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陇上铁汉”安维峻诞辰157周年系列报道——

爱国志士安维峻

焦录生

安维峻，公元1854年7月17日出生于秦安县西川镇神明川村，字小陆，号晓峰，一号渭襟，晚号柏崖、槃阿道人。他性格耿直，志向非凡，聪颖过人，5岁就能识楹联中字，小时接受了父亲安永吉严格的启蒙教育。由于家境贫寒，加之适逢同治兵乱，入学较晚，16岁才得以专一读书。入学后，他勤奋好学，刻苦攻读，格外珍惜学习的机会。真正践诺了他在未入学之前所感叹的：“他日倘有缘，当夜以继日，以补蹉跎”。光绪元年中第一名解元。光绪六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九年改授编修。光绪十九年，任都察院福建道监察御史。光绪二十年因上《请诛李鸿章疏》，被革职发往军台。光绪二十五年回归故里。光绪三十年在陇西南安书院讲学二年。光绪三十二年辞馆归里，在老家神明川村南关帝庙开办私塾。光绪三十四年总纂《甘肃新通志》于兰州。宣统二年夏，《甘肃新通志》告成，赴部引以内阁侍读用，浩然欲归，京师大学堂挽留为总教习。辛亥革命后辞官归里，杜门著书，鬻卖书画，经心农作。编辑谏稿和诗文集，撰写家谱，以成一家之学。公元1925年10月15日卒于老家柏崖山庄。著有《望云山房诗集》、《望云山房文集》、《谏垣存稿》、《四书讲义》，主编《甘肃新通志》100卷81册。

纵观安维峻的一生，虽然仕途坎坷，命运多舛，但他一心为国，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崇高品质却至今放射着不朽的光芒。任福建道监察御史时不到一年，他连续上疏六十三篇，参劾大小官员达百余人次，大部分是当时炙手可热的达官宠幸，触动一人都有被革职、杀头，甚至于满门抄斩的危险。加之当时政治黑暗，统治者昏晕无能，外敌频频入侵，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个地方官员，能够以国家的命运前途为己任，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直言进谏，为国效力者能有几人？被誉为“陇上铁汉”的安维峻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位谏官。他在《劾中官招摇片》中指责太监“狼狈为倚，遇事招摇”。当时太监是慈禧之耳目，招惹太监就是招惹皇太后。但安维峻并没有畏惧皇太后的强权，大胆揭露了太监的丑恶行径。尤其是在《请诛李鸿章疏》中，他直言不讳的写道：“窃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当倭贼范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米煤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而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则故意勒掯之。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义愤填膺地历数了李鸿章的买国行径。从中不难看出，当日本侵略者大肆入侵祖国领土之际，手握重兵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不是团结激励号召他的将士抵御敌人的进攻，而是担心自己“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原来他不主张抗战是有不可告人的“隐情”的。更有甚者，李鸿章竟然在朝廷主张抗战时，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米煤军火，勒掯我军粮饷火器，不许将士言战，闻败则喜，闻胜则怒。哪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听到这样丧权辱国的事情不产生愤慨之情呢？哪一个热爱祖国的仁人志士看到这样的情形不心急如焚呢？这样等着发国难财的官员该不该弹劾，应不应该严惩，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当时，谁又敢对手握重兵，又格外受皇太后宠幸的要臣说一个“不”字呢？仅仅是六品小官的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说了，而且说得掷地有声。他说出了当时中国人从朝廷官员到普通百姓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他急国家之所急，他想人民之所想。为了抗击日寇，捍卫祖国，治国安民，他冒着会被杀头的危险，拼死一奏。其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必将气贯长虹。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辞海》对李鸿章的注解中写道：“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避战求和，招致战争失败和北洋军覆没，……”。事实上，历史的结局又非常滑稽的对安维峻的这份尚未采纳的奏折作了一个令人置信的诠释。安维峻后来谱写的《谢子和见和除夕感怀原韵，叠次奉答（其九）》曰：“北风雨雪暗相催，一唱刀环度陇回。小草在山名远志，移根怯向日边来。”充分表达了他与投敌卖国的奸臣不共戴天的思想，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爱国精神与刚正不阿的高贵品质。

