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郑州古都是从神密的嵩山云雾中飘然走来的，是在美丽的黄河岸边和着风浪长　大的，是在逐鹿中原之刀光剑影中伴随着懵懂、阴鸷、勤劳与智慧而成熟丰满的，神密美丽冷涩恐怖交织而成的色彩就是郑州古都远古的厚重与魔力。今天当我们若有所思地慢启历史最原始的那一页，眼前一定会浮现出中国史前文明所孕育的野蛮血腥的粗糙与依山傍水而居的惬意。茶余饭后细品慢嚼那用神奇与浪漫交织而成的史前神话传说之故事，感悟夏商周三代“龙凤呈祥”之喜悦，自然会联想到“中国龙”之龙图腾文化，总会有一种亢奋激动的感觉。虽然今天的郑州不再是传说与神话，更不是童话般稚嫩的谈资，然而史前文明的迷惘与诱惑所滋润的中国史前“图腾崇拜”以及延伸至今天的“中国龙”之图腾文化，不就是在伴随于神话传说的美味佳肴中所滋生的灿烂与辉煌么？

无论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作出结论之前，还是在其工程作出结论之后，今之世人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史前文化就是一种图腾文化，一部神话传说，一卷战火硝烟之黑白片。有如记载图腾文化和神话传说之《山海经》、《淮南子》、《楚辞》、《庄子》之类神奇虚幻的史前文化，在“华胥踩雷神足迹而孕伏羲”“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而孕”黄帝（三皇五帝之轩辕帝）、“玄鸟生商”（商王朝之先祖契）、姜螈践“巨人迹”而生后稷（周王朝之先祖）等可口温馨的神话传说中，如同《旧约》中“创世纪”的故事一样，以其诱人的魅力与活灵活现的情节实实在在感动和影响了中华五千年。而享誉古今的神话“夸父追日”、“黄帝战蚩尤”、“女娲补天”、“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与自然搏斗与部落杀伐强者胜出的生活场景和人格神化之魅力更影响和感动了五千年华夏子民。

中国的图腾崇拜应产生于旧石器时代，神话与传说则大多为三皇五帝时期之故事，当为新石器时代的产物。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图腾崇拜，本是史前人类社会在与自然界的搏击而求生存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原始宗教信仰，无疑被后世文人用作了神话传说的佐料，故而每一则神话传说自然会有些许图腾崇拜的影子。无论是《山海经》、《淮南子》等历史古籍里面记载的那些感人的图腾崇拜和神话传说，还是《竹书纪年》、《史记》、《资治通鉴》等正统的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那些实在的人和实在的事，都笼上了一层图腾文化和神话传说的影子。这些史料，都是后世的文学家史学家们，把远古先人们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对物质文化需求而产生的期盼与抗争，融入到自己的思想情感意识后而创作出来的，或者说是根据历史史实记载加工而成的。故而在《史记》、《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中或多或少渗入了天人感应的元素。其实当我们在历史文献的一笔一页的记载中，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锄一镐中，去感悟原始氏族部落的图腾崇拜与神话传说给我们心灵带来撞击与震撼的时候，自然会联想到图腾文化与神话传说，正如我们今天世界许多国家对宗教的迷恋和对伟人的崇拜一样，究其历史渊源与传承，或许就是我们今天感同身受的宗教信仰和“主义”、“思想”之伟人崇拜（即伟人崇拜，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华盛顿等）。

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totem”，即“它的亲属”、“它的标记”之义。原始人因为迷信敬畏某种动物或自然物同氏族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因而用来做本氏族的徽号或标志。图腾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又最年轻、最奇特又最令人费解的文化现象之一，图腾文化的核心是图腾观念（totemism）。我国中原腹地的“图腾崇拜”大概出现在距今10万年左右，而“图腾文化”的形成应在新石器时期，发展于夏商周三代之后，至唐宋明清臻于成熟，还直接影响到今天乃至后世而无穷，并且会不断丰富和完美。严格意义上说，从“图腾崇拜”发展到“图腾文化”，即由具体的某种动物或自然物作为图腾发展到一种“意念”（即某一种图腾是多种动物或多种自然物的概念综合，如“龙”图腾即是）上的图腾，当是社会进步的具体体现。

