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词的正义性，从来不容置疑，例如革命，自由，纪律，团结，服从，和忘我。但很想问，它们是否也允许与时俱进呢？

关于革命，有两条真理，一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是打土豪分田地，九十年或九百年后，这两条都不敢怀疑。

在中国传统伦理中，官逼民反，杀富济贫，一直是推动社会的动力。逼是条件，反是动作，杀是手段，贫富颠倒是目标。为达到目标而选择对象的贫富，其实之是相对的参考，不必精确。杀了的都该杀，逃了的都侥幸，生死与仁德关系不大。等民们反成功了，自己就从民成了官，从贫变了富，然后等下一次贫富的转换，逼反的循环。这就叫革命。

而假如反没有成功，自然一切免谈。参加反的人都铁定是贼寇，只有被杀一条路。而反的过程，也只能叫叛乱，与革命无关。而且，不管是革命还是叛乱，都还要达到一定规模。如果规模不够，连叛乱都算不上，只是几个暴徒杀人犯，一群土匪剪径，一帮人打家劫舍绑票而已。

这是从下向上说，反过来从上向下看，也差不多。朝廷有几个命官不喊皇上圣明？史上没一个皇帝说自己昏聩。而一旦被推翻了，自然就没了修史的权利，只能任由他人评说。这样就算他真曾有过一点明慧也就变成了十足的混蛋。就算他的确曾想和谈也只能被屠宰。否则，暴力就没了依附的基础。

如果说这个说法基本正确，就总觉得打土豪分田地的伟大里，似乎少不了一点打家劫舍的苟且。而革命者用枪打出的政权，和甘地用尸体垫的讲台，总难同日而语。假如承认了这些，又觉得这转化太颠覆而震惊。毕竟让革命者的相貌上有些痞子和流氓无产者的元素，一时很难接受。而把革命伟业和偷鸡摸狗杀人越货联系起来，就更感到恐惧。毕竟半个世纪的教育是他们八年把小日本赶跑了，四年把八十万蒋匪消灭了。就算你对这些有些怀疑，可抬头看看那黑洞洞的枪口，也还是选择缄默的好。

关于自由，那案例实在太多。自由跳湖的老舍和不自由自杀的萧光琰们都太有名，说的人已经太多，不说也罢。这里只说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

1961年5月3日，周总理到河北武安一个公社就三面红旗听取群众意见。被叫来参加会议的社员虽不知总理级别，但还知道轻重：总理是大官，不能胡说八道。因此在会上他们只笑不说话。耐不住总理几番开导，就有个二愣子直着脖子发了言：“总理，你叫说真话还是假话？”“当然是真话！”二廷狠狠咽口唾沫，一副豁出去的模样说：“要说真话，刚才说的食堂好全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为什么吃不饱？”“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一点，他们的老婆孩子爹娘老子多吃一点，干部再多吃一点，到我们社员嘴里才有三四两，能吃饱吗？”

总理听了，直说惭愧，并承诺说：“乡亲们，我的工作没做好，我这总理没当好，让大家挨饿了。食堂办不好，就不办。”到这里故事本该结束了，可二愣子还没玩，愣说总理糊弄人。又加了一句“总理，你要是糊弄我们，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这话实在太粗。但是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喜剧，据说总理听了并没生气而是激动地说：“二廷，你是我碰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你批评得对，我很难过。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人能说住我，今天算你行，说住了我。咱们交个朋友吧！”

这故事，当时肯定没报道，过去这么多年现在回头看只能当传闻。同样是传闻，又想起那个带了温总理看天坑的湖南宁乡农民陈凯旋。假如温总理也像周总理那样认了他做朋友，是不是他就可以免除恐惧有胆量留在家里了？这样看宪法里的言论自由，仍处于初级阶段，多长时间不敢说，至少还需要更多和二廷交朋友的总理，以及更多敢坐总理身边的农民。

剩下的纪律、团结、服从和忘我，放在一起说。近处的例子不说，就说远处的。现实的不敢说，就说虚拟的。这就是电影《浪潮》。

作为老师，纠正学生的坐姿，要求学生发言站立，训导学生对老师要尊敬，给学生讲纪律和团结的意义，组织学生像军人一样步调一致踏步，号召学生把自己融入集体，培养学生自信心和优越感，为让学生对集体有认同感而统一着装，要求学生服从组织纪律，鼓励学生设法扩大组织规模，设法激发学生创造力，甚至必要时惩罚几个叛徒……这一切都是如此正常，绝对不可置疑。

然而，这正常的一切，却导致了一个悲剧，以至连组织者都没法控制，因为这不过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纳粹速成班”。可能因为速成变化太快，在这个组织里还有个别几个学生有些敏感而抵触。而在班外的我们，一生都在受同样的纪律团结服从忘我的熏陶，我们早已麻木了。而合格毕业的我们，或者不自觉的沦落成纳粹的帮凶，或者自觉的成长为优秀的纳粹先锋队。至于两者的区别，不过是更换了不同的名字而已。再回顾一下“浪潮”成员们的感想，是如此似曾相识！再对照一下我们成长的教育，是如此的惊骇恐怖！

……

革命，自由，纪律，团结，服从，忘我，这些词汇，个个都那么轩昂，那么光彩，那么神圣。但是它们的背后就没有阴影吗？

罗兰夫人在上断头台前告诉过我们“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伏尔泰沉思着警告过我们“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却满面红光的走向了罪恶。”荷尔德林曾语重心长的说，“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托克维尔说：“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使每个人成为一个工具或数字。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而梅德韦杰夫的话则更直白：没有人能永远掌权，有这种幻觉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同样是名人的话，作用显然不同。因为有的是从嘴里说的，有的是从枪里放的。枪口和嘴巴比，前者当然离政权更近。但哪个更长久，怕就不一定。与枪口相对的，其实除了枪口还有嘴巴。一根枪或许可以控制一百张嘴，但第一百令一张还是要说。冤冤相报何时了，最终的江湖终归要一笑泯恩仇。

还是让我们回到1967年克柏莱中学的那场试验。在试验结束前老师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自己被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自己主动参与了这场闹剧。”

忽然觉得那个讲台也曾有过我的影子，只是现在不再想坐在那里。

于木鱼宅

2011-5-19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