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云南一个偏僻的小镇。那里有大山，有江河，有绿油油的甘蔗林。春天的时候，梧桐花会开得满山遍野，诱人的花香惹来许多蜜蜂。那时候，父亲会在家里的土墙上抠出一个孔供蜜蜂居住。等到梧桐花全完凋谢时，孔里便会结满蜂蜜，父亲便会将它们一片片取出来，放在盆里，供孩子们享用。我喜欢蜂蜜那种甜甜的味道。冬天是甘蔗成熟的季节，一大片一大片的甘蔗矗立在田野，风吹过时，白哗哗的甘蔗叶沙沙着响。那时候，我和几个小伙伴最喜欢去偷人家地里的甘蔗。因为，别人家的吃着总是比较香的。

小镇上有一所中心小学。我的童年时光，多数是在里面度过的。学校不大，一共只有七间教室。但，那却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红砖房。幼时，我的学习成绩很不好。除了语文极格外，别的科目一概亮起红灯。由此，我的班主任总是罚我搞卫生。小学6年时间，班里的卫生有一半基本都是我搞的。当然，对于这样的“劳动罚”我自然是心有不满，但也只是敢怒不敢言。时间长了，便怀恨在心。有一次，我决定报复我的班主任。我将吃过的泡泡糖粘在她的凳子上，因为，我知道她每天讲完课，都会坐在讲台旁的凳子上批改作业。果不其然，那天班主任还是像往常一样看也不看就一屁股坐了下去。我在心里暗笑道大仇已报。可是，当她发现自己的裤子被害时，雷霆大怒，并发话一定要揪出凶手。我在心里很害怕，也很后悔。没过几天，我就被父亲狠揍了一吨。因为有个同学跑去向班主任告了我的密，班主任又告了我的父亲。从那以后，我变乖了许多，班主任每次罚我搞卫生，我都会搞得很认真。唯一不变的是，我的学习成绩还是一样地差。

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我这样的差生，竟然也会有一次荣誉。那是上四年级的时候。那年学校突然改变了以往常规，要求评选少先队员。少先队员这个词让人颇为激动，因为我们只在课本上见到过，课本上有出现某位国家领导人与某个学校少先队员们站在一起的合影。照片上的他们都戴着红领巾。我非常羡慕那些少先队员。也非常敬重红领巾，因为，老师说过红领巾是用战士的鲜血染成的。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有一块红领巾啊。学校要求每个班级评先十名少先队员，由学生选举，每个人都有参选的资格。我的票数是39票，全班有40个人，就唯独我没有举手。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是全班票数最多的一个。我想，班主任更是想不到吧！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我在德智体美劳上的积级表现，而是因为我很合群，我和所有同学都很要好。出于友情，也必须选了我。我在心里乐开了花，所以，很盼望六一儿童节快些到来，因为，儿童节的天，校长会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亲自为少先队员戴上红领巾。可是儿童节还没到来，学校却要求我们先交钱，一个少先队员三块钱，说是买红领巾用的。我在心里虽然有些失落，但还是兴冲冲地跑去向父亲要钱，父亲对我怒吼道：这种东西应该是由学校负责的，买来的有什么用。但他还是掏了三块钱给我。儿童节那天，心情非常激动，当校长为我戴上红领巾的那一刻，我还感觉我还是在做梦。可是，激动的心情没维持几天，逐渐就灰复到了平静，我的成绩还是一如既往地差，卫生还是一如既往地搞。

小学毕业，我以全班倒数第五名的成绩侥幸考上了一所垃圾中学。那所学校在镇外的一公里处，面积同样不大，但，那却是我见过的最高的楼房，一共有三层，一层是初一，二楼是初二，三层是初三。一个年级有三个班，我被分在了初一（2）班。和在小学一样，班主任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不过，是个男的。

我在初中的学习成绩，更是差得惊天地泣鬼神，就连我语文也一塌糊涂。而且我还学会了逃课。

在初一，我认识了两个铁杆姐妹。一个叫陈晓欣，一个叫许蓉蓉。我们三人虽说不像刘关张般桃园结义，但也算得上是能为彼此两肋插刀的知已好友。我们三人，除了吃饭睡觉外我们几乎形影不离，就连上厕所也要拉着一块儿去，所以总有人说我们是穿了“连裆裤”。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三人的学习成绩，可谓是不分上下，通常换着拿第一名----倒数的。而我们的父母，却从来不过问我们的学习成绩。因为，他们太忙了，忙得让自己孩子在学校里自生自灭。所以，那时候我们很自由。那时，我们干得最多的事，莫过于逃课和偷甘蔗。我们通常会在上课时分，悄悄溜出教室，然后再翻墙跑出校。一开始，老师还会追究其责任，后来，见我们屡教不改，也就不再管了。因为在老师的眼中我们已经是属于儒子不可教的学生。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再在我们身上浪费精力了。这到好，我们三人更加肆无忌惮，学校像是一个游乐场，高兴了来，不高兴了走。那时候，我们并不像别的同学一样有学习上的忧虑，当然也从不去考虑最后的结果。我们只知道，那时候，我们很快乐。别人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是结婚的时候，而我的一生中，最快乐的就是初中三年。

由于学习成绩很差，初中毕业，我没有考上高中。陈晓欣和许蓉蓉也不例外。就这样，我们告别了学子生涯。

三年后，我离开了家乡小镇，跟着邻居的姐姐到省城打工。在繁忙而枯燥的工作之佘，我时常想起家乡的小镇-----梧桐花、甘蔗林和在学校的那些日子，还有我的同学、朋友们。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