距今10万年前－—1万年前，当旧石器时代的远古先人在“河南第一洞”的郑州织机洞繁衍生息的时候，其生活方式主要靠打猎和采集为生，也偶尔到洞边的河流里去捕鱼捞虾。当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郑州先民从距今8000年前的裴李岗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从距今6800年前的大河村遗址和从距今4700年前的古城寨遗址（此三遗址包含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代文化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内容）等遗址上依山傍水定居下来的时候，正是人类社会从母系氏族时代走向父系氏族时代的转型时期，先民们主要从事以原始农业、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业为主的氏族经济生产活动。其时其生产力极其低下，期盼美好生活的先民们在无力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甚至无力满足最低下的生存需要的前提下，自然会产生一系列期盼美好生活的幻想，自然会出现两种潜在的朦胧的思想意识。他们认为只要这种思想意识得到实现，其生活环境与生活质量就可以得到保障。

第一种潜在意识产生了对“图腾”的崇拜。为了确保其基本的原始生活需要而出现一种战胜自然灾害（包括野兽对人生的攻击）的伟力，于是不同氏族部落就会企求不同的神灵来保护他们，帮助他们战胜自然灾害特别是击败凶猛野兽的袭击，于是由恐惧凶猛的动物到敬畏其中的某一种动物，并把它作为一种神灵敬奉起来，也许这就是氏族部落图腾产生的前提条件，因此这种图腾崇拜一般都是以凶猛的野兽为标志的，如轩辕黄帝部落的“熊图腾”等。

第二种潜在的意识则滋生了对“伟人”的信仰（这是神话传说的效应）。从炎黄二帝战蚩尤的时期起，各原始部落都期盼在战争逐鹿中胜出，自然希望出现一位振救氏族部落的英雄来领导他们战胜其他部落的侵袭，那么这位部落酋长一定是来历非凡神力无比的顶天立地的汉子。因此子民们便会千方百计演绎出一种“神人”来，以便从来历上气势上压倒敌方从而战胜敌方。故而神话传说中的这种部落酋长一般都不是凡人生养出来的。例如皇帝部落的轩辕皇帝是因其母亲因感应上天“闪电绕北斗枢星”（风雨雷电是江河宇宙混合体“龙”的化身）怀孕而生，是天赐世间主宰万物的“神主”。商朝成汤的祖先“契”，则是其母（帝喾之二妃）吞食“玄鸟蛋”而生，亦是神灵的化身（传言玄鸟是燕子或者是凤凰，“凤凰”乃吉祥的化身）。所以中原地区古老的图腾崇拜与神话传说一般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而这种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伟人”现象，自然是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生产力低下的时代特征逐渐向以男人为主宰的历史时期转变的具体反映。

事实上神话传说都是当时世人的一种生活理念，完全是根据远古先人们的生存需要而演绎出来的。所以即或是同一事件也有不同的版本出现。图腾崇拜亦然。如史前中原文化中汉民族之“图腾”，就有“熊”图腾，“龙”图腾，“凤”图腾等，甚至把“四灵”（《礼记·礼运》说:“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都作为了中国古代的图腾，成为远古先人崇拜之物。神话传说更是版本众多。如大禹父亲鲧之死，就有因夺权而死，因治水不力而死等。其死后有化成黄龙说，有化成黄熊说等。如：《国语·晋语》说鲧死“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山海经·海内经》注引《开筮》云：“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等。大禹的身世更是离奇，竟然是从其父的尸体里生出来的。《山海经·海内经》：“鲧复生禹。”（男人生子，这应该是父系社会理念的产物，说明了这时男人主宰世界的愿望），故而导致大禹有可能是熊的化身，亦有可能是龙的化身。但不管怎样，“鲧禹治水”的传说却客观上迎合了远古先民们战胜自然灾害期盼美好生活的愿望，以致春秋时期的孔子都为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美丽富饶的中原，自有信史记载以来，无论是远古的五帝之蛮荒年代，还是睿智初开之夏商周之三代，就其所崇拜的图腾来说，从特别盛行的原始宗教和巫术之观念来看，五帝（皇帝、颛顼、帝喾、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的正宗之“图腾”应该只有一个：“熊”！原因十分简单：他们的祖宗就是从一脉演绎出来的——“有熊国”之轩辕帝！《史记·五帝本纪》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故而按照原始宗教观念来说，同宗同脉者应该敬畏祖宗之法（周公旦制定礼法时亦循祖法）。而祖宗轩辕皇帝建立的“有熊国”之“图腾”就是“熊”。

