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先生写了篇《我说》，大抵是鞭笞胡乱引经据典或胡乱借用他人说过的话的文风。

为此，马先生主张为文者应该学会“我说”，即尽量说自己的话，少套别人的话。

对这一点，我是支持马先生的。

之所以支持，是因为现实社会根本不允许“我说”，因此我们也只能在网络上说点“我说”的话。

写过论文的人都知道，在导师的苛刻要求下，我们不能在论文中擅自“我说”，哪怕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定义或者观点，都要有出处，还要明确标明是谁说的，什么时候说的，及在哪里说的等等；工作过的人也知道，在公司或企业里，“我说”的行为基本上是公共禁忌，因为在企业或公司里，只有当官的人才有说话的资格，谁都想“我说”，是不被允许的，底下的人，只能被动地听当官的说，听完了，还不能有任何异议，可以提出疑惑，但绝不能妄想推翻官们的定论；还有在生活中，也是论资排辈的，大人说话小孩都是不准插嘴的，而且老婆大人们在说话或下命令的时候，男人们是不被允许有异议的，因此“我说”的权力，也许只能在网上才能有点自由，但也是有限的，不是“我”想“说”什么，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说什么，因为网站有编辑，有网警，还有无数的敏感字眼。

因此，“我说”就显得格外珍贵，能把“我说”说的好，说得让人哑口无言，说得让读者拍岸叫绝，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儿，现实社会剥夺了大多数人的“我说”资格，无言社会把很多人都变成了饱受精神孤独的人，冷漠无情的现实明摆着不允许大多数人“我说”，想“我说”也找不到地方的人也是大有人在，因为很多人到现在也没学会上网，他们至今为止也没学会使用电脑。

马先生的一篇《我说》，让我想起绝大多数日本人的口头禅，他们在开口说任何话之前，必然要先说一句“某某人说……”，这么多年，我就没听到一个日本人说过“我想说……”之类的话。

换句话说，凡是开口就说“某某人说……”的人，其实就是不想负任何责任，因为都是别人说过的话，所以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哪怕是遭到对方的激烈反驳，他们也会马上说“这不是我说的，而是谁谁谁说过的”，如此一来，就可以为他打算要说的任何话找到一个挡箭牌。

在一个没有人敢说“我说”的社会，人人自危，人人都在鸟嘴学舌。因此只要一个当官的放了个臭狗屁，就会立刻产生蝴蝶效应，每个人都竭力隐藏他们自己想说的话，不是他们不说，而是把真正想说的话，都拐歪抹角地隐藏到别人说过的话中，通过卖弄口舌大搞迷魂阵，让听者在不知所云的同时，充分领略“谁谁谁说……”的威力，而这个“谁谁谁”一旦是什么“社会精英”或“权威”之类，就会更具备煽动性能量或令人窒息的威压。很多名人或“社会精英”们曾说过的话，尽管都是放狗屁，但是引用者却会表情严肃地引用，你若反驳，他就会说这是某某名人的话，你若质问他名人说过的话算老几，他就会反问你算老几？你能跟名人比吗？你是名人吗？

时间一长我们就都变成了聋子，听不进别人说的话，只因为别人说的话中，总是屁话太多而人话太少的缘故。

很多人都在放屁，且放的还都是别人放过的屁，因此“我说”就显得弥足珍贵。不管“我说”的内容是在放屁还是在讲述真理，总比一开口就“某某人说……”要好上几万倍，哪怕只是存心为了放屁，放自己的屁也比到处放别人放过的屁要好得多，至少也能让听众明确地分辨出这是怎样的屁，而不至于在名屁官屁或权威屁连连的迷魂阵中丧失判断能力。

引经据典对别人进行说教的本质无非就是为了摆弄迷魂阵，想尽办法把别人的思维导向毫无思想的奴才位置，然后充分利用之。在我们公司每天都要例行的早会上，每个人都要轮流读一篇公司内部的《月刊志》，一天换一个人，一天学一篇，每个人读完后要说出读后感，不说不行。读后感当然不能反驳《月刊志》中的任何观点，因为《月刊志》里面的每一篇短文都是企业为了愚化员工而精挑细选出的狗屁说教，当然也都是“引经据典”的，很多内容自然不是引用真理或哲学大师的言论，而恰恰是引用了所有对员工有害而对企业主有利的言论。

平心而论，对公司的月刊，我是极度厌恶，早已深恶痛绝，每天都要被迫地跟着一大帮没脑子的傻子们“学习”如何自残的理论，这世间还能有什么痛苦比这更严重呢？

在一个不允许“我说”的社会，“无言社会”是注定的结局，这样的社会是悲哀的，是奴隶化的，是不可救药的，蝴蝶效应在这个变态的国家里被演绎得极度疯狂，每个人都养成了“谁谁谁说……”的开口习惯，因此在这个国家里，如何沟通变成了最大的障碍，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对方究竟想跟你说些什么，而只能被动地听对方在那里没完没了地“谁谁谁说……”，然后再听对方在那里“谁谁谁说了……，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办，你应该怎么办”之类。简直就是一大堆的狗臭屁，说完了还要求我们应该怎么办，这都算什么鸟事儿？

在人人都不敢发表自己主见的地方，“我说”是很难见到的景象，谁都不想成为众矢之的，谁都不想担负任何责任，谁都不想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但是谁都想利用他人，谁都想利用“引经据典”的狗屁理论去支配他人的人身自由或处世准则。在这方面我们公司做的更彻底，《月刊志》上刊载的都是别人说的，而不是公司的领导们说的，因此利用《月刊志》残害员工心灵的罪魁祸首自然不是公司的管理层，而恰恰是谁都不认识的乱七八糟的“别人”。

我对日本人之所以有着极度的厌恶感，就在于这么多年没有从日本人嘴里听到过一句“我说”，我甚至渴望他们能说出一句“我说”，哪怕是纯粹的放狗屁，也比从他们嘴里没完没了地听到“谁谁谁说……”要舒服得多。

在个人价值一文不值，且谁都不想变成别人的批判靶子之变态社会里，“我说”就变成了完全多余的举动，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不作为寻找各种挡箭牌，每个人都为了或愚化或利用或指责或欺凌他人而竭尽全力地寻找各种“谁谁谁说……”。

因此我也早就养成了条件反射，只要一听到别人说“谁谁谁说……”的时候，我就会马上变得心不在焉，甚至刻意打岔，搞点玩笑或不时地东拉西扯，即便对方被我激怒，对我也无可奈何，而只能苦笑着让我认真地听他们“说话”。

有点悲哀的是，在无意中我把这个习惯也带到家里来了，每当我老婆打算跟我商量一些让我头疼的事情时，我就下意识地开始东拉西扯且心不在焉，老婆指责我是个不可救药的家伙，甚至不止一次地表示早已对我心灰意冷。她的思维方式早就越来越接近日本人了，有时候甚至比日本人还日本人，只是她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即便我提醒过她好多次，她也是一古脑地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

哎，这可能就是女人的本质！

2011年4月2日

山野居士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