不仅如此，在这份奏折里，安维峻还将他刀剑一般锐利的笔锋直接指向当时最高掌权者慈禧皇太后。他说：“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在常人的眼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谁在“太岁”头上动土，谁就是拿他的身家性命开玩笑。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一样，“这是安维峻感情用事，头脑发热”呢？让我们首先看看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临之时，大清帝国的“掌舵者”　慈禧皇太后在干些什么？事实上她正在大张旗鼓的精心筹备她“六十年”一遇的大寿庆典。甚至当黄海上炮声响起的时候，她关心的仍是如何将自己的这个生日过得排场、体面。这样的最高统治者能听进去一个精忠报国的谏臣对她的愧劝吗？在祖国处于危难之际，安维峻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慈禧垂帘听政的危害性，当时被朝廷认为“妄言无忌”。这份如同炸弹一样的奏折，是安维峻爱国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与爆发。正因为他爱国心切，正因为他把国家的命运前途看得高于一切，他才敢冒这样的险。虽然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采纳，但这份奏折对腐朽的清王朝的震慑力是不可估量的。话又说回来，安维峻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安危，他的多篇奏折后均有“冒死直言”句，《请诛李鸿章疏》文后写的：“用是披肝胆，冒斧锧，痛哭直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之语，可见他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安维峻的爱国不仅表现在对“卖国贼”的刻骨仇恨上，而且还体现在对爱国将领的无比热爱上。他在奏折《请将战死邓世昌破格奖恤疏》（此折将赍奏，而上谕适下，因止未上。）中写道“致远管驾邓世昌，奋不顾身，出没枪林弹雨之中，毫无恇惧。苦战良久，血肉横飞。……此等忠勇将领，若不破格优恤，何以作怯懦之气，而激义烈之心？”为了激励将士的作战勇气，他建议朝廷赏罚严明。甚至认为为抗敌英雄邓世昌“即使赏其家以万金，给其子以显宦，揆诸朝廷褒忠之典，亦不为过。”他对为国捐躯的爱国将领邓世昌等人的热爱与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无论是他对投降卖国的奸臣的切齿痛恨，还是对以死卫国的英雄的由衷赞颂，都是一个爱国志士发自内心的最真实的呐喊。作为一个反帝爱国的勇士，他虽然没有上阵杀敌，但是，他勇敢地把自己锋利的笔刃插入卖国贼的心脏。像他这样在封建最高统治者面前，敢于提出杀李鸿章，并指责那拉太后的错误，这在当时的满朝文武中是没有第二个人的。他当之无愧是一个全心全意爱着自己祖国的“中国的脊梁”。

在他被革职以后，清政府尽管剥夺了他的发言权，可他关心祖国、热爱祖国的立场、态度仍然丝毫没有改变。光绪二十一年写给先君的书札中写道：“都中消息，塞上人何敢与闻？惟军务之胜负与当路之筹画，此心耿耿，终不能一日忘。”他没有因为自己遭到放逐，就从此一蹶不振，消极颓唐，不问政治，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祖国动荡不安的时局。《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他给先君信中说道：“此约一行，恐海内从此多事矣！他日求为太平之民，恐不可得，奈何！奈何！”对祖国前途的忧虑之情是何等强烈而沉痛。他在诗歌《次韵答钟愚公》中写道：“梦里狂言犹草疏，春来转瞬即瓜时”真实地再现了他“闻中俄新约之夕，梦中呓语作不平声，室人初唤醒，时犹曰此疏纵死必上，既而知是梦，付之长叹息而已矣。”的感人情景。清末秦州进士任承允为安维峻撰写的《墓志铭》中说：“昔宋刘器之先生以直谏谪官，转徙南服，苏子瞻目为‘真铁汉’。晓峰侍御当中东之战，愤枢臣误国，疏凡数十上，最后侃侃犯颜，孤忠不谅，发军台者五年。海内人士识与不识，亦以‘铁汉’目之。气节显然，不且后先辉映欤？然器之先生幸殁于南渡以前，无亡国恨，无中原板荡之悲。视晓峰屏迹深山，目耿耿于日之再中者，其心尤苦，其遇为尤可悲矣！”陇上铁汉”安维峻备受海内人士敬仰的爱国气节，使历代不问是非曲直，常常以阿谀逢迎为能事的“好好先生”们应该感到汗颜。而“铁汉”在“屏迹深山”的时候，亲眼目睹自己心爱的祖国风雨飘摇，心灵上遭遇的那种痛苦又有几个中国人能真正体会得到呢？当然，由于阶级的局限，安维峻固然也有他落后的一面。比如他反对“戊戌变法”，蔑视　“新学”。但是，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爱国情怀、刚正风骨以及不畏权贵、直言进谏的凛然正气是完全值得后人永远学习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