传说轩辕黄帝部落在征服其他部落时，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后来取得胜利是得益于一种动物“熊”的帮助（实际上是依靠熊、罴、貔、貅、貙、虎等六个部落的帮助）。民间传说是因为轩辕曾经在一次射猎中帮助“熊”射杀了吞食熊群的巨兽而振救了一支庞大的动物群——“熊”（应该就是熊部落），所以这支庞大的熊群汇集到一起，帮助轩辕战胜了自己的敌人，轩辕最终得以建立了“有熊”国。自此，轩辕之“有熊国”就以“熊”为图腾作为立国之图徵，以谢熊恩，乃情理中事耳。而事实上，自轩辕始，至大禹儿子启之立国，不管尧舜禹时期是世袭制还是禅让制（以《史记·五帝本纪》推之，为世袭制，以《竹书纪年》论之，则为禅让制。上古原始社会时期，并不是后世史学家所称尧舜禹时期为禅让制时期，也许这是因为后世人为了责备当世帝王的世袭专制而千方百计寻找出来的一种理论根据），其“图腾”理当为“熊”。夏禹乃“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商之祖先“契”是帝喾的后代，周之祖先“弃”亦是帝喾的后代，而颛顼帝喾均乃轩辕皇帝的后代（皇帝次子昌意之子），其后代之“同姓”子孙能不尊祖敬宗乎？由此观之，理念上中华远古汉民族之图腾应该是“熊”。直到“鲧禹治水”的神话，也没有脱离“熊”的影子。如《山海经·海内经》云“”……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甚至有人说周之祖先后稷之母踩踏的“巨人”脚印亦是“熊”的脚印。由此观之，中原史前之“图腾崇拜”是与神话传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许多神话传奇故事中都多少有点对“熊图腾”崇拜的影子。

“熊图腾”是从轩辕建立“有熊国”的角度来认定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来思考，即从立国之人的身世来认定，也许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例如郭沫若先生曾在《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一文中说:“凤是玄鸟，是殷民族的图腾”；“龙是夏民族的图腾”。而最早提出“龙图腾”说的闻一多先生在他专论“龙凤”的《伏羲考》一文说出了其中原由：“就最早的意义说，龙与凤代表着我们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夏民族和殷民族，因为在‘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和‘天命玄鸟（即凤），降而生商'两个神话中，人们依稀看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因之把龙凤当作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可说是再恰当没有了。”之所以郭闻二人都将夏商两朝之图腾文化视之为“龙凤”，就是以其立朝之人的祖先之身世而认定的。即：夏之祖先鲧，其死后化作黄龙替其儿子禹治水利民，故夏崇拜“龙图腾”，而商之祖先“契”乃其母吞食“玄鸟”（凤）蛋而生，故凤为商人崇拜之图腾。

我曾仔细揣摩过郭闻二先生的宏论，如果对照太史公司马迁之“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的意思来思考，那么夏商周三代既然已经异其国号，自然也可以有各自的图腾崇拜之物了，故而不必再顽固地尊祖敬宗去“熊图腾”。因此说，夏为“龙”图腾，商为“玄鸟（凤）”图腾，也还是说得过去的，尽管郭闻二人以此论“龙凤”之由多少带有牵强附会之意。

郭闻二先生也许是为了论证“龙凤”之图腾事，而有意回避了其他相关史料之记载，如：夏商二民族先民若崇拜“龙凤”之图腾，那么周民族的图腾是什么呢？若以此理推之，周文王的祖先后稷之母“郊祀践巨人足，感而有孕”而生“弃”，那么周民族应该崇拜“巨人”之图腾了。若此“巨人”为雷神电神，那就是龙的图腾，若为熊，那岂不也是“熊”的图腾？所以郭闻二先生虽然解决了“龙凤呈祥”的问题，却否认了华夏“图腾文化”健康延续发展的问题。闻一多先生曾在《伏羲考》一文中说：“我说原始夏人和原始殷人，因为历史上夏殷两个朝代，已经离开图腾文化时期很远，而所谓图腾者，乃是远在夏代和殷代以前的夏人和殷人的一种制度兼信仰，”图腾崇拜是远在夏人和殷之前的一种制度兼信仰，这是正确的，但说夏人殷人已经离开“图腾文化”时期很远，这个结论是比较片面的，因为“图腾文化”是没有止境的，它必然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而日益完善和丰满。把中国“图腾文化”限制在史前文化时期，也许这是时代和阶级意识的局限，今之世人必须正确面对和理解。

