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在《如何判定是非》一文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斐英（thomas paine）因为发表《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一书，英国政府要惩治他，他逃往法国。一七九二年举行叛国审判。他底辩护律师是厄斯金（erskine）。厄斯金申辩道：“压制就产生反抗。谁要采用压制手段的话，这就确切地证明道理不在他这一边。各位先生！你们都应记住卢西安（lucian）的有趣故事：有一天朱彼得（jupiter）同一个乡下人散步。朱彼得以很随便而和气的态度同乡下人谈着关于天和地的问题。当朱彼得努力用语言说服乡下人时，他总是注意倾听并且表示同意。但是，如果他稍示怀疑，朱彼得便立刻转过身来，并且搬动天雷来威胁。在这种情形之下，乡下人就笑着说：‘啊哈！朱彼得，现在我知道你是错了。当你搬动武器时，你一定错了。’我现在所处的情况正是如此。我可以和英国人论理，但是我不能与权威的巨雷斗仗。
讲这个故事，只是为了讲一个道理：当你运用威权达到让人封口的目的，本身就确切地证明了：道理不在你那边！
文人相争，不过是为了争个“理”字。既然讲理，大家应当坦坦荡荡摆出自己的思想观点，对对方的观点进行批驳或者认同，而不是闪烁其词影射别人怎样怎样，或者夹枪带棒进行人身攻击。其实，即使别人是道德的败类，也并不代表人家说的全然没有道理。相反，即使你是洁身自好的正人君子，也未必会有什么真知灼见。道德是道德，知识是知识，只有那些站不住“理”的人，才会试图以人身攻击，代替“真理”的探讨。
何况，那些夹枪带棒，热嘲冷讽试图通过人身攻击打败对手的人，其道德又能高到哪里呢？
毋庸置疑，不管你是“作家”，教授或者只是普通的码字者，在道理面前都是平等的。身份不代表真理，权力也不代表真理。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没有违反国家法律，都应该有平等的自由发表权。伏尔泰说：“我不赞成你所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那些试图通过消除别人的发言权，而不是通过辩论讲道理的人，很显然是知识分子里的叛徒，是愧对“作家”称号的。
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本来无可厚非。知识分子从不同角度切入社会，对社会进行解剖和批判，难免会产生不同的看法，也是理所应当。但是，价值多元化并不是否认基本价值的多元化，而是承认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的多元化，不是宣扬法西斯主义和反文明反人类反智识的多元化，更不是宣扬要把人变成吃饱睡足的猪的多元化。
知识分子本身拥有话语权，所以，对价值的判断则要慎之又慎，不能用权力话语代替思想和辩论。知识分子应该像苏格拉底那样，只问是非，不问其他。可惜，现在的某些“作家”，利用中国价值缺失道德真空之际，混淆是非，随意发表极端不负责任的言论，公然宣称：给中国人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光辉灿烂，不由让人想起：“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那句话。
美国人辛克莱曾说过：一切的文艺都是为了宣传。虽然这句话未必放之四海皆准，但是对于杂文来说，确实有思想宣传功能，也是无疑的。所以，知识分子表达思想的阵地，除了学术论文，杂文是各类知识分子的必争之地。是为专制服务还是为民主自由呼吁，是每个有思想的写手必须作出的抉择。
众所周知，当中国一天还没有步入民主自由的社会，中国就不能算一个真正的现代社会。可是，有些人竟然利用后现代的解构武器，要把中国社会尚未建立起的文明、智识、理性，刀砍斧斫，而且美其名曰：思想原创，岂不知，那不过是欧美后现代社会的“烂谷子”而已。而这样胶柱鼓瑟式的生搬硬套，却在网络上“深受欢迎”（据说），我在感到压抑的同时，感觉到有写点东西的必要了。
但是，似乎未然。这不，我写的《“有聊”的作家》，就因为里边涉及人事纠纷，被一个网站退稿。思辨朋友的很理性的说理文章，也因为受到俺的牵连，销声匿迹了。黑寡妇的黄鹤楼也和黄鹤一起，渺然于天际之外了。所以，在一个话语权未必人人都有的杂文版里，那些反文明、反理智的荒唐言论，难免要“一枝独秀”了。
我好久不作批判性杂文，一半是由于自己太懒，怕搅入无谓的笔墨官司里，更多却是害怕自己变得尖锐和冷讽。所以，看到一些公然反文明反智识甚至反社会的言论，只是偶尔腹诽一番，不愿形诸于批判的文字。可是近来，忽然感觉自己的想法错了，因为有人竟然堂而皇之为给人民和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高唱赞歌了。这确实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若在烟雨过去，这样的言论肯定能遭到大家的奋起反击。但是现在，大家竟然熟视无睹，甚至很能引起一些“唱和”了。
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尽管冒着西子所说的“越来越矮”的危险，毕竟，当你和真正严肃的作者探讨辩论，你会在别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就像当年和兽兄以及山野先生的辩论，虽然未必有胜负之分，但是对大家对读者都是有益无害的讨论。但是，如果碰到一个不愿和你正面交锋，却只愿放冷箭的对手呢?坦白地讲，我对自己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以前，我对鲁迅的“刻薄”颇有微词，总感觉文人应该就事论事，何必纠缠于“理”之外的是是非非。但在忠厚被当作无能，宽容被当做软弱可欺的世界，我终于明白了鲁迅的无奈和愤激！那是处于“无物之阵”即使有千钧之力只能打在空气上的无奈！因为那些放冷箭的君子，从不肯和你正面交锋，却躲在权力的背后时时放出冷箭，这是怎样的无奈和悲哀！
“无论是谁，只要站在辩诬地位的，无论辩白与否，都已经是屈辱，更何况受了实际的大损害后，还要来辩诬。”鲁迅的话，透着无可奈何的苍凉和悲愤。辩诬，反诘，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是恰恰中了“正人君子”设下的陷阱吗？偏激是双刃剑，在有可能刺伤别人的同时，也使自己鲜血淋漓。尼采似乎说过：即使别人是苍蝇，你也不要把自己当成苍蝇拍。可是，如果是面对以吸血为生的蚊子呢？“犯而不校”是恕道，可惜，对于有些人来说，却是对恶的纵容。
约翰穆勒说过：“专制会使人变得冷嘲”。每每读到一些对社会冷嘲热讽的文章，我在为作者的勇气感到敬佩的同时，总是担心那些作者会让冷嘲，冷却热情的内心。我总感觉到这些作者，是以消耗自己为代价的，老实说，我还没有为社会牺牲自己的勇气。
但是，现在似乎有写点东西的必要了。尽管文章可能“又丑又长”，尽管不像某些作家那样“深受欢迎”，尽管这些思想对国计民生并没有实际的好处，尽管这些思想未必都是俺的原创。我还是决定要写点东西了，于是就有了上面的文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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