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收到向继东先生寄来的样报，惊喜地发现我所敬佩的山西作家、文史专家谢泳先生的随笔《关于教科书》（见《湘声报》2011年6月10日）。谢先生与我年龄相仿，同是学外文出身，学问和见识却相当了不起，我没有机会当面向谢先生请益，但多年前得到过他寄赠的一本附有他签名的小册子，如获至宝。我十分喜欢谢文，条理清晰，明白如话，不论是小品文还是学术专著，儒雅清新，娓娓道来，在我眼里，是大家如叶圣老、胡适之那一路的承传和笔法。听说谢先生如今不编刊物了，在厦门大学做教授，有莘莘学子听讲，又有热情的读者捧场，教书、写作两不误，如此最好，谢先生独守书房，不怕耐不得寂寞。

谢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教育界、学术界目前很关心的问题，即我们的教科书，尤其是中小学语文和历史教科书长期存在的错误如何纠正。谢先生谈到了编纂教科书的“基本规则”和“教科书不能造假”的底线，并由此及彼，希望建立一个“自由、公开、平等讨论历史问题的平台”，对此我深有感触，比如我在中学学的历史，说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是美国入侵朝鲜，事实上不是这样，现在当局承认了，是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闯祸，先打过三八线，试图灭了韩国，才引来扶植韩国政权的美国干涉。金日成面对“联合国军”打不赢，于是屡屡向中国求援，毛泽东三天三夜没合眼，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翻过来翻过去”，再三权衡利弊，终于拍板，一声令下，出兵抗美援朝。

为什么当时我们的教科书不说出真相呢？按照谢先生的说法，“教科书的编纂，一般来说有强制特征，在涉及有关国家历史和文化制度方面，国家会对教科书有强制性的要求”，以体现“国家意志”，“越是国家依靠意识形态管理的制度，对教科书的编纂，相对来说越有制约，越少自由”。谢先生的意思是，古今中外，凡是官修的历史都不免“讳饰”，不可尽信，更不用说中小学的教科书。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谁叫你吃败仗没有发言权？

我完全赞同谢泳先生的看法，我要补充一点，通过中小学教科书传播虚假的历史是不可取的，弊大于利，因为孩子们总要长大，总会有自己的是非和价值判断。不过我也知道，教科书不论由谁编纂，都会打上编纂者的主观烙印，至少有不同的解读，即便像日本、台湾那样的民主社会，也有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对教科书动手脚，甚至否认、歪曲历史真相。

尊重历史需要无私无畏，我联想到已故总理周恩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率团访问越南，途径一个香烟缭绕的庙宇，发现里面供着一位“抗华英雄”，周恩来回到驻地立刻查阅《汉书》属实，第二天亲自去向这位越南民族英雄致意。我想，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怀，超越民族、国家的心胸——再想想现在有些中国人对日本福岛大地震所引发的海啸和核泄漏幸灾乐祸吧，如果是实事求是，肚里可撑船的周恩来说了算，我们国家过去在很多重大历史问题上不会出现这么多混乱。

我认为，日本、台湾有人否认、歪曲历史，我们自然表示了抗议，但有一点好，就是他们那里学术无禁区，政治多元化，所以必有人出来打对台，唱反调——你编你的教科书，我编我的教科书，不搞“大一统”，让学校或教师来决定采用哪一种教科书，这样多一道审视的眼光，编纂者不敢随心所欲，恐怕有助于教科书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当然，不采用统编教材在我们国家有诸多连带问题，只怕做不到，这才是谢先生无可奈何，念兹在兹的所在。

201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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