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昌（1908---1986）浙江海宁人。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文系，1935年获哈佛燕京国学研究　所文学硕士学位，1947年任牛津、剑桥两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考试委员。1962年回国后任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在国内词学界颇有名气。

卷一之3

《白雨斋词话》曰：“词中如《西江月》、《一剪梅》、《钗头凤》、《江城梅花引》等调，或病纤巧，或类曲唱，最不易工，善为词者，此类以不填为贵。”此真经验之谈。

按：《西江月》上下片各四句，皆六、七言句，无参差之美，且同部平仄韵互押，其味难出；《一剪梅》上下片各六句，句句平收，声调低落，意绪消沉，不易为之；《钗头凤》两部仄韵递换，上下片结句例用三叠韵，音节错落参差，难工也；《江城梅花引》，数次换韵，每换一韵，气为之一折，意极易断，难以为继。上述词牌，均少碰为佳，前辈之言甚是。

卷一之6

词乃是先有音乐调子，然后按调做长短句，不是先做长短句，然后又把它“音乐化”了。先得新腔，然后按腔作歌。

按：其实也有精通音律者，又是填词高手，如姜白石，先做好长短句，再谱曲，曰“自度”。此事涉及到词与音乐关系，按照洛地先生《词体构成》一书的说法，中国文化素来是以文载道，故音乐是服从于词的，而非词将就于音乐；刘永济先生《词论》中，仔细分析了中国五言、七言诗句中的平仄关系，用简约的线条勾勒了诗句音节回环之美。由此看来，歌辞（词）主宰音乐似乎是有理的。但是，词若非服从于音乐，焉有比律诗更严格的格律？究其原因，还是音乐的束缚，况且，唐季、五代、两宋词，均有宫调，有宫调，就有管色与杀声。管色者，定调也，即确定词之宫调隶属cdefgab七调中哪一调。杀声，指词中结句字音程的高度。倘若音乐就于词，用管色、杀声约束词，岂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再看鲍恒先生《清代词体学论稿》一书，唐、五代、北宋词，皆合乐之词，是可唱的，称之为原体词；宋南渡以后，乐谱尽失，使词成为不可唱的案头文学（当然不是全部），是一种历史必然，故此类词称之为变体词。词依音乐而存，是国内词学界之定论，洛地先生认为词是“燕乐”附属品的观念，是中国二十世纪中国词学研究的根本失误，其言过也。

从词的起源看来，词系音乐之产物，应该是比较科学的认识。

卷一之10

止庵曰：“《花间》极有浑厚气象。”余以为《花间》只有言之有物，无他奥秘。

按：《花间集》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词集，唐季、五代词人之作皆自然浑成，雕痕甚少，不是言之有物所能涵盖得了的。当然，也不是清张惠言所说，《花间》词皆从《诗经》、《楚辞》中化出，境界极高。

卷一之间13

静安论词曰：“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后此南宋诸公不与焉。”此语自是卓识，但不能排除温、韦及《花间》诸大作家，否则数典忘祖矣。

按：此真是卓越之识。只是清真词虽说词藻华丽、精美，但读来费力伤神，无后主、永叔、少游之畅快、通晓也。今日看来，温、韦词后人颇难为之继。

卷一之22

或谓温庭筠写过《烧歌》诗，词却专写艳情，欧阳修的诗和词，迥然不同，柳永的词里决不进像他的诗《煮海歌》一类的题材。这正证明，诗和词本是两种体裁，各有所长，正如纱罗不宜填絮，绒布不作夏衣。因而指责词脱离社会现实、缺乏积极思想内容、艺术成就较高是畸形发展等说，这和天主教“原罪论”差不多。

按：此等言论，正合吾之口味。今人评词，动辄以作品社会、现实意义来作评判之标准，真是苛刻。词本宜说幽渺之事，情感上瞬间之感受，反映人类复杂感情之百态，国人受文以载道思想影响，要求词要全面反映社会现象，有思想深度，可励志。此等要求，大可不必为难词，前述所说，可由其他文学体裁承担，不就完了？非要词来承此重任，岂有此理。

卷一之28

风景千古常在，常如斯夫，与诗人身世无关，与词之“豪放”、“婉约”更无关，如有感概，寄情山水，亦非豪放。

按：此纯属个人感悟，大凡根底深厚，厚积薄发，有感时，甚山甚水均可为我用，不必刻意强求豪放或者婉约，而有自得。

卷一之39

研究词，有一总原则，即：读词必须研究词本身，万不可隐派微言大义、寄托深远等妄言。此风起于张惠言《词选》序文，将温庭筠之美人起居曲解为“感士不遇也”。其后常州派风行一时，周济、陈廷焯均此遗流。近世论词者亦不免，或明知其非不得不作敷衍门面语。