其一，如果仅以古代史料记载而论之，那么夏民族的图腾崇拜还可以是“熊图腾”，因为《国语·晋语》说鲧死“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而其子禹亦是熊的化身。如《淮南子》云：“禹治洪水，通轘辕山（今河南省偃师县东南），化为熊……涂山氏往，见禹方坐熊，惭而去。”当说此事。所以夏民族即可说是“龙图腾”，亦可说是“熊图腾”。这样一来，“熊图腾”是实在的动物图腾，而“龙图腾”、“凤图腾”则是一种意念上的集合物（自然界中没有的生物），不是实在的动物或者自然现象，因此不属于同一范畴，故郭闻二先生才舍熊而就龙，因此说夏民族是龙图腾的结论也许是不完美的。

其二，一个民族在历史的延续中，其宗教信仰是不可以随意改变的，图腾文化亦然。任何一个民族，不能今天信奉佛教，明天信奉天主教，总体上应该是从一而终的，就像今天的犹太人尽管饱经磨难始终如一地信仰犹太教一样。我国当年满清入主北京，也是一改满清旧俗而尊汉民族文化，自称为“龙的传人”。故而华夏民族之图腾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夏民族的龙图腾和商民族的凤图腾，华夏民族就是今天的大汉民族，中国“图腾文化”应该只有一种，如果以华夏人文始祖伏羲和人文初祖皇帝的身世来认定，那就是“龙图腾”。五千年来，华夏儿女只有一个信念：我们是“龙的传人”，我们是“炎黄子孙”！无论如何，我们始终没有听说过“我们是熊的子孙”，“我们是蛇的子孙”，“我们是凤的子孙”，“我们是巨人的子孙”等，更不可能听到“我们是熊的传人”，“我们是凤的传人”。

世人都能理解：“炎黄子孙”，就是距今4700多年前的炎黄二部落融合后形成的中原华夏民族，也就是今天的大汉民族，这是实实在在的史实。但“龙的传人”如何理解？“龙”为何物？至今史学家考古学家仍然不能作出有理有据的阐释，中国的词典辞海也只是笼统地说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能兴云降雨；生物学上也只能指古代一些巨大的爬行动物，如恐龙、翼手龙等；而封建天命观上却是封建帝王的象征，凡封建帝王使用的东西一般都可以冠以“龙”字。就像《圣经·旧约》中的“耶和华”与《佛经》中的“佛”究竟为何物一样，中国的“龙”到底为何物？“龙”的理念又在何时出现？这有必要从“图腾崇拜”和“图腾文化”两概念说起。

图腾崇拜是史前旧石器时代的一种原始宗教信仰，是以本部落所崇拜的某一特定的动物或植物等作为宗族之图徵，而从事其组织祭祀等部落活动。而图腾文化则是图腾崇拜的延伸，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它是集多种动物与自然物之精华于体的混合体，是一种意念上能够主宰天地万物的“神物”，而且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起来的一种带有浓厚宗教迷信色彩的史前文化，并且一直延伸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乃至当今社会而不衰，甚至在今后的历史发展过程将日臻完善。如“龙图腾”就是这样演绎出来的。

