是固步自封孤芳自赏还是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哉？当年秦始皇修长城以固边防，实乃征服六国之难致使其无力亦无心北伐。大汉天子刘彻为报先祖刘邦“白登之围”和匈奴寄书羞辱吕后之奇耻大辱之世仇，数十年厉兵秣马而北击匈奴捷报频传，然则却止步陶醉于“封狼居婿”，何哉？大唐帝国有过北伐有过成功最终功亏一篑，无缘归服北胡突厥之心，大唐天子李世民亦鼠辈哉？即或是迁都北京之朱棣王朝，亦只为“驱除鞑掳”而固长城，尽管明英宗年间土木堡之辱刻骨铭心。大明天子竟不敢北顾荒漠游猎旗盟一雪英宗北狩之辱。更有甚者，北京保卫战之功臣于谦竟因“夺门之变”而魂归故里，陪伴岳飞而赏西湖夜月，情何以堪？痛哉！

北戎之鲜卑之契丹之女真之蒙古之满清等民族则不然，他们不慕秦中枕山踏河之王气，不慕中原风调雨顺之丰庾，不慕江南虎踞龙盘之王气，他们只明白这远古幽燕蓟城之地，实乃“……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俯视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势，足以控制四夷，制天下……”而可成就帝王万世之都也。五胡入主中原时，鲜卑民族之慕容氏曾在此短暂立国为都（前燕，352年鲜卑慕容皝灭冉魏称帝后，把都城从今辽宁省朝阳市的“龙城”迁至蓟城，在短短几年内平定北方局势后，于357年迁都邺），虽然昙花一现，却也为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统治中国作了尝试性的奠基；契丹辽国曾经想以此为都，无奈时机尚未成熟，在设五京制度的同时，只把南京（亦名燕京）析津府（今北京市）作为陪都，然而这却是北京作为帝王之都的一个良好开端，因为辽国析津府已然初具一国都城之规模。更为重要的是燕京从此不再是北方门户和军事重镇，而是作为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政治经济军事之都会。女真金国子民在辽国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但把开封的徵钦两个皇帝掳掠到东北之五国城，迫使开封皇亲国戚门阀士族南逃江南临安府（今杭州），并正式迁都北京而且在北京做成了“北中国”的皇帝（“南中国”在南宋王朝赵构手中）。北京应当永远记住两个日子：一是北宋徵钦二帝被俘五国城的日子，即公元1127年。二是女真金国驻跸燕京并更名为中都的日子：贞元元年（1153年），金帝完颜亮从上京迁都燕京。从此，中都成为“北中国”的政治中心。这是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在北京建立的第一个正式与南宋政权对峙的国家政权。也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正式以中国国家政权形式立都的标志。从此，漫漫幽燕之都会在走过春秋战国之燕都、秦之广阳郡、两汉之幽州、魏晋之幽州燕国、南北朝之幽州燕郡、隋唐之幽州范阳渔阳、辽之燕京（即南京，置析津府）后，“北京古都”自“蓟城”建城之日（前1045年）起，在期盼了2000多年后终于至北胡女真金国之中都而尘埃落定，北京古都建都历史始焉。

有人开玩笑说，大汉民族因为长期接受儒道文化思想的熏陶，尤其是对“中庸之道”和老庄“无为治国”理念领悟甚透，所以以中庸处世为美德，以民族自保为厚德，始终遵循“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道德经》）之祖训。如此根深蒂固之思想理念领先了世界文化几千年，故而大汉民族出不了忽必烈、拿破伦、希特勒，也不需要铁木真、亚历山大、斯大林、罗斯福。因此，中原文化五千年之历史长河中，到新中国建立止，就是找不出一位以儒道自居而使四海归一之五族共荣之真主。第一个真正在幽燕蓟城遗址上立国建都者，北胡女真金国完颜亮也；而第一个真正横扫欧亚　，统一五族，建立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中华帝国者，乃蒙古可汗忽必烈也。我常想，当年（公元1421年）大明王朝之朱棣迁都北京当是明智之举，却又为何止步于一长城之固哉？当满清多尔滚铁骑山海关驻跸北京城时，大汉民族的子孙们是否还背诵“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取……”（《道德经》）之自欺欺人之警世名言哉？试想，当历史已经发展到南北东西必然融合而不得不顺其自然的时候，大明长城之固能封堵得住多尔滚的红衣大炮乎？大明长城之固能封得住华夏各民族归顺大一统乎？当年大禹分九州而有幽燕之时，当年周文王羑里演绎八卦之时，当年周武王分封召公于燕国之时，不就是想要后世子民们福祉九州，恩泽宇内，四海归一么？可是为什么喝黄河水长江水长大的华夏子孙们只思御北戎于长城之外，而不思漠北一游而驻跸辽河松花江内蒙锡林郭勒盟乎？我就是不解：喝羊奶骑马背长大的忽必烈都知道要做“中国的皇帝”，为什么嵩山修行高人指点喝儒道文化长大的大汉子民，却非要把自己封锁在万里长城的枷锁之中而不去思考做大“中国的皇帝”梦呢？难道老祖宗所言之“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中庸》）之做人的道理就一定是定制而不可变更么？至理名言在某种特定的时候也是一种愚蠢的乖谬！