按：词自起源到清中期，士族或文人均称作词为“小道”，意即不足挂齿。词付于乐谱，大部分是为歌女所唱，在等级森严的古代，说词是非“小道”，难道不是与天下读书人过不去么？宋季后，曲兴起，词渐渐衰落，至明，几无像样的词作，直至明末陈子龙出，稍有起色；清初浙西派、阳羡派崛起后，词呈复兴之态势；至清中叶，常州派起，张惠言《词选》序文，用意是为词正名、尊体。殊不知他对温飞卿的词作之评，太过离谱，遗为笑柄。

卷一之44

亦峰论词作，曰：“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不根柢于《风》、《骚》，乌能沉浮？十三国变风，二十五篇《楚辞》，忠厚之至，亦沉郁之至，词之源也。”云云，全是故弄玄虚，以欺初学，为学不诚，直乃大言欺人耳。又曰：“舍沉郁之外，更无以为词。”二语为全书本旨，亦为作者狭见，实不足取。

按：陈亦峰，常州派之后劲也。《白雨斋词话》在清代甚有影响，直至近世。先生此论，是我所见批“沉郁”论最痛快之语。不可否认的是：沉郁作为论点提出，反映作者自身对词作的感官及理性认识，本无可厚非，然国人学前辈，开口闭口皆曰沉郁，则令人生厌。先生此批，恐国内词界无第二人，真性情人也。

卷一之50

或谓张惠言之寄托说可以校正浙西、阳羡二派末流的空疏及粗率之弊。实则谈不到校正，只是制造混乱而已。

按：清浙西派以朱竹垞为首，推崇南宋姜、张，有部分作品开两宋未开之境，竹垞的《桂殿秋》如下：

思往事，渡江干。青娥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

确实有过人之处，是好词。

阳羡派以陈其年为首，其词作以豪放出名，与浙西派并峙，统清词坛约一百多年。

至常州派起，张文皋为首纠正浙西派独尊南宋局面，提出两宋并重。与此同时，为使词与诗同样份量，提尊体之说，其用心之良苦，亦中国词界少见。至于是否“制造混乱而已”，国内词界并无统一之说。

卷一之51

碧山咏物词，籍咏物寓寄托，被讥为晦涩的灯谜............................至于词中“兴发感动之力”若只蕴藏于中，不能感动兴发读者，又有何用？

按：以长调咏物，是南宋词的一个重要内容。王沂孙系宋遗民，入元不仕，以物代言，发亡国之音，其心甚苦，未偿不可。然咏物之词，词藻堆砌，曲折隐晦，无历史常识之人，读懂甚难，故而累人。今人填词，言论自由，只要不反常伦，谁人管尔？故咏物词一道，大可置之度外，任其自生自灭。若今人有寄托而咏某物，无异于自讨无趣，此文人之陋习，实不可取也。

卷一之54

静安曰：“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此说甚是。据此则坡公《水龙吟》尤不可深求，《贺新郎》同此。

按：后人评前辈之词，有时尽往高处想，仿佛前人个个是庙堂人物，胸怀之大，我辈只可望其项背，真不可思议。先生此语，深合吾意。观词，能勾起读者共鸣，有美感而生，有嘘唏兴，便可，何必把一些名作尽往政治上靠？此即国人用现时之意来度古人之心，于词何益？若名人之名作皆以道德或政治标准度量，词人都成了道德标兵或政治人物，去评词之旨远矣，可笑也。

卷一之68

止庵曰：“初学词求空。”此论不然。初学词求实忌空，必须言之有物。以温、韦为例，何一语不实？初学即求空，岂非教学者作空话、假话--------空与假相去几何？止庵此说深中“常州派”之毒而不自知，更以谬说误人子弟，可叹可悲。又曰：“初学词求有寄托。”亦不然。初学词不必讲寄托。寄托者言近旨远，老手偶能得之，寄托与虚妄亦相去不远，教人初学求寄托，是教人言不由衷也。

按：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固有真言，但谬论也不少。先生之语，是教导习词者入门之法。吾填词多年，深感以词寄托深义，甚难。好的词作，景语如美景当前；情语，勾起共鸣或警悟，即是成功。若意在笔先，动笔刻意求寄托，作泛泛之谈，漫不着边际，终难得好词。后主的《虞美人》、《相见欢》、少游的《江城子》，语自心内出，人见之皆会言：我等遇此事此景，也合当出此感叹。此类词作，道出的是人类共同的心声，故而大家感同身受。

