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开篇就说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光武帝刘秀初定天下，中国复归于统一，经过西汉末年风风雨雨的王莽改制、农民起义之后，天下重又复归姓刘，大汉王朝的旗帜得以继续飘扬在华夏大地。但这面大旗也仅只又飘了一百五十年，在这面旗帜下东汉总共出了十四位皇帝，平均起来十多年一位，按理这挺好，美国总统不过才是最多八年的任期，照样把国家治理的挺好，但实际情况是从刘秀起问题就很严重，而接下来的历任皇帝不但解决不了问题，相反却是问题越来越严重，直到大汉王朝的崩塌。

是什么问题压垮了大汉王朝呢？土地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土地等生产资料被大官僚、大豪族侵吞、强占，老百姓不但得不到自己及家庭赖以生存的土地，相反却还要负担原本不属于他们的税，这样的生活环境结果导致东汉初期就开始爆发农民起义现象。刘秀为缓和矛盾，巩固东汉政权，恢复农村秩序也曾做过一些努力，一方面反腐严惩贪官，另一方面下令“度田”，清丈全国土地，核实田赋的征收，但终因其阶级矛盾的必然性，大汉王朝仍向豪强势力完全屈服，导致社会矛盾问题重重，得不到根本性上的解决，只凭个人努力完全是杯水车薪，只顶一时之用，而到东汉后期就连杯水车薪的个人努力也没有了。

东汉后期的王朝在忙什么？忙争权，除了争权，一切都以顾不上来，不是权力在外戚手上，就是在打着保皇大旗的宦官手上，由此权力争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家根本没精力去顾老百姓的事。而大官僚、大豪强则趁机大肆掠夺、搜刮、聚敛财富，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直接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没有土地，没有吃、没有穿、没有住，过着比猪牛都还不如的下贱生活，什么道德、法律都成空谈，都以失效，人吃人的现象越来越多，起义、造反已成早晚的事。

黄巾军大起义、大造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王朝全力镇压，双方互拼后各自伤亡惨重，虽张角、张梁、张宝三兄弟都以战死，但黄巾军仍势力不减，各地遥相呼应。而王朝军力在几度会战互拼后，主力遭到重创，短期内以无法恢复其战力，无力剿乱，朝庭无奈只好接受江夏太守刘焉的建议，让一些战乱严重的州、地区自治，自此中央权力渐渐衰退，王朝步入名存实亡的境地。

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刘协则处境艰难，先惨受董卓之乱，虽有１８镇诸侯兴兵讨董，但深受皇恩的众诸侯人心已散，各谋私利，无人为公。而后又落入曹操之手，饱受其之威迫，贵妃、皇后、儿子都惨遭曹操杀害，可怜一代帝皇竟问臣下：“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而等曹操一死，其儿子曹丕干脆就抢了大汉王朝的宝座，自己坐了皇帝，建立了大魏国，大汉终此灭亡。

而仅仅只过了三十多年，曹魏大权却又落入司马氏一族，当年汉献帝刘协所受过的种种屈辱竟又报回曹氏子孙曹芳身上，同样夺其位，杀其妻，令人感叹不止。最终结局就如曹操谋夺大汉一样，司马氏以同样手段谋夺了大魏，司马炎高喊：“曹丕尚绍汉统，孤岂不可绍魏统耶？”将曹奂踩于脚下，夺帝建大晋王朝。

纵观天下的分合、王朝的更替，不外是两种情况，一是造反；二是谋反。造反者就如张角三兄弟那样，率贫民起义、造反，但却多不成，这也算是一大中国特色。看遍世界史，我们也只能在中国身上看到如水如潮的农民大起义、大造反现象，哪怕这王朝刚建立。为何？中国农民很自由，只要你能就可以变成任何人，可成地主可成名流，但你不能却又没人管你，哪怕你饿死都同样不管。而一旦没活路，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就是造反称王，夺回失去的一切。但这也意味着农民造反必又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活不下去了，是到了没有地、没有房、没有吃等等实在活不下去的情况下，成了华夏大地可有可无的流民情况下才会造反、起义。所以这样的造反是有理的，而有理的东西必为人所惧怕，也为统治者所惧怕，因此，他们承认你有理，却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要消灭你，只因你占理。

而谋反则不同，谋反多如曹操父子、司马懿父子等这样本身就是身居高位之徒，他们深受皇恩，谋反犯上是没道理的，但就这没道理的事却多成，为何？只因历来王朝先把精力用来对付有道理的人身上，因为有道理才可怕。其次做没道理的事，是胜者为王、败者寇，想谋反不一定就能成。成了你运气好、你能力强、你手段高，这讲得或对比的是技术活，和道理无关，因此哪怕成了，也仅是把王朝改个姓，大道依然不变，依然把全部精力用来对付有道理之事、之人。

正所谓：造反有理多不成，谋反无德能成业；三国演义多奇异，天道循环无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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