凡事都有契机，不经意间的平凡事，往往能够改变历史的命运与历史的走向。有些事，人们开始往往没有意识到，一旦有人有意无意中或者是从某个侧面给予暗示乃至空穴来风，就会在平静的碧波里膨胀出惊人的大事来。北京在建城2000多年后能够真正成为中国大古都，并非一夜之间事耳，当出自于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之必然与偶然事件的积累。因为那些长期积累的事件，使北京必然能够成为中国大古都，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北京能够成为历史大古都，自然离不开六件既是必然又出自偶然的事件为其推波助澜，世人自当铭记。因为这六件大事，无论是功是过，还是在有意无意之中甚至是刻意而为之，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或者促进了南北历史的提前整合，加速了华夏各民族文化的同化与融合，为北京古都的提前诞生存储积淀了丰厚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资本。一是西晋之“八王之乱”；二是唐朝之“安史之乱”；三是后晋石敬瑭之献幽云十六州；四是北宋之“联金灭辽”；五是南宋之“联蒙灭金”；六是明朝末年吴三桂引满清入关。有此六件大事，才使得北京最终成为中国大古都，成为当今世界大首都，或许这就是命数，这就是天理！

其实这六件大事的发生，并非完全出自偶然，而是历史在其崎岖坎坷的的发展过程中积淀起来的。而每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必然会触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向或者偏离。我们不妨先看看每一历史事件发生后所导致的历史后果。

西晋八王之乱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五胡乱华”，逐步改变了秦汉时期中国北部防御的门户由西北逐渐向东北转移。秦汉时期，北胡南下掠夺的主要路线是从甘肃陕西山西北部南下，故而历代北防重点仍在阴山河套一带，　自“八王之乱”始，王浚引东北之鲜卑助其平叛，中国燕京之北大门由此开启，使东北鲜卑慕容皝之“前燕”国能有机会从辽宁之“龙城”迁都于燕京达4年之久，这是中国北防之门户由甘肃陕西山西北部逐步向幽燕迁移的历史转折点。如果我们别开大汉民族因西晋之乱致使中原和河北地区大汉民族在五胡自相残杀和与汉人的仇杀之中濒临灭种灭族之危机不说（至周世宗统一北方时止，北方汉人总数剩下不到300万人），东北鲜卑民族入主幽燕之蓟城，至少是北方少数民族与长城以南的大汉民族融合的一个切入点，虽然这种融合方式实在太残忍太野蛮，但毕竟是远古蓟城近2000年后有望成为帝王之都城的曙光。

唐朝天宝年间之“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在范阳起兵，其范阳就在幽燕蓟城之地域，大唐时期是其东北门户之军事重镇。不说安禄山兵败被杀，也不说史思明先随安禄山反唐后又降唐，后又见疑于唐而再次反唐，其后被其儿子所杀，也不说这幽燕蓟城由此而演绎的一场叛臣立国之闹剧（公元759年史思明再次反唐后在远古燕国的古城址上建立“大燕”国而称帝，过了两年的“帝王”瘾），这里只想说短短7年的“安史之乱”所造成的严重的社会后果和这种后果对幽州燕京所带来的政治危机与政治前景。安史之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动摇了大唐根基，致使中国近千年来的封建社会繁荣之巅峰不再，为中国又一次走向分裂埋下了无法挽回的祸种；二是导致蕃镇割据军阀为患，大唐边陲再也不是大唐的军事重镇，成为了地方军阀恣意妄为的据点，为以后五代十国分裂割据打下了伏笔。三是大唐长安的败落，迫使其政治中心逐渐向东转移（开封洛阳），迫使其经济重心再次向东南迁移。东南经济文化的繁荣自然诱惑着北方戎狄南下掠夺的食欲，而南下的必经之路当为幽燕。其四，更为重要的是北方牢固的边防重镇的失去，为北方崛起的少数民族南下提供了方便之门。从另一个侧面上分析，我们就不难得出，随着大运河的南北贯通，原本只有东西之漕运至隋唐已能直通燕京，燕京本来作为东西南北的四通之地，此时已经成为北方唯一富庶丰饶的都会城市。自然也为燕京早日成为大中国之帝都储备了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大笔财富，这一点是恐怕连大唐皇帝李隆基做梦都不可能想到的。

