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到此,我很少提及犹太教、基督教以外的作者,例如,无神论者。
其实,这不是有意忽略,而是没有许多话说。如果一个无神论者拒绝宽恕,我完全能够理解。宽恕的本质是宗教的,宽恕的本源是对神的正义的信念,宽恕本身就是一个有神的概念。抽离宽恕的宗教背景,那是对宽恕的阉割,剩下的将不是宽恕,而是“难得糊涂”的糊涂。谁也不能假装看不见宽恕的神学内涵,幻想一种不需要宗教信仰的绝对伦理价值──比如宽恕──不是天真,就是迂腐。
如果没有神,你凭什么宽恕?
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神,谁会找你忏悔?你宽恕谁去?── 一切免谈。
邵建告诉我们:中国的古语其实没有表示“宽恕”的词,“恕”字的本义没有宽恕的意思(“恕者,度己量人之谓也”),与宽恕接近的词是“宥”,但也不是宽恕之义,它不是精神范畴,而是指刑罚的解缓(“宥谓宽宥,罪谓故犯,过轻则赦,罪重则宥,皆解缓之义也”)。这事儿我一点也不惊奇:很正常,说明老祖宗节俭,决不创造一个用不着的字(没有这个东西,要这个字干什么?)──还可以继续考证:比如,“爱”的古义是爱吗?…
邵建生动描述了鲁迅先生死前的宣言:“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对于一个深受虚无主义吸引的无神论者,这是十分合乎逻辑的选择。但既便在此时,鲁迅先生比照的,还是基督教的宽恕(“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理解并尊重先生的选择,它至少不虚伪,但我不欣赏这类答案。彼此怨恨太容易了,不需要什么道德张力。
然而,决不能因此低估了鲁迅式的“不宽恕”所蕴含的道德意义:这只是在拒绝宽恕吗?不!先生更是在拒绝宽恕所依托的信仰。
邵建明显地受到了宽恕的吸引,那是因为他在理智上接受了基督教的观念,但最终他还是放弃了回答,他做得对。置身信仰之外,凭什么宽恕?还有:凭什么不宽恕?
“一个都不宽恕!”──真是掷地有声。然后呢?当然是报-仇-雪-恨!
我们民族的历史不正是如此吗?
八
话到最后,是最苦涩的。我还想理解为什么会有纳粹?和为什么会有卡尔这样的纳粹?
辛提亚•奥齐克,在他充满愤怒和哲理的回答中,提出了这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难道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所受到的教育不能阻止一名小孩儿长大后成为一名党卫队员?
这个问题不用回答:事实如此。卡尔自愿加入了希特勒青年会,随即就离开了教堂,几年后,他自愿参加了党卫军。这一选择是至命的:他成了杀人凶手,很快在痛苦中死去。
卡尔离开教堂的时候16岁,是个少年(当年红卫兵的岁数)。这是最容易受到诱惑的年龄,在这时,如果有许多人鼓动你十六岁的儿子加入“伟大的党”所支持的青年团体,并且告诉他这个团体是由何等优秀的青年组成,他们将如何为祖国的强盛、民族的复兴带来希望,他们将如何为一个伟大民族的生存带来必不可少的物质财富、神圣领土、生存空间…,你真相信你的儿子能抵制得了这一诱惑?换上你自己,换成现在,在那个年龄,你能吗?
我不想为卡尔开脱,他自己做出了选择,成了罪犯,也受到了神的惩罚。我只想理解他当时是陷入了一个怎样的诱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诱惑?这一切只是一个少年的责任吗?成年人,包括卡尔的父母、卡尔的老师、“德意志先进思想”的阐释者──好比尼采、海德格尔…他们没有责任?
卡尔的母亲对威森塔尔解释说:
“你也知道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是怎样教唆孩子对抗上帝和他们的父母。”
卡尔的父亲始终是清楚的,他完全明白:“他们已经把我们的儿子从我们身边夺走了。”但他为什么没有阻止卡尔离开教堂?在卡尔要加入希特勒青年会时,他为什么没拼上老命:“兔崽子,你敢去学坏,我打断你的狗腿”!? 失去双腿而留在教堂难道不强于整个身体落入恶魔之手?卡尔的父亲沉默了,始终沉默着,做为一个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他是不是认为哪怕另一个品牌的社会主义也比天主教“更先进、更科学”?他所接受的启蒙主义教育是不是他自己很少去教堂的原因?这样的父亲又怎么阻止儿子离开教堂?
可怜的父亲!他知道儿子被夺走了,但他不知道儿子是怎样被夺走的:趁着卡尔年幼无知,他们绑架了孩子的信仰!通过系统地排斥、贬低、丑化基督教,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先进文化”成了这桩绑架案的协从!纳粹主义轻而易举地进入了欧洲人的灵魂深处,进入了启蒙学者给近代欧洲留下的大片信仰真空,这是何等的默契?仅仅利用仇恨和民族主义这两根极其原始的绳索,纳粹娴熟地控制了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思想和意志。
那是一片怎样的精神荒原?在其上纳粹是唯一的野草么?
经上说,“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人对诱惑并无免疫力──尤其是弱者。但人们四周为什么到处是系统的、目的明确的、精心设计的诱惑,这是怎么回事?它们来自哪里?毫无疑问,一个使千千万万妇女儿童暴露在诱惑之开阔地的社会,一定是恶魔当道的社会!
然后发生的事是威森塔尔熟悉但又不熟悉的:一次精神的大屠杀,然后奴役他们的肉体!──这还算是“高等人”的待遇,对犹太人,纳粹则直接消灭了他们的肉体,然后用他们的皮肤做灯具!
