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

老人们在教育子女的时候总会说这样的话：我吃的盐要比你吃的米还要多。要么还是：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要长。言下之意是在说他们见多识广，阅历丰富。这是老人们在炫耀吗？

随着一个人年龄不断的增长，生活中或多或少总会碰到一些不尽如意的人和事。心理素质好的人总会把生活中的坎坷当作积累人生经验的聚宝库。有着如此心理素质的人往往能迎刃有余的处理来自生活各方面的冲击，因此他们成功的机会有很多。

这是一种境界，能驾驭这种境界的人却很少。

打个比方说，某人为丢了一件心爱的东西一直耿耿于怀。他甚至到了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的糟糕境地。他始终没有想到，被丢失的东西其实是身外之物，而真正值得珍惜的东西是自己的心情与生活状态。这样的人是典型的名利主义者。

诚然，人毕竟是感性动物，内心脆弱的一面往往会表现的淋漓尽至。而人的另一种潜能却在遭遇波折的时候很难发挥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平凡的人多，出类拔萃的人少。还如，这是不是取决于一个人能吃多少盐，能过多少桥有密切的联系？一个人承受压力的极限到底有多大，有时并不取决于盐或桥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对自身价值的理解程度与处世方法。

淡泊处世，低头做人也是存身立本的最高境界。有多少人能达到如此境界，其实生活中处处都是例子。追逐名利是人的本性，一如女人追求财富，男人追求权势那样，人往往败给自己。

睡一觉去求一美梦，醒来后才知道一切都是空。

（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母亲只过过一道桥，那道桥永远用一种姿势面对四季不同的颜色。那道桥支撑我的母亲日复一日的日出而作，年复一年日落而息。还有那些坑坑坎坎，田间地头，无处不洒满我母亲的青春与汗水，欢乐与悲伤。

我的母亲，一位从旧社会走出来的龙钟老人，一生中并没吃过多少盐。这与当时特别的局势有着密切的联系。穷人吃不起盐，买不起盐是一种时代扭曲的现象之一。

母亲生于一个半破落家庭，我外公是一位半医半私塾出身。他一边教书一边给人看病，这在当时称得上是奇才了。到头来，外公终其一生始无大成。而我的母亲，八岁就没了亲娘，从此象一根苦草。许是外公耐不住寂寞，在外婆去世不到半年就匆匆续了弦。殊不知，外公已无形中把我的母亲推向苦难的深渊。刚刚进门不久的新外婆立刻暴露她刁钻刻薄的本性，她对待我的母亲就象对待一名下人一样冷酷无情。洗衣作饭，劈柴担水的活全部压在我母亲一人身上。如果我母亲稍有不慎，她立刻会遭到新外婆的辱骂或殴打。而我的外公生性软弱，因此他对我母亲的遭遇只能听之任之。

当时旧社会还没消除女人裹足的恶习，而一向逆来顺受的母亲为裹足的事与新外婆产生了强烈的抵触。为此，母亲不知遭到新外婆多少毒打。外公实在不忍看着我母亲受罪，万般无奈之下便把我十五岁的母亲匆匆嫁了出去。母亲因此逃脱了裹足的厄运。而迎娶我母亲的男人则是在其父的胁迫下完成了这桩并不美满的婚姻。这个男人就是我父亲。

当时的父亲正在某县城师范就读，后来因学潮事件受到牵连而遭到日寇的通缉。辗转逃回家乡的父亲已经受到新思潮的影响，他很难接受祖父强加给自己的陈规教条。因此，父亲与祖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时有发生。为了遏制我父亲新思潮的思想，祖父就在暗中操作了我父母的这场婚姻。相比祖父的作为是想籍以婚姻这条绳索栓住我父亲桀骜不驯性格。然而，祖父的行为恰恰激发了我父亲更强烈的逆反心理。

母亲生性善良，但她一字不识，这与我父亲的学识有了明显的反差。新婚不到十五天，我父亲突然象人间蒸发一样失去了踪迹。父亲这一去就是六年，祖父为此大病了一场（母亲语）。两年后，祖父突然收到我父亲的一封家书。原来父亲早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父亲的家书顿时给这个凄凉的家庭燃起希望之火。祖父捧信嚎啕大哭（母亲语）。

母亲在向我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说，她始终坚信我父亲还活着，他只是不想回家，不想见到他不喜欢的女人。母亲说这话的时候露出淡淡的笑，却丝毫不说我父亲的半个不是。由此可见，母亲对我父亲的爱是深沉而宽宏的。

母亲的思想单纯，她考虑问题从不拐弯抹角。这不表明我母亲是没有心智的人，而是生活阅历及各种挫折赐于她该如何做人的准则。就是在人人想又红又专的年代，母亲从不刻意把自己修饰成为核心人物。她也不接受公社领导对她的赏识或提拔，而是默默履行一名普通社员的职责。这也许就是人们尊重喜欢她的原因之一吧。

母亲常说，我能有个家，有自己的丈夫，有自己的儿女，这已是老天爷最好的恩赐了，我还能向老天爷要什么呢！这就是我母亲，淡泊名利，知足常乐。但当母亲谈起父亲的时候，总是掩饰不住她痛苦的面相。

抗战时期，父亲是一名从事敌后情报工作的负责人，因此他与敌人接触是常有的事。就因为这种原因，在文革时期他被人扣上了特务，反革命的帽子。末了又给父亲加了一顶地主余孽的帽子。在当时的形势下，任何一顶帽子会使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瞬间崩溃，何况三顶帽子同时压在父亲的头上！父亲因此有过多次自杀的念头。母亲为了防止悲剧的发生，她走到哪就把父亲带到哪。母亲宁愿把不懂事的一双儿女用绳索捆在家里，也不敢把我的父亲单独滞留一处。可想而知，我父亲的精神状态是多么的糟糕。到后来，由于母亲在公社的积极表现，父亲的日子才稍稍好过了些。但扣在他头上的三顶帽子到一九八零年才被彻底摘除。再后来，政府为了承认我父亲在抗战时期的贡献，特别在每年发给我父亲五十元的抚恤金。五十元对一个家庭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而对长期饱受屈辱的父亲而言已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了。

那一年我才十岁，晚上经常与父亲同榻一室。父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半卧在床上抽烟不止。

父亲，您在想什么？

父亲一生耿直且孤傲，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他为自己的性格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父亲在临终时拉着我的手说：你们兄弟三人只有你的性格太象我。这样要不得，得改！

父亲的话就象一口警钟一直悬在我的头上。但是父亲啊，您还活在我的血管里。关于您儿子的失败，这不是您的过失，而是我的错。

父亲去世已有二十二年，关于他的是非功过，早已化为尘埃。

至于母亲，您还在，但您终究是儿的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