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早年汪国真在写过的一首诗中说：“这个世界上真正潇洒的人不多，故作潇洒的人不少。”于是想到中国的读书人活得委实不轻松、不潇洒。稍微读了一点书之后，被各种似是而非的道理弄的一塌糊涂，又是入世，又是出世，又是道，又是佛，难怪郑板桥先生感慨要“难得糊涂”，难怪鲁迅先生说：“人生识字糊涂始”。然而要想真的糊涂、真的潇洒则何其难也。　

中国古时候的读书人，讲究“学而优则仕”，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等于是依附于权力，一朝被权力亲近则“衣履不系”，一旦失势，则昏昏然归于山野而自命清高，故作潇洒。有个别凤毛麟角者，因拒绝权势的诱惑而远离官场，则形成国宝，但就其精神，也是异常的分裂，原因在哪儿？要叫我说，问题出在我们的文化是分裂和矛盾的，且没有一贯的精神信仰。其实西方也没高明到哪里去，以色列的谚语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尼采说“上帝死了”，但即使是上帝死了，却留下了宗教。西方好也就好在有宗教、有信仰，因为有些问题实在弄不清楚，就推给上帝，连霍金都说“上帝的手”是宇宙的第一推动力。而伊斯兰人则按照真主安拉的指使生活，为了真主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以人体为炸弹。只有中国没有宗教、没有信仰，东汉末年虽然整了个道教，但还是为了养生而弄的，显得不伦不类；就算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几经演变，越发的变得似是而非，弄到最后什么都是空，什么都要破，于是更是无所坚持。倒是儒家学说讲究现实，讲究方正，讲究经世致用，可后来经宋明理学的诠释，变成了教条，到“五四”时被不加臧否的一概予以否定，到头来更是弄的后人不知坚持什么好，况且儒学倡导的所谓“经世致用”说白了就是“实用主义”，与精神层面的需求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就说现在吧，连主流舆论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不再提了，这才几年就被改变了，你让人们坚持什么？也难怪，朝代的更迭，图腾物的替换，在中国上古就有传统，正应了那句“城头变换大王旗”。因为变换的太快而无所坚持，虽然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但是那些文化就像现在的政策一样，因政出多门而各自打架，“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当这些文化面对西方物质文明冲击的时候，一切全都崩溃了。正如《天下无贼》中所说的那样：“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不过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又发明了另外一个词——“多元化”，因为多元，所以我们各自不同的观点就显得合理了，并以此来安慰自己，这还真叫一个“绝”。多元化说的好听一点，是彰显了个性，或者说叫“以人为本”，或者说叫“人性的回归”。似乎与西方的“文艺复兴”相媲美了，相衔接了。岂不知弄到最后，什么玩意都显露出来了。表现在人性方面，什么奸巧圆滑，诚信缺失，道德沦丧；表现在社会生活中，什么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什么煤矿爆炸、黑砖窑事件等等；什么房价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什么造假事件、华南虎事件、食品安全事件、强拆事件等等，简直曾穷不出。如此迅速的发生，却又迅速的被覆盖，倒真的应了那句“神马都是浮云”。　

网络媒体的快捷在为人们获取信息提供了方便的同时，也为各种客观存在的消极现象提供了传播的渠道，由政府启动的经济改革在为人民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打开了“一切向钱看”的“潘多拉”魔盒。真相变得扑朔迷离，各种不同角度的解读，使普通大众变得无所坚持；生存的压力使人们的心灵空间显得日益的狭窄；社会精细化的分工渐渐将人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匆忙而单调的生活使得日子变得异常的乏味；无限大的网络世界使得人们的内心越发显得空荡；“丛林法则”和“潜规则”的存在，使得竞争变得的无序；司法腐败和个案逾越道德的判决让法律也变得苍白无力......　

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权力在刻意的回避问题的实质，主流媒体在努力的塑造新的高度，而人心却在日益的萎缩，用一个谎言掩盖另一个谎言，双重性格乃至多重性格的人们无处不在，点滴真情和应该具备的道德和职业操守竟能感动中国，嘲弄、反讽和戏谑难道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难道我们就该在困惑、挣扎、无奈和麻木之中永远的生活下去？我们到底该坚持些什么？　

破坏一个世界是简单的，而建设一个世界则是异常的艰难。既然我们已经没有信仰，我们只好接受这个现实，并按照“实用主义”的精神要求生活下去，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就正如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地一样来选择我们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如此，我们在渴求社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心灵的安全而不得的情况下，也许只能在庸常的生活中，坚持一点兴趣、一点爱好，并以此来安放自己的灵魂，总比永无休止的无奈和分裂下去要好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