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使他们成为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巅峰，为后代文人所敬仰。今天，我在网络看到一篇署名朱辉的文章《竹林七贤的搞怪之举实为遮羞布》，其的结论很雷人，他认为，竹林七贤被拔高了，总体而言反映出了中国文人某些特性。想特立独行，但往往缺少勇气或者实际能力，所以在普通老百姓看来，文人通常百无一用。朱文嘲笑竹林七贤的言行只是是搞怪之举，有时候很像是遮羞布，遮住一些怯懦而已。我犯糊涂了，难道古代文人羞错了？

朱文对竹林七贤中的一些人物进行了选择性地分析，认为阮籍的一生，活得最为憋屈。他代表着“七贤”中的大多数，想叛逆但又惜命，看似潇洒名士，实则窝窝囊囊，一事无成。似乎是说，这样太不值了，要么一头撞死，要么低眉顺眼，竹林七贤实在是枉得虚名。

朱文特别提到嵇康临刑前对儿女的安排，叫他们投靠山涛（山巨源）。而在嵇康死后，山涛一直悉心照料并抚养着他的儿女。在常人看来是一段“君子和而不同”的佳话。奇怪的是，朱文一方面肯定“嵇康的价值，在于树立了知识分子的精神丰碑，其傲骨值得尊敬。”但另一方面，在托孤之事，作者强烈地质疑疑嵇康与山巨源绝交的真实性，认为二者交情之间很铁，臆测嵇康骂山涛是唱双簧而已，只是为了山巨源更好地发展。竟然有人用自己的性命抬举朋友，并预测自己要掉脑袋，还兼顾托孤给这样的朋友，作者想象力真是了不得。

人们常形容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同为文人的作者想必是既有勇气和实际能力的人，应有高超的手段，稔熟羞学，按照朱文的逻辑有些历史可能该要重写。

“我自横刀向天笑，留取肝胆两昆仑”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虽有勇气却有搞怪的嫌疑，一个文弱书生与强*的满清政府作对，完全是飞蛾扑火，谭嗣同父亲贵为省部级干部，皇恩浩荡，他完全可以做个“官二代”滋润地活着，何必羞于和满清政府为伍，更不必在已知被列为抓捕对象的情况下自投罗网掉了脑袋。

抗战时期，周作人、胡兰成那样大师级的文人做汉奸就该是情有可原的，而且做得堂堂正正，绝无扭捏之态。抗战胜利后，周逆更牛气冲天地以师字辈投书训斥代北大校长傅斯年不得开除自己，这样证明自己“不羞”的能力和勇气才应值得作者赏识才是。至于当年北大、清华等高校也不用劳师动众千里迢迢、历尽千辛万苦搬迁到大后方去，那样的好处自然是大大的，更重要的是，这样也就不显得“懦弱”了．．．．．．

再说阮籍，他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羞于和对司马氏集团为伍，但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在作者看来很缺乏勇气，何羞之有？朱文诟病竹林七贤种种，只是说竹林七贤羞错了，暗示不必遮羞。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说：“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当今学界不幸被言中了，连文学也不能幸免。勿需讳言，社会上充斥着假专家、假文凭、假论文、假成果、假评审．．．．．．曾经最具羞耻心的中国文人中，羞与不羞的界限已实在难于划分，竹林七贤的精神传承也许真的需要与时俱进的？

不过，我还记得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这样写道：“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而陈寅恪也被后人赞誉在中国思想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能坚持这一原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如此精神和竹林七贤是多么的相似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让人振聋发聩声音，此乃中国文人羞与不羞的试金石也！

如果说竹林七贤羞错了，这面大旗倒了，在普通老百姓看来，文人不仅是百无一用，应该是百无百用，恐怕连饭都没得吃了，像作者这样想混得好的文人都该投靠了官府。

朱文着实是在谆谆教导人们如何做好一个文人的处世哲学，我很惋惜朱辉没有早生几年，否则那就不会出现上世纪50年代反右，60年代文革中国知识分子就有那样的悲剧了，他们的殉节是白白地送了性命，不值的，否则中国会多些郭沫若之类的不倒翁。

话说回来，朱文的高论却很合时令，羞与不羞正是当今文人面前的的一个重要命题。而今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文人选择不羞，可以苟活，可以养命，发财，更可以应景、风光，但文人的羞，虽说自古以来文人羞得有些辛苦，甚至有自虐式的哀痛，那份风骨正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精髓，竹林七贤也好，谭嗣同也罢，中国凡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人还是会羞下去，因为中国还是要国下去的！

二〇一一年五月七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