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就不会出现后来的五代十国。如果没有中原五代更替，何来石敬瑭之皇帝梦？自然也就不会有石敬瑭为了做儿皇帝而主动地把燕云十六州之北大门拱手送给契丹辽国耶律德光而自毁长城。燕云之门户易手胡狄，这可是为百年之后燕京能够成为中国大古都所写下的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换一句话说，中国历史从此以后，就以此为标点而黄卷丹青，演绎着苍凉悲壮的历史篇章。以后的每一历史篇章再也离不开幽州燕京这个可亲可敬而又让人揪心的名词了。说白一点，以后无论是大汉子民，还是北方胡人，谁想做中国的皇帝，谁就必须占据幽燕，就像春秋战国秦汉隋唐逐鹿中原一样，那时历史选择了秦中大地，选择了中原腹地，自然逐鹿中原就是不容迟疑的决策（得中原者得天下）。而今，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向南移，要想做中国的皇帝，要想做稳中国的皇帝，幽州燕京之地自然成为历史的最佳选择（得幽燕者得天下）。魏晋南北朝及五代军阀混战时期，谁想统一北方，谁就必须占据幽燕，谁率先统一了北方，谁就是北方的主人。两宋时期，谁主动夺回了燕云十六州，谁就是坐稳了大汉江山的皇帝，谁收复不了幽云十六州，谁就随时有可能失去甜美滋润高高在上的皇帝宝座。两宋之亡然矣。

诚然，就大汉民族的国家利益来说，石敬瑭是中国腹地大汉民族的历史罪人，从中国多民族大一统的角度来说，石敬瑭罪在当时，功在千秋。历史如果没有幽云十六州近一个多世纪的逐鹿，就不会出现北宋末年“联金灭辽”而反被女真金兵所灭的靖康之耻，也不会出现女真金国迁都燕京（名中都）之巨变，致使北方女真金国在燕京粉墨登场，正式做成了北中国的皇帝。历史如果没有南宋末年“联蒙灭金”之举，也就不会有蒙元铁骑南下，饮马长江而迁都燕京（名大都），更不会出现一个真正完全统一的大中国，也就不会出现有“世界大都会”之盛誉的北京大都，这就是历史的必然！如果说鲜卑慕容之“前燕”是北方少数民族统治北中国的一次尝试，那么大唐叛将突厥人史思明建国“大燕”则是北方少数民族企图推翻大唐王朝而作北中国皇帝的一次闹剧。如果我们把契丹辽国陪都燕京（自公元1004年澶渊之盟算起至1125灭亡，为121年）看作是北方少数民族统治北中国的序幕，那么东北女真民族之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则是燕京历史上一次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历史转折点，它标志着北方少数民族正式统治北中国的开始（81年：公元1153年-公元1234年）。然而金世宗只思做北中国皇帝，无缘统一全中国。蒙元忽必烈则不然，他不但是蒙古可汗的忠实继承者，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统一全中国的“中国皇帝”！无庸讳言：中国大一统之历史滥觞就应该从蒙元成吉思汗写，尤其要从忽必烈写起。由此，今天我们退一万步想，如果没有当年石敬瑭争作儿皇帝的举世杰作，就不可能有周世宗收复幽云之功败垂成，就不会有北宋太宗赵光义收复幽云之全军覆没，就不会有满门忠烈杨家将抗辽魂魄异兮之凄风惨烈，就不会有徵钦二帝屈死五国城，就不有南宋孤儿寡母被俘元大都。如若不然，也许今天的中国仍然还是长城以南的中国，我们今天的飞机大炮首先对准的可能就是北京，就是北京以北的广袤的草原沙漠，而不是东瀛日本，南海纷争。

