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近日《重庆日报》报道：2011年05月11日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xx带领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九龙坡区看守所、重庆市第二女劳教所、渝都监狱，调研红色文化进监所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到在押人员整齐流畅地高唱红歌、背诵经典诗文，看到监舍书架、床头摆放的经典书籍和红色读物，刘xx建议说：“把在押人员参与红色文化传播活动的情况，依法按照程序纳入考核评价体系，作为立功受奖减刑假释的一个重要依据。”

这里，我不想探讨刘xx所说的“依法按照程序考核评价体系”中的“法”是指什么法？是看守法、劳教法、监狱法还是其它什么法？犯人虽然在押，但不能剥夺其做人享有的平等权利。监管方按照自己的土法（内法）给犯人打分，以分数高级人为地把犯人分为好中差，这本身就是显现出不平等的一面。所谓“不平等”就是：顺监管方意图的是坏人中的好人，逆监管方意图的便是坏人中的坏人。

同样，我也不想探讨，犯人熟背读红色读物就可作为立功受奖减刑假释的重要依据，这是否带有形式主义的机械论观点？大家知道，熟背读红色读物，只能说明其人记忆力好，或善于伪装、爱做表面文章。比如，林彪熟读毛主[xi]语录，但他最终还是选择背离；江青能将毛主[xi]语录倒背如流，但法庭没因此作为考核指标而对她减刑若干天。

这些都不是我探讨的话题，我所想说的是：这红色读物究竟具有什么魔力？果真是犯人读了红色读物会脱胎换骨；神情恍惚者，比如药家鑫读了红色读物，会因良心发现而停止挥刀杀人；难得糊涂者，比如醉驾者高晓松读了红色读物会如梦初醒、从此不沾酒；先进院士吴孟超读了红色读物，100岁还站在手术台前替病人开刀（他现在是90岁了，还不肯放下手术刀，一年要替200个病人开刀，他的学生去哪里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红色读物不但是试金石，而且是革命者战无不胜的思想法宝，那么我要说：这红色读物太给力了，比牧师手中的《圣经》还具魅力。

然而，我又要遗憾地说：这个社会，那些身居要职、因受贿或挪用公款而锒铛入狱的官人，他们可是伴着红色读物一路做官下来的，他们之所以能晋升，依据是掌握了很多红色读物内容，这为他们仕途铺平了道路。但是，面貌上的红不等于是心灵上也健康，他们最终因“权”走上犯罪之路。他们这些人，肚子里所消化的红色读物可用斗量，在上面所说的三所，一般普通犯人对红色读物的理解程度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如此，他们是否会因熟读红色读物而得较高的考核评分，提早解放呢？

“仍旧贯，如之何？”本人也是伴着阅读红色读物长大的，自以为很爱国的我却发现，越是细读红色读物，越是发现国民党与gcd像似一家人，有很多相同的雷人之处。1949年前，人们在公开场合阅读红色读物要面临坐牢危险；1949年后，在押犯人在“二所一狱”里不读红色读物，要面临吃苦头、甚至延长刑期的可能。理由是：思想没被改造好、顽固不化、危害社会。

犯人有权拒绝阅读红色读物；也有权不唱红歌及有权回绝参与红歌文化活动的邀请。谁因此打压、扣分，就是典型专制主义的表现。强迫犯人唱红歌，不唱红歌不给牢饭吃，如同文革，不跳忠字舞表示对毛主[xi]不忠。这行的是哪门王法？讲的是哪家道德？我认为，大张旗鼓地唱红歌，风起云涌般掀起红色主题运动，并不能阻制道德堕落者的堕落。社会治安状况的好坏、环境污染能否及时治理、失业率的下降，这些都与红色文化建设及宣传无关。

重庆犯人唱红歌可减刑，这只能说明，现在追求红色信仰的人越来越少了，有关部门不得不去“二所一狱”争取对象。

2011-5-15晨前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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