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听人们戏谑读书人，说“知识越多越反动”。细细一想，这里面有不少值得探讨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叫知识分子就很值得玩味。什么样的读书人才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怎么个分类的？为什么知识越多就越反动了？如此说来还不如不要知识。但是反过来一想，我们正在构筑知识型社会，怎么可能不要知识呢？要知识自然要知识的载体，知识的载体可不就是知识分子？不但要，而且还要“和谐”。所谓的“和谐”就是叫你知识多了还不要反动。

那么，什么叫知识分子呢？以笔者看来，就是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以脑力劳动为主体的个体的人或一类人整体的集合。我一般不喜欢对什么个东西下定义，所以这个定义下的也不伦不类。但2004年底有个以《解放日报》评论员为谐音的作者叫吉方平的，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篇叫《“公共知识分子”论》的文章，后有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他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定义下的比我下的那个定义还混蛋。很简单因为知识分子早在我中华的历史上就有了，而中华历史肯定是比党的历史要悠久的多。准此，他的这个马屁拍的实在不像个知识分子。

那么什么样的读书人才叫知识分子呢？如果以读书多少来论，该分为大知识分子、中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这么说院士、博士、硕士该算是大知识分子了，依此类推学士可以算中知识分子，学士以下读过书的人就是小知识分子了。

但是怎么就还感觉到不是这么回事？比如那些搞政治的人，也读过书，甚至还是博士，自然也有不少的学问，而且也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但他们很明显不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所以我上面下的定义也是狗屁不通。因为就如数学上的集合一样，只说了他们之间的交集，而没有相交的部分却没有说出来，所以要给知识分子分类确实是一件麻烦的事。

但是我记得西方的一位哲人就曾给知识分子分过类，他把知识分子分为三类，一类是幕僚型知识分子，即葛兰西称之谓“统治集团的管家”；一类是技术型知识分子，就是技术专家；一类为人文知识分子。前两者好理解，因为可以结合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比如古代就流行过“养士”，其实就是幕僚，其幕僚和士就是知识分子了，现代的幕僚说白了，就是秘书，是某某研究中心，其特征还是脱不了一个“养”字。与下面所说的“上书房行走”属于一类。

而技术型的知识分子应该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了，他们搞的都是高科技，比如古代的张衡、李冰等等在现如今就是工程院院士，他们到底为社会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所以这一类知识分子是应该值得人们去景仰的。遗憾的是现在的院士选拔，竟然也有政府官员参与候选，遗憾的是现在的某些技术型知识分子对专业外的事情指手画脚，把“专家”变成了“砖家”，遗憾的是某些教授也搞起了潜规则，把教授变成了“叫兽”，玷污了技术型知识分子的称呼。

惟独人文知识分子很复杂，所以还要作进一步的划分。鄙人不揣冒昧，对人文知识分子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风花雪月型、考古型、隐士型、上书房行走型、和脑生反骨型。且容小子一一析之：

首先是风花雪月型。好理解，这类知识分子就是不问时世，“春有鲜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像古时候的李白、李商隐、柳三变、唐伯虎等知识分子就是这一类，他们或是不满权贵而流连于山水之间，或是不被权贵所容而嬉戏于青楼红粉之中，或是蓬头跣足于闹市，或是醉心于琴棋书画，而藏于山野寺庙。参差不齐，要用现实的眼光看这一类人，就是颓废，就是无聊。但他们却以为人生苦短，如白驹过隙，或嬉笑怒骂，或对酒当歌，或对着天空和星星哀叹。虽对社会无益，但也无害。

其次为考古型知识分子。考古型的知识分子与其他知识分子还是有所区别的，现代的时势他管不着，因为闹不好会扣上“右派”的帽子，所以沉入故纸堆里，如清朝初始时就以考据著称，为什么？怕文字狱，所以才考古，但是考本国的古还是有危险，于是索性就考外国的古，介绍一些外国的东西，离里中国更远。但这类的知识分子不是没有思想，而是怕，但是骨子里仍有悲悯情怀，所以或借古讽今，或借外讽内，以微风细雨润之。这类知识分子可敬，但也可叹。难道不是吗？

再次就到了隐士型。隐士型的知识分子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都很多。这叫打不过你，我让你，我自己图开心，图消遥。以老子的思想为宗旨。这类知识分子经过了打和博的阶段，知道时世、世事的不易。之所以归隐，一是觉得不好玩了，如以鸟般“恋旧林”的陶渊明，如鱼般入西湖的范蠡，再不济就象王国维也投入了颐和园的湖，等等等等。二是不带你玩了，因为负有盛名，不便于消灭，不如就让你归隐。变大隐为小隐，隐于野。到底落得了善终。这一类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再再次为“上书房行走型”。这一类的人也算是知识分子，而且有不少还是弘学大儒，美其名曰：“大隐隐于朝”，他们以皇上的圣旨为载体，推动社会的变革。这也怪不得他们，其一是志向所然，如孔子曰：“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且又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实在要怪的话，就怪皇上太英明了，士能为我所用，何乐不为？唐太宗开科举取士后大喜：“天下士子尽入我瓮中也”。而士子却甘心被驱，且谓之“士为知己者死”。这似乎竟成为士的最高目标了。比如现而今的两院院士，谁不垂涎？即被统治者视为知己，且又有丰厚的俸禄，自然得为主人效力，这么说称之谓“御用”也就不过分了。其二为生存所迫，如果要养成独立的思想，最简单是要有住处，有衣足，有饭饱，至于要求“食有鱼、出有车”那已是将自己买了，在待价而沽呢。如果切断了他们的面包，或干脆将其共产，你还不乖乖的投靠于面包？悲兮，面包！面包，悲兮！所幸现在不搞共产了，在搞私有制，也许将来有了“破帽遮颜”、有了面包，他们就不在上书房行走了，也未可知。

该说到脑生反骨型的了吧，所谓脑生反骨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敢于直面现实，且心存济世情怀，不甘被豢养，独立特行，与体制保持一定的距离，于体制外叫嚣，他们不是隶属于某一个人，某一个集团，而是属于自己，善于整个社会。如飞蛾扑火也在所不惜，可惜的是他们的声音一般不被听到，一方面是没有他们说话的地方，就是偶尔被听到了，人家也装着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属于体制外的声音。很不好听，甚至很难听。所以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就很难找到了，简直成了国宝，如李贽、如鲁迅。就连鲁迅还有人不认为他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不是学士、不是硕士、更不是博士。这些知识分子因为不能造导弹，不愿在“上书房行走”，不甘被收买，像“一条老狗”样的一厢情愿的在叫，所以活的很累，很辛苦，如在元代就被放在乞丐之上，放在官、吏、僧、道、医、工、猎、民之后，谓之老九，甚至就连老九都在加一个臭字。可是因为他叫的声音传的远，所以属于公共的。

准此我以为区分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否具有公共性，是否具有自己的灵魂，其“分水岭”就是在于是否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叫。而今连这样叫声都很难听到了，都被收买在上书房行走了吗？还是考古去了？抑或是玩风花雪月去了？所以只剩下一些四不象在走俏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