“龙”是中国远古先人在与大自然的搏击中已经不能满足于某一特定的动物来战胜或者制服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劫难，从而臆想到集宇宙万物之精华而凝聚成一个强大的“神力”来保佑苍生福祉万民之需要，包括宗族祭祀的需要，于是对那些有特异功能的生物和自然现象，诸如鱼、鳄、蛇、猪、马、牛、虎等动物和风、雨、雷、电、云、虹等自然天象的模糊集合混合而成一种“不但能主宰万物恩泽苍生，而且还能呼风唤雨降伏百兽”之神物，这就是“龙”！于是先民们以现实生物和自然天象为基础，将自己的对身外世界的畏惧、依赖、疑惑、想象、崇拜等等，全部贯穿、投注、融入到“龙”的模糊集合中而形成了对“龙”崇拜和敬畏，这大概就是“龙”图腾文化形成的心理过程，就像我们今天的世人敬“佛”一样，自己亲自制造出许多许多的菩萨和寺庙，然后自己再虔诚地去烧香敬佛拜菩萨，不论路途之遥远花费之昂贵都不知劳累心甘情愿。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中国“龙”不但是天地江河万物的有机混合体，还无疑是远古先民的一种艺术创造。所以“龙图腾”已经超出了原始宗教图腾的范畴，是远古先民们创造的一种“图腾文化”，从而作为当时先人们的最崇高的精神寄托与最虔诚的崇拜之信仰。

正像曾有人说“佛就是一个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是大智、大悲（或谓全智、全悲）与大能的人”一样，今天我们也可以用一句最为通俗的话说，中国龙“图腾文化”，是中国自史前至今天乃至后世“至善至美”的混合体，是从新石器时代起至今逐步发展逐步完善的最能体现征服万物恩泽四方的神力的象征。它决不是一时一地随意推崇的个体偶像，就像“马克思主义”代表“共产主义的集体智慧”，“毛泽东思想”代表中国共[chan*]党的群体智慧一样。故而中国“龙”自然就是华夏子民群体战胜一切困难克服一切磨难创造美好生活而能主宰天地万物的智慧勇气魄力的集中体现，这就是华夏远古先人们征服自然期盼完美的中国“龙”之图腾文化。从图腾崇拜发展图腾文化无疑是中国历史文明的一大彰显。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神话传说奠定了中国“龙”的世界地位。从神话传说的文献记载来看，中国“龙”的概念当滋生在三皇五帝时期（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尤以三皇（“三皇”有八说。取其《风俗通义》一说：伏羲、女娲、神农　）之首“伏羲”和五帝（“五帝”有六说。取其《大礼札记》一说：皇帝、颛顼、帝喾、尧、舜）之首“皇帝”以明之。据宋代罗泌之《路史》载：“太昊伏羲氏华胥，居于华胥之渚，尚暨叔姬翔于渚之汾。巨迹出焉，华胥决履以辁之，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孕十有二岁。”意思是说，伏羲的母亲华胥，生活在华胥的雷泽水边，因为踩着了雷神的足迹而怀上伏羲。怀胎十二年才降凡人生。据《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因此，伏羲原本就是龙身人首的“龙种”。他不仅是后世所称之人文始祖，也是人祖女娲的哥哥。据《汉书人表考》卷二引《春秋世谱》载：“华胥生男为伏羲，女子为女娲。”所以也许是后世人仿照《圣经·旧约》中《创世纪》篇而编造了伏羲女娲兄妹结为夫妇在洪荒年代上昆仑山创造人类的美谈。唐朝李冗在其《独异志》曾描述：昔宇宙初开之时，天下未有人民，只有伏羲女娲兄妹二人，意欲结为夫妇，又自羞耻。于是兄妹二人上昆仑山而咒曰：“天若遗我兄妹二人为夫妇，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二人即结为夫妇。此说不但为伏羲女娲创造人类的说法记载下了一段佳话，而且为伏羲兄妹二人所生所造之子民就是“龙的传人”埋下了伏笔。自然伏羲作为雷神的儿子，理所当然被尊为中华民族之祖龙。此说目前尚无考证，只当是神话传说于茶余饭后而已。