卷一之70

惠风曰：“境之穷达，天也，无可如何者也。雅俗人也，可择而处之。”但刻意求雅，则雅得太俗也。

按：所谓雅与俗，可以看作是书卷气与市俗气之分。自古以来，中国文人以清高自命，所作文章，自然以雅为上，偶有市俗之作，如入地狱一般被人非议。（山谷、少游等的俚词，不知被多少后辈词话作者讥讽）

南渡以后，宋词的雅化之风日盛，除稼轩派以外，其他词人无不追求雅化、清淡，甚至有的词雅得让人看几遍还不得要旨，如此雅化之果，不如其无。这便是先生所说雅得太俗也。

故上品之词作，语出自然，景、情两融，通俗易懂，方是最好的的雅化矣。

卷一之75

惠风曰：“学填词，先学读词，抑扬顿挫，心领神会，日久，胸次郁勃，信手拈来，自然丰腴谐（此处一字打不出）矣”此言极是。

按：清末临桂派之况周颐撰《惠风词话》，提出“重、大、拙”之理论，依稀有“沉郁”论的影子，但有区别，其中说到填词之法，是甚有心得的。此段言论，就是其出彩之一部也。但“胸次郁勃”在而今却是甚难做到的。物欲横流的今日，能静下心来认真读书之人已经很少，更何况要有“郁勃”之情，此非一朝一夕可得也。

卷一之86

亦峰以为：“回文、集句、叠韵之类，皆是词中下乘”，“断不可以此炫奇”。又曰：“古人为词，兴寄无端，行止开合，实有自然而然，一经做作，便失古意”。此论极是，但应谓“一经做作，便失真意”。

按：时下网络文学，时见回文诗，知者，知其下作、买弄；不知者，以为新奇、才高。人之聪明才智，不用于诗词境界而用做尖奇、弄巧，真不知作者是何心理。

还是一句话：词，有感便发，无感不为也。

卷一之93

或谓词以比兴为主，不如用赋体可以明显叙说。按词亦有赋体铺叙，如柳词。

按：先生此言不敢苟同。所谓赋体以说理见长，倘若一长调，通遍说理，直看得头晕脑涨，有何乐趣？中国文体，自古以来，形式多样，何苦用词来作赋？词之本性，语言温婉，以感性为主，能在感性的基础上得出理性之认识，方合词道。

卷一之98

清初各大家词（尤其如纳兰）皆明白可诵可懂，盖皆习《花间》、北宋名作，取法上乎，此开国之象也。清末学梦窗、碧山则取法乎下矣。其作品大都不知所云，自艰深，实则不通而已。盖此彼学南宋，非颓靡难解，即文理错乱，梦窗其尤劣者也。

按：北宋词，尤其是小令，皆清新易懂，绝少做作，极易共鸣。至清真后，词渐入所谓雅化之路，清新之气逐失，取而代之的是越读越难懂的词，且做作之氛围日浓。观清一代词人，吾喜莲生、纳兰、春霖，而所谓清末四大词人者，做作之作大于清新之作，过眼烟云而已。

故今人填词，尤其是小令创作，多习唐、五代、北宋诸大家之作，所获必多耳。

卷一之101

词家小令往往胜于长调，周、姜、史、吴皆然。....................盖凡人学作词，必先作小令，故每多于新发于锐气隽语，久之疲熟，渐多滥调。........................故我劝青年填词，勉作前期江郎，勿为末路草窗。

按：纵观中国词史，小令佳作远大于长调佳作。其中，唐、五代小令尤以意象精致、情感真挚为后人所称道，温、韦、后主、正中等人之词，皆是典范。今人所作小令，已难复此气象矣。江郎是众所周知的典故，草窗乃南宋末之周密，其词祖法清真，得其形而未得其真，长调只一首《一萼红》意味深长，得清真遗风。

先生此论，道出了文学创作之粗略过程和不易，是静安先生所言三种境界的直白解析。今人填词，不得不知也。

卷一之103

....................天下一流的作品，只有连庸夫俗子亦知其好，方为真正杰作，真正第一流作品，令人不终篇而思卧者，不论其人是否庸夫俗子，其所读必为劣作无疑。

按：此论的是确论。试看少游的一首《江城子》：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

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此作，是少游“将身世之感打入艳情”，后人评此词：便是未读书之人，也知这是天生好语言，好词。

再来看王观的《菩萨蛮》：

《单于》吹落山头月，漫漫江上沙如雪。谁唱金镂衣，水寒船舫稀。

芦花枫叶浦，忆抱琵琶语。身未发长沙，梦魂先到家。

试问，天下游子欲归之时，不都如此么？此类作品，感人至深，焉有思卧之情？故是一流作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