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北大，脑海中立刻会出现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长串革命家和文化大师的名字，令人心向往之。只是他们都是老北大人，至于当代北大，鄙人孤陋寡闻，除了知道有一个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真不知道出过什么名家大师。对此，鄙人颇为困惑。直到前两天看到了一则有关北大的新闻，才觉得找到了一点答案。

据报道，今年五月后，北大将在全校推广实施对“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制度，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等十类学生将被纳入会商范围。对这则新闻，我开始并未在意，因为我一直以为所谓“思想偏激”者应该是指扬言最好将中国沦为三百年殖民地的刘晓波之流，最起码也应该是在寝室谈及历史和时事言语有些不当的人。对这些学生进行思想的帮扶和改造，把其左右歪斜的思想扶正，使之“思无邪”，我觉得不但没什么不妥，而且还体现了学校的宽容和宽大。因为学校毕竟没有给这些学生加上一顶政治的帽子，而是以思想对思想，用先进思想改造落后思想，这种做法不亦宜乎！

然而，北大还有话说。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查晶表示，会商工作关注思想偏激的学生，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原来如此！原来北大所说的“思想”与我所想的“思想”根本无关！原来在北大官僚的心中，“思想”已经降格到对学校的饭菜问题发些牢骚！而且这些牢骚就是“思想偏激”。看来，北大的领导是最具忧患意识的，他们很善于活学活用，能够由气象学的“蝴蝶翅膀效应”推导出管理学的“牢骚效应”——小牢骚有可能引发大动荡！所以，必须对“小牢骚”进行会商，让一切不安定因素都消灭在萌芽状态。我们无法知道会商的经过，但我可以想象会商的结果：所有北大学生看到从一辆辆公车上走下来的一个个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校园官员，急忙一路小碎步跑上前去，笑容可掬、点头哈腰，“我们坚决学校英明的会商制度！它让我们知道了自己怎样不做马加爵，它让我们知道了一粥一饭来之不易，知道了勤俭节约是革命的本钱啊！”这样的结果似乎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但如果不黑色幽默，恐怕只有选择黑色沉默了。

北大的会商，使我想起了《召公谏厉王弭谤》，召公看到国内“道路以目”的情况，劝谏厉王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认为“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本来，我对召公的中国式的言论自由并不以为然，认为它的本质还是在于“防”，在于将百姓的言论导入自己设定的渠道。不过，它在古代中国当然是进步的，是人性化的，是为了不至于“道路以目”。令人遗憾的是，现在的北大竟然连这个道理都搞不明白，不是去疏通河道，而是与“水”会商，劝“水”不要流淌，不要漫过堤坝，该是多么可笑！多么荒唐！

北大的会商制度现在遭到社会的广泛质疑，其中却好像没有北大的那些学者教授的声音，看来他们可能早就被暗暗的会商过了，早就习惯了与领导保持高度一致。在这样的地方，难道你还指望诞生思想和学术的大师？

面对社会的质疑，我真的希望北大能够心有点慌，不再那样坦然。否则，“兼容并包”真的成了他们经常挂在口中的谎言，北大真的成了思想的废墟与荒漠，真的成了网友口中的“北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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