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中的母亲　【母亲系列集之9】

o　项见闻

一九六八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湖北省监利县柳家集这样的弹丸死角之地，也概莫能外。三天一场的“资产阶级批斗会”，五天一次的“忆苦思甜会”，让所有的家庭成员人人自危；早晚的集体用餐，必须人人起立背诵的“老三篇”，让所有生产队成员诚惶诚恐。每个家庭都被划分成分，分为“红五类”，“黑五类”等多个等级。“红五类”扬眉吐气，无尚光荣，“黑五类”挨批受整，时刻接受贫下中农和红卫兵小将们的监督和改造。

我们家族一夜之间，全变成了属于地主富农的“黑四类份子”，与叛徒，内奸，反革命份子等，只相差一个等级，从此必须时时刻刻接受贫下中农和红卫兵战士们的批斗，忍受“红五类”人们的鄙视与嘲弄。可怜母亲自嫁到项门，从没有享受到所谓的“地主富农”半点的待遇，此时却要承受“地主富农”后裔的不实之控。当初从奶奶手分家时，既没有分到一分地，也没分到一分钱。据母亲回忆：只是分得几个碗，几个粗瓷坛子，和一个旧木柜，还有几个陶碗，或缺口，或裂缝，或歪歪扭扭，母亲一个都没要。母亲后来自己买了比较细腻精致一点的小碗，只留下几个粗俗不堪的瓦罐坛子，算是沾了“地主富农”的光。

对于这段不公正的命运，母亲表现得很豁达。她没有向组织申辩，也没有像本家的学嘉叔一样，与这个大家庭彻底的划清界限，只是言行变得更加谨慎些罢了。而生活却比以前过得更加艰难。因为养一只鸡，或者上街卖点自己种的菜，都随时有可能被人举报，马上强行地拉去游行示众，或被以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揪出来批斗。而贫下中农养头猪，圈几只鸭，是情有可谅的，因为他们穷，在自力更生的积极开展生产自救，精神可嘉，还可获得鼓励和表彰。

如果不是一件偶然的意外事件发生，母亲的这种艰难日生，也许就会这么慢慢捱下去。

一九七一年，正是毛主[xi]的接班人，林副统帅大红大紫的时候。柳家集的革命战士也不甘落后，大张旗鼓的组织本地有文化的人，沿途满街书写标语口号。我的父亲兄弟仨人，父亲排行老二，父亲下面的三叔父，在当时是少有的读过十年长学，又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的人，被选中作为书写标语的主要骨干。一直在压抑和战战兢兢中生活的爷爷奶奶，此时终于偷偷地舒了一口长气，家中有子能够被组织另眼相看，至少暂时不会无辜的挨批受整了。谁知第二天，有人发现三叔在墙上书写的“祝毛主[xi]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健康再健康！”的“康”字旁边多加了两点，“广”字旁，变成了“病”字旁。这是蓄意希望林副统帅快点病死，有恶毒攻击党的接班人的重大嫌疑！立时引起轩然大波，围观者云集，私语的，议论的，激昂的，嘲笑的，不以乐乎。革委会工作组很快来人，一面拍照取证，一面派人去抓三叔父，一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催”之势。

我们家成份本来就属于“黑四类份子”，这样的事一出，那还了得！其时已刚成家的三叔父心里清楚：他当时书写时，有多人在旁观看，革委会工作人员并对他的书法赞不绝口，而时隔一夜，康字旁边就多了两点，遭人陷害是明摆着的事，但已百口而难辨其身了。三叔躲到下半夜后，回来敲开父母亲门，商量父母和爷爷奶奶，最后作出决定，连夜搬往地广人稀，偏僻闭塞的湖区―项河，那里有族人的庇护，有广袤的荒地，可供勤劳的人自由开垦。父母考虑到当时事态的严峻性和生活的艰难，以及项河田多地广，紧伴洪湖，可以养活众多的子女的可行性，毅然决定和三叔连夜迁往项河避祸。

这一迁，就是整整十年。十年的文革避祸，为父亲刚正的人生书写了辉煌的篇章。父亲从一个普通社员，逐渐赢得人们的信任而担任队长，大队长，红旗支书，党总支书记……而母亲则放弃了组织上要她担任贫宣队长的职务，默默回到家里，选择做了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

十年文革的避祸生涯，母亲为了支持父亲的工作，为了七个子女的衣食和成长，呕心沥血，忘我的投入，十年耗尽了她一生最宝贵的青春；十年过度的劳作以及艰苦的环境，也为母亲晚年身患的绝症埋下了隐患。只是一生坚强的母亲，就这么始终咬牙硬抗着。正如母亲后来去世时，大哥见清在悼词中写的一样：“实在抗不住时，母亲才装作漫不经心地，轻描淡写地说出来，等到检查时，却发现已成绝症！……”

一九七一年迁往项河时，母亲刚至而立之年。大姐美娇十一岁，大哥见清八岁，已进学堂念书；二哥建国，二姐宝娇相继为五岁，三岁，以后又陆续有了我，四弟建武，五弟剑虎，共计五男二女七人。“儿多母苦”这句千年的古训，却并没有让母亲皱过一次眉头。在那个还未实行计划生育的年代里，慈爱的母亲敬重父亲，喜爱自己的每个孩子，看到我们一个个呱呱的落地，而又一个个茁壮的成长，母亲苍白的脸上一次又一次露出欣慰的笑容。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里，母亲发誓不让每一个孩子挨饿受冻……晚年被病魔折磨着的母亲，在有我们陪着她聊天时，像天下所有老人一样，经常回忆起她一生中最难忘的事情。在母亲的回忆中，一组组画面便出现在我眼前……