神话传说的逻辑性是十分严密的，虽然看似松散各自为篇为章。如果说三皇之人文始祖伏羲是雷神的儿子，是为龙种，这是神话传说的伟绩。那么五帝之首的华夏民族始祖、人文初祖之轩辕皇帝则是闪电的儿子，自然也是龙种（雷鸣电闪代表宇宙之威严，自然就是龙的化身），此说却见诸我国权威正史。我们不妨来看看今天已经通过考古发掘且被证实了其出生地和生死年月的黄帝轩辕氏（公元前2697-公元前2599年，今郑州轩辕故里），在目前国内最具权威正史的描述中又有怎样的传奇色彩。《竹书纪年》开篇说：“皇帝轩辕氏，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于寿丘。弱而能言，龙颜，有圣德，劾百神朝而使之。应龙攻蚩尤，战虎、豹、熊、罴四兽之力。以女魃止淫雨。天下既定，圣德光被，群瑞毕臻。”大意是说轩辕皇帝是闪电神的儿子，其母感应闪电环绕北斗枢星而孕，怀胎二十五月出生，是龙种，有圣德，故而天上应龙，地上虎、豹、熊、罴等野兽都来帮助他战胜蚩尤及其与他对抗的部落，定天下而泽被四方。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载，皇帝身边的臣属有：炎帝、应龙、风伯、雨师、天女、仓颉、风后、伶伦、力牧、常先、大鸿　神皇　女魃等，个个出色非凡；其子孙后代个个龙种。不管是他的二十五个儿子，还是其他四帝之颛顼（次子昌意之子）、帝喾（长子之孙）、唐尧（长子玄孙）、虞舜（次子八代孙），以及夏朝、商朝、周朝之君主都是黄帝的子孙和后裔。而这些出类拔萃的史前先祖无疑就是“龙的传人！”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图腾文化”或者是宗教信仰都是约定俗成的。换一句话说，世界上的图腾文化与宗教信仰就大多产生于一种虚无飘渺的臆想，无论是号称救世主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因果轮回的佛教，都是世人期盼理想生活或者统治者治世之需要而俗成的，或者说是世人因为个人或者集团之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就像在全世界各地见到有“十字架”的标记就知道这就是天主教的教堂一样。这种约定俗成一旦被世人认可则千千万万年而不可改变。宗教信仰如此，图腾文化亦然。如中国的“龙”图腾，美国的“鹰”图腾，英国的“狮”图腾，印度的“象”图腾等都是这样。如果说《圣经》奠定了基督教的世界地位，那么中国的《易经》、《山海经》、《独异志》以及史书《竹书纪年》等关于中国“龙”的神话传说和史实记载则让世界感悟到了中国“龙的传人”之伟力与气魄。故而中国“龙”的地位的奠定，神话传说功不可没。

中国“龙”作为一种万物精灵的意念之混合体，最早见诸史册者，当为《周易》。而中国“龙”之“图腾文化”之地下文物发掘后得以佐证者，当在距今10000-8000年前。我们不妨先品味中国“龙”这一概念的产生，再仔细思考中华远古之“龙”图腾文化的发展与完善之过程，或许会有一种释然舒畅的感觉，从而佩服远古先人的睿智和期盼美好生活的想象力。

中原地区安阳殷墟和郑州古都群的发掘，印证了中国史书之绝大部分记载真实可信，从而把中国的信史提前到了距今4700多年前的皇帝时期。由此推之，中国史书所载之“龙”图腾文化的思想意识的形成至少在皇帝时期已经十分明朗了。甚至有理由说从传说中的三皇时期就已经基本形成，于是才有雷神孕伏羲，电神孕皇帝之说法。若搜集一下不同史书或者神话传说故事，我们就不难发现其龙图腾文化由简洁发展到逐渐丰满的历程。《山海经》所记载的“颛顼乘龙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夏后启“乘雨龙”是为坐骑，明了简洁；《周易》所载的“龙”之形象自然要比伏羲轩辕时期逼真丰满得多。《周易》开篇云：“干：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群龙无首，吉。”“坤：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这充分说明商朝时期塑造出来的龙的模样已经十分丰富且活灵活现，并以龙作为“瑞符”（上上卦）的最高标准，龙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已经完全凸现出来。至于《说文》云：“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则道出了龙的特异功能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增强，从而使“龙”更具有神密感。《广雅》则对龙进行了严格的分类：“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未升天曰蟠龙。”这又使得“龙”的形象更加明晰起来。到曹操时期则不然，他竟然把龙的通天本事类比为时代英雄豪杰。曹操曰：“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这也许就是伟人自喻吧。中国之“龙的传人”发展以天子喻英雄，大概也算是“真龙天子”由来之一吧。由此观之，中国“龙”之图腾文化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线，一条不断向前延伸的线。它是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而不断增补和完善起来的极致。