有人曾经戏言：“引狼入室”成就了一个北京古都，“引狼入室”成就了一个大中国。细想起来，除了由于长期的大汉民族之偏见而有贬于北方强悍的少数民族之侵犯掠夺和驻跸燕京外，还的确有几分令人回味之处。西晋败亡之际，西晋大将王浚私友鲜卑慕容氏而引胡乱华，难逃其责，最终自取灭亡；五代之石敬瑭引契丹辽国入关而建“后晋”国，最终后晋石重贵成为了契丹辽国的阶下囚，用“咎由自取”是道不尽个子滋味的；女真金兵是北宋徵宗请来梦想灭辽而收复石敬瑭曾经丢失的燕云十六的，其结果是徵钦二帝不但没有达到“海上之盟”之目的，反而成了东北五国城的孤魂野鬼，国殇如是也；蒙元南下，是南宋理宗皇帝赵昀步其祖宗徵宗皇帝之后尘，如法炮制“联蒙灭金”的恶果，赵昀请蒙人灭金，也是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收复中原故国失地，这是平等的请求。但其奸臣宰相贾似道却娇赵昀之旨而俯首向蒙元称臣而惹火烧身，只是苦了谢太皇太后抱着五岁的小皇帝（宋恭帝赵显）出城降元，身死西藏。外交是对等的，必须在双方势力均衡的前提下才有公平合理的盟约，否则有如石敬瑭有如宋徵宗有如宋理宗是也！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言“弱国无外交”之谓也。

耐人寻味的是，上述“引狼入室”之辈，有如隋炀帝当年开凿大运河罪在当时功载千秋一样，均以其美好的主观愿望拉开帷幕却以其无可奈何之身死国灭而告终，然其客观的社会效果却是加速了北京古都和中国大一统的提前来到，何哉？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背离甚远之故也。即或是吴三桂之引清兵入关，虽为大汉民族之王朝的历史罪人，却又未必没有为中国重新回到大一统的国家建制上来而作出巨大的贡献？是否可以这样说，吴三桂之引清兵入关，提前确保了中国北京大古都的历史地位（明朝北京之都城只是长城以南的中国首都），尤为重要的是，吴三桂私自开关，别开其陈圆圆事件不说，至少减少了李自成与南明王朝的殊死搏斗。如若李胜明亡，侧又减少了李自成征服强大的满清王朝而双方必须付出的冤魂野鬼与黄金岁月。以满清入关而必然付出的一次血腥的流血事件换来减少两次人为的举国狼烟生灵涂炭，虽然并非吴三桂之初衷，但已然成为历史事实，其功过之天平上，孰轻孰重哉？若无清军入关，仅凭狭隘的农民起义之李自成鼠目寸光之政治观念，即或加上朝政腐败病入膏肓之南明王朝的政治军事势力，能敌得过正处于政治军事巅峰膨胀期的皇太极之“红衣大炮”乎？腐朽没落的政治势力必定被新兴的先进的并且日益强盛的政治势力击得粉碎，这就是历史的规律。就两宋之联盟而言，其收复中原失地夺回幽云十六州，其主观愿望无疑是十分正确且深得人心的，但因其长期的偃武修文和自身的政治腐败技不如人，在正在迅速崛起强盛起来的北方女真金国和强悍的蒙古民族面前而国灭家亡，乃自然之势耳，何憾之有？两宋大明王朝无论如何挣扎，其最终覆亡只是迟早的问题，何谓“引狼入室”哉？

前已见古人，后惊现来者，念天地之悠悠，能不欣然而涕下乎？虽然北京古都是中国八大古都中最迟建都（公元1153年）的一座都城，然其历史内涵和浑厚比任何一座古都都要深沉，都要让人震撼。她的让人感动，比其他任何一座古都之端庄亮丽辉煌而耐人寻味解读不尽。因此我们今天研读北京古都，品味漫漫幽燕之路，在慨叹凄然悲愤之余，自然会沉浸陶醉于无可名状的自豪与荣耀之中。北京古都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统一了中国并完全统治了中国且至今仍为中华民族首都的历史大古都，虽然其最早的地方候国之城址（蓟城）是大汉民族尧帝之后人建立的，虽然北京最早的北中国都城是少数民族契丹人建立的，虽然大统一的中国都城也是少数民族人蒙古人建立的，但她始终是华夏北京的都城，始终是中华56个民族共同拥有的中国之“龙城”！今天作为世界国际化大都市，北京古都历经了3056年风雨飘摇漫漫幽燕建城之历程，跨越了辉煌与耻辱并存的850建都之艰难苦涩而又长久阻滞的坎坷荆棘，今天终于龙抬头国扬威而傲然世界。不管是过去的850年之皇都，还是今后之850年8500年乃至8亿5千年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首都，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大汉民族入主北京，无论是新疆人西藏人还是东北人台湾人香港人坐拥北京，都是中华民族的“主人”，都是中华民族的“龙种”！

2011年7月11日凌晨草成于养心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