白天骄阳似火，母亲弓腰站在淹膝的湖田淤泥中扯秧插禾，水蚂蝗一次又一次顽强地向母亲腿上爬来，残酷的叮噬着母亲贫血的身子。饿了，母亲急匆匆地赶回四、五里之遥，还隔着一条河的家，就着一点咸菜，凉水泡饭，囫囵咽下，还一面给嗷嗷待乳的弟弟喂奶；渴了，捧几把溪水，而大多数时候是忍渴不饮的。母亲回忆道：在那个一望无垠的平地田垄上，既没有厕所，也没有茅坑。男男女女一百多号人，一起集体做工，男人们倒是方便，可以随地大小便，并口无遮拦地说着脏话，女人们内急了却无计可施。当然女人们当中也不乏性格泼辣胆大的，或被迫无奈的，或不知羞耻的女人，她们憋急了都可以装疯卖傻地方便一下。而母亲却不属以上任何一类，她从小深受外婆儒家文化礼仪的教育和熏陶，深知廉耻礼仪的重要性，另外，母亲为维护当时任生产队长的父亲的威信，她时时刻刻都严律自己的一言一行，母亲深深地懂得“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身正，不令而行”的古训道理，她怕自己的言行稍有不慎，给父亲的工作带来被动和负面影响。就这样常年累月的忍渴和憋尿，由此患上了慢性膀胱炎的老毛病，并最终成为夺走她年仅六十三岁生命的致命绝症……

晚上，待到夜深人静时，母亲又悄悄地爬起来，开始纺纱织布，裁衣纳鞋。这些都是集体劳作没有时间去做的事，而又必须去做的事情。孩子衣物备齐以后的日子里，母亲又夜里手提马灯，深一脚，浅一脚的去寻找合适的流水溪沟，下网捕鱼，常常不知不觉的就到了东方初晓，还不能让任何人发觉，以免别人说母亲晚上熬夜做私事，白天做集体活是混洋工。其实母亲为了避免在生产队劳动时，被人看出倪端，干活总是处处争先，加上她又心灵手巧，所以干活总是深得大家的好评。

集体稍有空闲，母亲便领着大姐美娇，到处砍柴草扭笆子，（江汉平原八十年代以前，民间厨房煮饭用的柴草，都是两人手工扭成麻花形，便于堆积存放和燃烧时省柴。）集攒够像一个小山堆后，用船装载到几十里水路远的朱河去卖。卖草笆子的钱，便是全家人所有的开支来源，包括日常用的火柴，食盐，点灯的煤油，和我们上学的学费。

卖一船草笆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全家人的分工协作和努力，再经历春夏秋冬四季的时间，最后才能完成，其中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我尚年幼，没有参与，是无法体会得知的。留在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扭笆子时，母亲满面的尘灰，和大哥大姐满手掌的血泡。项河流行的一首妇孺皆知的歌谣，也很充分地道出了砍柴和扭笆子的艰辛：“养女不嫁项家河，男玩刀，女玩托，装船笆子下朱河，十难这儿有九难磨……”。或许现在已在北京任国企老总的大哥，会有更真切的体会吧？儿时，多少个日日夜夜扭笆子的经历，可能是现在已养得白白胖胖，大腹便便，正享受着现代人优越豪华生活的大哥，这辈子最难忘的经历吧？母亲在多少次的回忆中说，年少懂事的大哥，那时非常体恤父母持家的不易，每天放学后，便主动和母亲两人扭笆子，从不叫苦叫累，常常扭着扭着就听到了鸡叫声，然后赶快收工，因为明天大哥还要上学，母亲还要上工。

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里，我们这么一大群孩子的衣食，成了母亲梦魂牵绕的头等大事。多少个黎明黑暗里，多少个风霜冷雨中，母亲以她博大的母爱胸怀和顽强的信念，顶烈日，冒酷暑，抗寒风，战霜雪，用她一双勤劳的双手，养育着我们长大成人。在母亲病后的回忆中，有件她漫不经心道出来的一件小事，足可见一斑：一次母亲在生产队上工，时至正午，陡起倾盆大雨，巨雷震耳，狂风劲吹，生产队只好收工。别人都就近避雨，而母亲却惦念着家里几个年幼的孩子，她不顾已全身湿透的身子，跌跌撞撞的踩着泥泞路往家赶，到了渡口，却过不了河。狂风暴雨中，船家怎么也听不见母亲焦急的呼喊。在漫天的电闪雷鸣中，心里却只惦记着孩子安危的母亲，万般无奈的跺脚直苦：“天啊！你哪么不把这鬼地方沉塌……”而她却不知道，在这种巨雷暴雨中，她站在这雷电高发的河边，随时都有被雷电击倒而夺去生命的危险。

文革的十年岁月里，母亲就是这样忘我的日日夜夜操劳，含心茹苦，呕心沥血地把我们七个子女艰难的哺育成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