史书和神话传说的记载只能说从理念上记载了龙图腾文化的历史发展轨迹，而地下文物之发掘则进一步证实了中国“龙”之图腾文化源远流长。从目前中国考古学研究结果来看，中国“龙”的出现最早在10000年前。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了一件“c”形青玉龙，距今5000多年。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古墓遗址中，发现了墓主身旁有一具用白色蚌壳摆塑的“龙”的图案，长1.78米，距今*400多年。1994年，在湖北黄梅县白湖乡焦墩遗址中发现了一条长4.4米的卵石摆塑龙，距今约6000年。1995年，在辽西阜新县沙拉乡查海遗址中又发现了一条长19.7米的红石堆塑龙，距今约8000多年。这条石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另外还有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出土的距今达8000年的陶器龙纹，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距今达7000年的彩陶细颈瓶龙纹等等。这些考古发现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龙”之图腾文化至少可以推算到距今10000年前-8000年前的时断里，也就是从旧石器时代逐步转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型期。换句话说，原始的巫术和宗教随着时光的流逝，已经演绎成为一种理性上的文化现象：那就是“图腾崇拜”进化到“图腾文化”。“龙”作为一种万物之精灵的意念的出现，则是“图腾文化”的曙光。中国“龙图腾”就是“图腾文化”以彰示文明进步的显著特征。

中国的“龙”图腾文化，国外的“神子”、“救世主”之宗教文化都是约定俗成、功利性、世俗性与时代性结合在一起而产生的。无论是中国的“龙的传人”之“真龙天子”，还是“佛”是“一个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是大智、大悲（或谓全智、全悲）与大能的人”，还是耶稣是神子和神的转世，都无不具有世俗性功利性时代性的色彩，自然也就成了约定俗成的宗教文化。因为地球人都一样，是从磨难粗糙中走出来的，都期盼着像中国“龙”一样作为华夏子民群体战胜一切困难克服一切磨难创造美好生活而以主宰天地万物之智慧勇气魄力而集中体现出来的“意念”，自然都会蒙上一层神密而迷信的色彩，这决非是“无神论者”可以理喻的。自然也就不难看出耶和华、释加牟尼、耶稣以“神子”、“救世主”之诞生的偶然性、必然性与功利性。值得重视的是，远远早出佛教、基督教数千年的中国“龙”文化，在以其人文初祖皇帝轩辕氏为代表的“真龙天子”之“龙”精神意念，自然要高出“神子”“救世主”多少倍。因为中国“龙”图腾文化所彰显出来的“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之“瑞符”既是华夏民族的福祉，更是中华民族心中的“我佛如来”更如来之“佛”，是“救世主耶稣”更耶稣之“神子”！

中岳嵩山，宅兹中国，日出东方。这就是中国第一条巨龙升起的地方——郑州之古城寨遗址，郑州之轩辕故里！虽然因为太久太久的承载，历史的倦容刻已经写在风雨侵蚀的面容上，太累太伤感，但创造性地完成历史使命后的如释重负使其疲倦不堪的容颜绽放出骄人的笑靥。以“龙”为图腾文化的“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花冠是她一身最大的荣耀，五千年的方块字，在埃及巴比伦印第安人的古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和玛雅文字绝踪绝迹再也无从考查的历史长河中，独自发展到今天世界公认的汉民族方块字，这就是郑州古都远古先人为中国人树起的腰杆子。而五千年中国“龙”之精髓之“祥瑞”所呵护的透析神话传说背后的一道道精彩一首首风雅颂所彰显的美丽，则融入嵩山巅峰之紫气，汇入黄河汩汩东流之银波，其伟岸之脊梁，温馨之荡漾，随同流逝的时光去淡化原始的伟大，让腾飞的华夏之“龙”拂去奠基者身上的尘埃，悄然谢下郑州古国国都历史的帷幕，把传承历史进步的旗帜传给八百里秦川，递与景山脚下龙脉延伸的北京故宫，从此心安理得地躺在嵩山的脚底下呼吸，晒在黄河的河床上休眠，卧听松风涛浪，坐观晨露月霜，寄语万代千秋……

2011年4月9日凌晨草成于养心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