纳粹是结束了,但诱惑之开阔地缩小了吗?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毁灭结束了吗?对最基本的伦理道德的轰炸结束了吗?对人的肉体──甚至皮肤、器官,甚至在她们活着的时候──的商业利用结束了吗?
大屠杀真的结束了吗?谁?到底谁还在无休无止摧残着现代人类的精神乃至肉体?
卡尔曾是一个天主教徒,但他变成了纳粹。天主教徒成了纳粹,那么党卫军是天主教军队么?不是!恰恰相反:纳粹非但不信仰天主教,反而处心积虑破坏教会、控制教会、瓦解教会。纳粹是教会的敌人,它属于一种敌视基督的意识形态,它的意图是取而代之,让自己的偶像成为万民崇拜的对象。
有如一块巨大的浮冰,从基督教的大陆分离而出,骤然成势,进而差一点统治了整个世界。这一运动以分离开始,终将以毁灭告终。卡尔就是在这一分离运动中脱离教会、成为纳粹的。这一运动叫国家社会主义吗?不!它的名字叫当代无神论,这一运动起源于多神教文化的复兴,形成于启蒙运动──断头台的创立者,因此,我更愿意称之为启蒙无神论。纳粹只是启蒙无神论运动的右翼,它还有左翼、中路,林林总总。启蒙无神论产生于基督教文明,在纳粹德国之前一个世纪开始统治欧洲。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有组织、极端意识形态化的无神论,有史以来最有知识、最傲慢、最具暴力倾向的无神论。
这是一次以人文思想和世俗欲望为武器的大规模的信仰反叛。这段历史真是惊心动魄!一个以爱为信仰的文明中,产生了难以想象的、恶性膨胀的仇恨:新教对天主教的仇恨、农民对领主的仇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仇恨、雅利安人对犹太人的仇恨、国家对国家的仇恨、民族对民族的仇恨、性别对性别的仇恨…这些仇恨终于在上个世纪全面爆发了。于是产生了世界大战、产生了纳粹德国和一系列现代集权国家,及诸如此类五花八门的“新生事物”。
史无前例的暴政和灾难,包括奥斯维辛,使几千万人的生命就这样成了牺牲品,成了当代偶像崇拜的活人祭,六百万犹太人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愤怒的奥齐克是这样描述当代偶像崇拜的:
每一个偶像都是摩洛神(m•l•ch)的一个影子,需要人们以鲜肉来喂食它。越是献身于偶像,越是需要无情地把笃信者的肉扔给他。戒律反对偶像崇拜,首先就是要反对牺牲,是出于同情才这么做的。…
摩洛神的胃口是填不满的。开始只拿犹太人喂它,到后来它甚至要吃教堂里的辅祭。
这是比奥斯维辛还要巨大的罪恶:奥斯维辛只是结果,它却是原因;奥斯维辛过去了,但它并没有过去:摩洛神一边吞噬、一边还在寻找它的下一个牺牲品。
发生了这样的事,教会有责任吗?当然有!欧洲几乎成了一片异教的土地,教会不能说自己没有责任。天主教会曾出现的世俗化和腐败,诱发甚至鼓励了希腊异教文化的复兴;当年马丁·路德为了反对教权,不惜使教会依附德意志诸侯,他有没有想过以王权铲除教权意味着什么?一个基督教领袖,主张从德国清除犹太人,没收掉他们的“全部现款、珠宝和金银”,还要“放火焚烧犹太人的会堂和学校,拆毁他们的房屋……让他们寄宿在棚子里或马厩里,像吉普赛人那样……处于痛苦的监禁中”,这怎么可能?谁给他启示了这种主张?
马丁·路德全然忘记了当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宽恕,他的爱之中隐藏着对整个一个民族的仇恨──而且是对产生了基督教的“信仰的长兄”的仇恨。很多犹太作者都指责基督徒的宽恕应该为大屠杀负责,因为教会没有起而反抗纳粹。这一观点短视了,而且倒置了因果。教堂不能成为碉堡,它的责任是防止碉堡的产生。大而观之,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起源于欧洲社会对犹太人的仇恨,这仇恨不是纳粹发明的,纳粹只不过发现这种仇恨的巨大的政治价值,有意加以推动和利用。正如威森塔尔告诉我们的:在欧洲,对犹太人的仇恨由来已久。耶稣在十字架上宽恕了犹太人,但马丁·路德不宽恕,越来越多的人忘记了耶稣的宽恕,反而以十字架为仇视犹太人的理由。这种观点对德国的反犹主义有没有贡献?
所以,从一个大的时间尺度看,是欧洲文化的不宽恕──而非宽恕──造成了奥斯维辛;是欧洲大陆对基督信仰的反叛──而非对信仰的坚守──造成了产生纳粹的社会。这个社会是如此有利于魔鬼:纳粹政权甚至是通过自由而公正的民主选举产生的。
九
还有希望吗?这一切发生后,人,还有希望获得宽恕吗?
在奥斯维辛之后,还有宽恕吗?
宽恕来自信仰,所以问题还可以这样提出:奥斯维辛之后,还有没有信仰?
库什纳告诉我们:“被宽恕是一件奇迹。这个奇迹来自上帝,来自上帝选择要加恩于我们,而不来自我们的要求”。
说的对。被宽恕是一个奇迹,所以宽恕也是个奇迹。信仰,难道不是奇迹吗?
只要上主在,信仰的恩典就源源不绝,那是主所意愿的;只要信仰在,就会有宽恕,那是主所要求的;只要有宽恕,就会有纯洁的爱,那是主所命令的。
我们都知道:主就在那里,一直在。上帝没有死,祂仍是一切存在的根基。
尼采死了,希特勒也死了,他们先后陷入疯狂,且死得很惨。
本文已被编辑[烟雨琳静]于2005-1-23 22:29:19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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